苦澀的復仇（1945）
每當我看到“審判戰犯”和“懲罰戰犯”等類似的字眼，就想起年初在德國南部戰俘集中營裡所目睹的一切。

    
在一個矮小的維也納猶太人帶領下，我和另外一位記者參觀了這個集中營。這個猶太人應募到美國軍隊，負責對戰犯的審訊工作。他大概二十五歲左右，一頭金發，面容俊朗，警惕心很強，並且比一般美國軍官對政治常識要了解得多，因此由他陪伴，對我們來說倒是一件樂事。集中營建立在飛機場上，圍繞牢獄轉了一圈後，這個向導把我們帶到一個飛機修理庫前，其中關押著不同類型的囚犯，用遮板相互隔開。


    
飛機修理庫是混凝土地面，其中一邊躺著一排囚犯，大概有十二個人左右。這個猶太人解釋說，這些是黨衛軍的軍官，他們得和其他囚犯隔離開來。其中一個穿著邋遢的文職官員，雙臂交叉蓋住臉，顯然已經睡著了。他的雙腳很奇怪，已經嚴重變形。兩隻腳的形狀很對稱，但是已經變成了球形，看起來不像人腳，而像馬蹄。當我們走近這些囚犯時，這個小猶太人開始變得異常興奮。


    
“這是真正的賤人！”他說，忽然，他用穿軍靴的腳猛踢一下，正好踢在那隻變形腳凸起的部分。

    
“起來，賤人！”他大聲喊道，被踢的囚犯猛然從睡夢中驚醒，這個猶太人繼續用德語重復著相同的話。囚犯匆忙爬了起來，笨拙地立正站好。猶太人忽然變得非常暴怒——說話的時候幾乎要跳起來——他向我們講述了這名囚犯的背景。這名囚犯是“真正的”納粹黨人：他的黨員號碼證明，在早期他就已經加入納粹黨，職位應該是黨衛軍政治部門的將軍。很明顯，他曾經負責管理集中營，負責各種絞刑和拷打折磨。簡而言之，眼前這名囚犯就是過去五年我們一直在抗爭的代表。


    
與此同時，我也在端詳這名囚犯的相貌。他並不像其他剛入獄的囚犯那樣衣衫襤褸，身體虛弱，滿臉胡須。他的樣子的確讓人感到非常厭惡，但長得並沒有想像的那樣殘忍恐怖：僅僅有點神經質，從某種程度上還微微透著一股聰明勁。他兩眼獃滯，眼神卻有些賊溜溜的，厚厚的眼鏡已經使失神的眼睛嚴重變形。看起來他更像是被剝去法衣的牧師，酗酒的演員，或者平庸的巫師。在倫敦普通住宅區或在大不列顛圖書館的閱覽室裡，我曾經見過很多類似的人。他顯然精神錯亂——確實是這樣，盡管他當時還算清醒，擔心再被踢一腳。那個猶太人正在給我們講述的關於他的故事應該是真實的，可能就是真的！這就是我們想像中的納粹黨，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實施者，這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來一直對抗的惡魔，如今卻淪落到如此令人同情的境地，很明顯，他需要的不是懲罰，而是心理治療。


    
後來還發生了更嚴重的羞辱事件。另外一名身材魁梧，肌肉結實的黨衛軍官員被命令脫掉上衣，向我們展示腋下黨派編號的文身；又強迫另外一名囚犯向我們解釋，他是如何地編造謊言，說他並不是黨衛軍成員，而僅僅是德國國防軍的一名普通士兵，想借此蒙混過關。我想知道，這位猶太人是否真的願意利用他的權力來羞辱囚犯，他僅僅是——像妓院裡的男人，或是初次嘗試抽煙的男孩，抑或是在畫廊閑逛的遊人一樣——告訴自己正樂在其中，正在實現他茫然無助時想做的一切。


    
去責備德國猶太人或者奧地利猶太人報復納粹黨，聽起來似乎有點荒謬。很明顯，這種報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他們的一家人可能都被殘忍殺害；畢竟，給囚犯的不經意的一腳和希特勒帝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比，簡直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此情此景，還有在德國的所見所聞讓我意識到，報復和懲罰其實都是幼稚的、不切實際的想法。確切地說，根本就不應該存在報復。隻有在你無能為力時，你纔會渴望有朝一日能報復對方，這是產生這種想法的根源。一旦這種無助的感覺消失，那麼渴望報復的願望也會隨之不見。


    
要是在一九四○年，一想到能親眼看見黨衛軍軍官被拳打腳踢，被羞辱折磨，誰不會歡呼雀躍呢？但是當這一切變成可能，卻隻能讓人感到憐憫甚至是厭惡。據說，當墨索裡尼的尸體被示眾時，一位老婦人搶過一把手槍朝他的尸體連射五槍，並且大聲喊著：“為我那死去的五個兒子報仇！”這可能是報紙編造的故事，但也可能是真的。我想知道的是，在連射五槍後，那位老婦人到底能從中得到多少滿足。很顯然，這幾年來她都夢想著能有這一天。但是，她能夠接近墨索裡尼並朝他開槍的時候，眼前的墨索裡尼隻是一具尸體。


    
如今，這個國家的人民對德國強制實行這種恐怖兇暴的和解方案，是因為他們沒能提前意識到，其實對敵人的懲罰並不能帶來滿足感。我們默許了把東普魯士的所有德國人都驅逐出境的犯罪行為——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不能阻止這種犯罪，但是至少應該反對——德國人激怒我們，讓人感到恐怖，因此當他們敗北時，沒有必要施與同情。我們堅持這種立場，也讓其他人為了我們的利益堅持這樣的立場，因此我們有一種朦矓的感覺，那就是既然已經開始懲罰德國，就應該把這種懲罰堅持到底。實際上我們對德國已經沒有多少痛恨了，在軍隊中這種痛恨更少。隻有少數幾個虐待狂纔會對戰犯和賣國賊窮追不舍，從而可以不斷地實施暴行。要是你去問一個普通人應該以什麼罪名控告戈林和李賓特洛甫時，他們是答不上來的。不知何故，當懲罰這些戰爭惡魔的機會到來時，人們對這種懲罰已經沒有興趣了；因為一旦他們被關押起來，他們就已經當不成惡魔了。


    
不幸的是，人們必須在親身經歷某種事情後，纔能真正了解自己。下面是我在德國經歷的另外一件事情。斯圖加特被法軍占領幾個小時後，我和一個比利時記者就進入了這座城市，當時城區內還是一片混亂。在戰爭期間，這個比利時人一直擔任BBC在歐洲的廣播事務，就像所有法國人或比利時人那樣，他對“德國人”恨之入骨，其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英美國家的人。當時，進城的主要橋梁都被炸斷，因此我們隻能走一個窄小的人行橋，很顯然，德國兵曾奮力保衛過這座橋。一個死去的德國兵仰臥在橋腳下，他臉色蠟黃，胸前不知是誰放了一束開遍山野的丁香花。


    
在我們經過這具尸體時，那個比利時人轉過臉不敢看。過完橋後，他說，這是他次看見死人。他大概三十五歲左右，其中有四年的時間一直在通過無線電做戰事宣傳。經過這事以後，這個比利時人態度大有轉變。被炮彈襲擊成廢墟的城市，對德國人的凌辱，這一切都讓他感到厭惡，他甚至還去阻止了一場小規模的惡意掠奪。在要離開的時候，這個同伴把我們隨身攜帶的一點剩餘的咖啡給了我們所借宿的德國人。一個星期前，親自給“德國人”咖啡的這種想法還會讓他覺得不可思議，甚至頗為震驚。但是他跟我說，在看到橋邊的尸體時，自己的感覺有所改變：他突然對戰爭的本質有所頓悟。然而，假如我們進城時走另外一條路線，那麼就不會看到那具尸體——而那可能僅僅是戰爭中兩千萬具尸體中的一具而已。


     P186-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