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行譯叢：大塊（精裝） 

北海道之夏

有幾年，我住在日本的舊都京都。我來學習佛教，卻仍改不了到山林中散步的習慣，研究鳥類、獸類和植物的名稱及生活習性。其間，我也了解了一些關於農民、木匠、漁民的情況，以及他們對這片土地和山河的態度。從他們那裡，我感受到他們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深情，還有之前所受佛教教義的深刻影響。我不時地在神道神社中敬拜：在山腳下、瀑布邊、河水交彙處、水流上遊。這樣做讓我在日本更感受到了家的感覺。那是我生平頭一次，把林中的杉木、雪松、扁柏和太平洋西北當地的松樹林彼此聯繫在一起。除此之外，靠近日本土地和水域的神靈，徒增了我的困惑。我目睹了現代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見證了人民生活不可思議的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景觀。我開始理解這個古老的文明所保持的地域歸屬感和對大自然的崇敬之情，看著這一古老的文明轉而難逃自我吞噬的命運。我的文學同行是東京的先鋒派詩人與藝術家，他們既無心於自然，也不將佛陀教誨放在心上，可一談及人類的剝削、齊唱高昂的民歌時，我們的思想便會擦出火花。京都寺內，與我一同冥想的年輕僧侶與世俗居士皆為頗有造詣的佛教學徒，也是早期日本古老風俗的真正承載者，然而，他們對自然的感受僅僅局限於日式庭院，絲毫不想談論民眾的過度開發。後因機緣巧合，我終於遇上一個人，可以和我談論這些事情。他既不是僧人，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個窮困潦倒的二戰空軍老兵。他窮其一生遊走於山河、田野之間，與勞動人民為伍。

我倆很快意識到，我們提出的關於自然、人性與遠東文明的問題已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影響。在此，我僅限於參照佛教教義、前佛教時期常見的“古老方式”、歷史信息和我對自然世界的體驗。在本書創作過程中，我的內心一直縈繞著一個問題——日本古老文明如何落得隻求發展、唯利是圖的地步？本書對此亦無解，但我試視角進行分析，談一談文明和我們自己。帶著這個疑問，我在一個仲夏來到了札幌，一個擁有百萬人口和寬闊筆直大街的城市，它位於日本北端的北海道，骨子裡仍留有些許野性。

近二十年前，我搭乘“有田丸”號輪船，次踏上去日本的旅途，用了兩周時間穿越太平洋，看著黑足信天翁在船尾來回穿梭。在去神戶海關的路上，我看到有輛卡車上全是海豹，它們被鎖在籠中，搖晃著小腦袋。我感到空間逼仄：擁擠的窄軌通勤列車；軌道旁數以萬計的小型磚瓦房；每隔二十分鐘就有一班特快列車駛過，附近那一處處小菜園跟著一同晃動。生活在京都，我眼裡的北海道是印在奶酪盒上的奶牛與筒倉。聽說，北海道是一個亞北極荒野，我的日本朋友都說，“北海道挺像美國”。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從未到過北海道。戰後，威爾·彼得森作為一名士兵駐守在北方。威爾喜歡北方。他說，隆鼕時節列車穿過一堵堵漂亮的雪牆，就像穿過隧道一樣。

可如今正值夏季，北海道天氣悶熱。推開北海道政府辦公大樓的旋轉玻璃門，我踱步來到寬敞的大廳。辦公大樓共十四層，兩側都配備了電梯。走過兩道牆，再向右轉個彎，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壁畫。畫長約八十英尺，石質淺浮雕，名為“北海道百年”。此類壁畫往往始於一個原住民駕著小船在巨浪中航行，森林、鹿、早期的探險家相繼出現，然後是一群男人手握斧頭伐樹砍樁，一群專家顧問騎馬而來（踫巧畫的是美國人），很快有了一個農業試驗站、奶牛和羊、一所帶鐘樓的大學、一座城市、一家啤酒廠、一家紙漿廠、一列鐵路列車，後是一群人用氣錘在爆破岩石。

一百年：自從日本後進入北海道，宣布對其的主權後，便決定不再將這個占全國其他地區面積五分之一的島嶼交給獵人與漁民，而是讓北海道以具有經濟效益的方式“投入使用”。

穿過一樓大廳，橫跨後街，往南走過一個街區，便是植物園的入口。我要在那兒與館脅操博士見面。館脅博士留著小胡子，面露微笑，步履蹣跚，身著弔帶褲，是位高大英俊、慈眉善目、儀表堂堂的老人。他帶我上樓，進入園內的木質辦公樓。那是一處十九世紀半西式風格的建築，樓梯發出嘎吱的響聲，窗簾隨風飄蕩著，我們來到一間空蕩蕩的會議室，上面鋪著過油的木地板。樓梯口的牆上掛著一幅油畫，畫中是一位身穿維多利亞時代高領的日本紳士。館脅博士停下腳步，微微鞠了一躬。“宮部博士是我的植物學導師，”他開口道，“他師承阿薩·格雷。”館脅博士讓人送茶水來。我打開兩把折疊椅，將它們並排放在大桌子的一端。我向館脅博士簡單地表達了此番前來的目的。他向後靠了靠，嘆了口氣，看著我說：“日本人有一種病態心理。觀光病。他們旅行不是為了觀賞或感受自然美景，而是盲目跟風。”博士跟我談了許多本州主島上山脈和森林的遭遇，語帶悲傷。他說，北海道恐怕也在劫難逃。

然後，我們在一個看起來有點原始的花園裡散步。這個花園是城市中心原始植物群落的沼澤殘餘的一部分，還有高聳的原始樺樹和榆樹。“札幌”一詞源自阿伊努語，意為“大平原”。

後來，我又在北海道大學館脅博士的辦公室見到他。辦公室在農業學院大樓幽暗的水泥走廊旁。辦公室內書盈四壁，卷帙浩繁，旁側還放置著成箱的各式植物彩色幻燈片。赫爾滕、《北極植物志》、木原的三冊關於尼泊爾的書、美國林務局出版的《美國樹木地圖集》、一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關中國林業的舊書，還有俄語書籍……他還向我展示了一項著名的研究成果——《相模灣蟹類圖譜》。該書由昭和天皇編纂，書內圖片色彩豐富。館脅博士以前的一個學生富山博士播放了幻燈片，他自己則用拉丁語寫下灌木與植物的名字。“那些東京學者並不清楚北海道的實際狀態，隻想著北海道與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部相比鄰……正好在溫暖的日本與西伯利亞亞北極地區之間……”

十九歲那年，館脅博士來到北方，希望能在這裡研究庫頁島及千島群島的植物。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離開。瀏覽書架時，我發現了館脅博士一本出版於二十年代末期的詩集。詩集收錄的是和歌，由三十一個音節組成，比俳句多兩行。館脅博士將該詩集命名為“山”，其中有一首描寫了一支移民到北海道的西伯利亞族群，人們稱之為吉利亞克人：

吉利亞克人的苦難

與吉利亞克人——難明眾人苦，

今夕眾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