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詩 1

自傳體隨筆 6

爵士樂時代的回聲 7

我逝去的城市 20

林 33

“請帶 F 夫婦去某號房間” 40

拍賣——1934 年模式 58

睡與醒 66

崩潰 72

早年成名 91

讀書札記 98

一、趣聞 100

二、精剪 102

三、對話與道聽途說 103

四、描寫事物和氛圍 112

五、警句、妙語與笑話 136

六、（沒有女友的）心情與情感
145

七、描寫女子 148

八、描述（自然）人 166

九、思想 176

十、詩與歌 181

十一、人物 192

十二、文學 203

十三、瞬間（人們做什麼）
211

十四、胡言亂語與離題空話
220

十五、看法 229

十六、污言穢語 248

十七、場景與情境 248

十八、題目 269

十九、未分類 271

二十、大白話 275

二十一、青年與軍隊 278

書信 287

致友人的信 288

致弗朗西絲·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信 337

關於《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三封信 361

約翰·多斯·帕索斯的來信
365

1

托馬斯·沃爾夫的來信 367

F.S. 菲茨傑拉德 / 保羅·羅森菲爾德 372

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是與非
/ 格蘭威·威斯考特 378

簡議菲茨傑拉德 / 約翰·多斯·帕索斯 393

時光 / 約翰·皮爾·畢肖普 399

我逝去的城市

1932年7月

    黎明時分，渡船從澤西海岸輕輕駛來——這一刻已經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構成了紐約的個符號。5年後，我15歲時，從學校跑到這個城市，就是為了來看《貴格會少女》中的愛娜·克萊爾以及《彷徨少年之謎》中的格特魯德·布萊恩。我對她們的愛既無望又充滿憂傷，愛得讓我迷失了自我，根本不知道該喜歡她們中的哪一個，所以她們朦朦矓矓地組合成一個可愛的整體——女孩，這是紐約的第二個符號。渡船代表成功，女孩代表浪漫，等到這兩者我都有所收獲時，第三個符號卻不知在哪裡給弄丟了，而且再也找不回來了。

    又過了5年，4月某一天幽暗的下午，我找到了它！

    “喂，邦尼！”我大聲叫道，“邦尼！”

    他沒有聽見我的叫聲，我搭乘的出租車把他給跟丟了，沿街開了半個街區纔跟上他。人行道上有黑色的雨漬，我看見他步履輕盈地走在攢動的人群中，穿著永不離身的棕色衣服，外面罩著棕褐色雨衣。發現他拄著一根輕巧的手杖，我著實喫了一驚。“邦尼！”我又喊了一聲，然後停了下來。我當時還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本科，而他已經是紐約人了。他這是在午後例行散步，由於雨越下越大，他這纔拄著手杖匆匆而行。既然我沒有和他提前約好，那麼，如果他在忙於私事，我踫巧遇上他，要和他扯上一小時，就有點打擾他了。出租車跟著他的步伐走了一會兒，我一路看著他，那情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不再是厚爾德球場那個害羞的小學究了——他滿懷信心地走著，全神貫注地想著心事，目光直視前方。很明顯，他對自己的新環境心滿意足。我知道他和另外3個人合租一套公寓，從所有在讀大學生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但滋養他的還有其他東西。而我也是次對那種東西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大都會精神。

    之前，我隻見識過供人觀瞻的紐約——當時的我就是看到馴養的熊都目瞪口獃的鄉巴佬狄克·惠廷頓，喫驚得瞠目結舌，或者是來自法國南部米迪的毛頭小子，被巴黎條條林蔭大道搞得暈頭轉向。我以前隻來紐約看過演出，但伍爾沃斯大樓和老爺車比賽會標的設計者，音樂喜劇和問題劇的制片人，都找不到比我更具鋻賞力的觀眾了，因為，在我眼裡，紐約的風格和魅力已超越了其本身的價值。我從來沒有接受過學生郵件中匿名邀請我參加初次社交舞會的邀請，這或許是因為，我認為沒有任何社會現實能比得上我心目中紐約的流光溢彩。再說，那個被我愚昧地稱為“我的女朋友”的人來自中西部——那個遙遠的地方成了天地間的溫暖中心，所以我覺得紐約本質上既憤世嫉俗又殘酷無情。隻有一個晚上除外，當時，她在一條短短的走廊上繪聲繪色地向我講述了裡茨飯店的樓頂多麼絢麗多姿。

    但近，我已經把她丟得一干二淨了，我需要一個男人的世界，這次見到邦尼，讓我覺得紐約就是這樣的世界。一周前，費大人帶我去拉斐特餐館，我們面前擺滿了賞心悅目的所謂“餐前小喫”，一邊就著這些菜，一邊喝著猶如邦尼充滿自信的手杖一樣神勇的紅酒。但這畢竟隻是一家餐館而已，喫過飯，我們還得開車過橋，回到我們的窮鄉僻壤。這個大學生尋歡作樂的紐約，這個雲集了斯特諾比、珊勒、傑克等餐館和夜總會的紐約，已經變成了恐怖的地方。盡管我時不時跑回紐約來喝杯烈性酒，但每次我都覺得這是對矢志不渝的理想主義的背叛。我之所以參與，與其說是為了放蕩淫亂，不如說是出於某種躁動和渴望，但那段時光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什麼愉快的回憶。如歐內斯特·海明威所說，光棍男到有餘興表演的餐館去的目的就是找柔順女人的。至於其他的，隻不過是在污濁的空氣裡浪費時間而已。

    可是，那天晚上，在邦尼的公寓裡，日子過得既溫馨又安逸，可謂是我在普林斯頓慢慢愛上的所有東西的大荟萃。室外大街上的噪音艱難地穿過由書籍構成的屏障滲透到屋子裡面來，與室內輕柔的雙簧管樂聲交織在一起。的不和諧音是一個人撕開邀請函時發出的清脆聲。在這裡，我找到了紐約的第三個符號，於是，開始打聽租這樣一個公寓需要花多少錢，並在想到哪兒去找與我合租的朋友。

    機會很渺茫——因為接下來的兩年，我對自己命運的掌控力就好比一個罪犯對自己裁剪衣服的決定權。1919年，我回到紐約時，為生活所困，以至於對在華盛頓廣場過上一段隱修生活連想都不敢想。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廣告業掙足夠多的錢，在布朗克斯租一套不透氣的雙人公寓。我牽掛的姑娘從沒來過紐約，但她非常聰明，就是不願來。在焦慮和不快的陰霾中，我度過了我人生中易受外界影響的4個月。

    紐約具有創始之初所有的彩虹色。從戰場上歸來的軍隊昂首闊步地走在第五大道上，姑娘們本能地從東部和北部被他們吸引過來——這是偉大的民族，空氣中充滿了節日的氣息。每當在某個周六的下午，我像幽靈一樣徘徊在紅屋廣場上時，每當我跑到東六十區參加流光溢彩的花園派對時，每當在巴爾的摩酒吧跟我在普林斯頓的校友暢飲美酒時，縈繞在我心頭的是我生活的另一面——我在布朗克斯那冷冷清清的小屋，在地鐵上立足的那一平方英尺，我對每天亞拉巴馬來信的守望——信會來嗎？信上會說些什麼？——我那身寒酸的西裝，我的窮困潦倒，我的愛！我的朋友們已經體面地踏上了生活的旅途，而我則可憐巴巴地打著赤膊擠進人生的洪流。紈绔子弟們在“二十人俱樂部”簇擁著年輕的演員康斯坦斯·貝內特，耶魯—普林斯頓大學俱樂部的同學在我們一戰後次同學聚會上大呼小叫，還有我經常光顧的百萬富翁家庭的那種氛圍，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空洞的浮雲，雖然有時候我覺得有些場面也令人難忘，但遺憾的是，我總是心繫著其他的浪漫之事。無論是熱鬧的午宴，還是迷醉的卡巴萊餐館，對我來說，都沒什麼兩樣。我都是迫不及待地盡早脫身，好回到我在克萊蒙特大道的家——之所以說是“家”，隻是因為門外可能有封信在等著我。日復一日，我那些關於紐約的遠大夢想，一個接著一個地被玷污了。在我和格林威治村的一個邋遢女房東面談時，記憶中邦尼公寓的魅力便與其他東西一道慢慢消失了。她說我可以把姑娘帶回房間，她的這個點子讓我很沮喪——為什麼我非要把姑娘帶回房間呢？——我已經有女朋友了！每當我漫不經心地走在第127大街的商業中心時，總對那裡活力四射的生活憎恨不已，間或在格雷便利店買張廉價戲票，努力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能沉浸在往日對百老彙的激情中。我一事無成——在廣告界庸碌無為，當作家又入不了門。我憎恨這個城市，我咆哮怒罵，花光後一分錢買醉，然後哭鼻子抹淚地回家……

    ……捉摸不定的城市。接下來發生的是那段華而不實的歲月裡成千上萬個成功故事裡的一個，但它在我自己關於紐約的記憶裡卻很有分量。半年後，我回到紐約時，編輯和出版社的辦公室向我敞開，劇團經理向我討要劇本，電影圈也渴望從我這裡得到素材。讓我困惑的是，我之所以被認可，並不是因為我是中西部人，也不是因為我是超脫的旁觀者，而是因為我屬於紐約所需要的那種原型。要想搞懂這一點，必須先解釋一下1920年的大都市是怎麼回事兒。

    當時的紐約已經有了今天的林立高樓，已經有了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繁忙景像，但人們卻變得笨口拙舌，不善辭令了。像其他人一樣，專欄作家F.P.A.a揣度著個體和群體的脈搏，不過，他的專欄文章如隔窗觀望般膽小羞怯。本土藝術還沒有和社會融為一體——艾倫·麥凱也還沒有和歐文·柏林喜結良緣。在1920年的人們眼裡，漫畫家彼得·阿諾筆下的很多人物還沒有什麼意義。除了F.P.A.的專欄之外，沒有什麼論壇談論大都市風範。

    然而，“年輕一代”這一概念轉瞬間便成為紐約生活諸多因素的大融合。50歲的人也許會違心地認為還存在一個上流社會，作家麥克斯維爾·博登海姆也許會違心地認為有一個值得他描摹的波西米亞圈子——但這些鮮亮、快樂、朝氣素的大融合那時就開始了，一個比艾米麗·普萊斯·普斯特實實在在的紅木晚宴更生機勃勃的社交圈子也嶄露頭角。如果說這個圈子造就了雞尾酒派對，那麼，它也推動了公園大道商界精英智慧的發展。受過良好教育的歐洲人開始改變對紐約的看法，認為到紐約去旅行要比到千篇一律的澳大利亞灌木叢長途跋涉有意思多了，這還是有史以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