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譯本序

舊編譯本序

自我思考

論寫作與風格

論博學與學者

論閱讀與書籍

關於美的形而上學與美學

論判斷、批評、贊許與榮譽

論天纔

論自殺

心理學備考

論教育

論婦女

論噪音

比方，譬喻和寓言

關於文學寫作的美學

關於音樂的形而上學

關於藝術的內在本質

關於可笑性原理

論歷史

附錄

詩若干首

譯本序

   叔本華作為哲學家，向有悲觀主義者的稱號。其實，他對人世並沒有從個人出發的嘆老嗟貧之類的悲音，自然也沒有天真、幼稚的樂觀主義論調；他不過慣於冷靜地闡述對於人生邏輯之大小前提的見解，精闢地言人之所未言的有關哲理。識者雲：作為叔本華的認真的讀者，畢竟以擺脫那個“稱號”的牽制、直接閱讀他的原著為宜。

   叔本華的哲學來源於康德的批判唯心主義，兼收費希特、謝林等人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觀，雖然同時又在自己獨特的唯意志論的基礎上，對後者表示了輕蔑。他的主要著作的題目是《作為意志與表像的世界》，其中“表像”（Vorstellung）在這裡還可譯作“觀念”，是指經過感知的客觀事物在腦中再現的形像；用他自己的說法，也可叫做“意志的客觀化”。那麼，世界是什麼？在他看來，不過就是意志及其客觀化的幻像。進一步認識的關鍵在於首先弄清楚他筆下的“意志”。意志，類似康德的“物自體”，是一種盲目的、無理性的力量，凌駕在人的智力之上，使人屈從於本性、情緒、性衝動等；因此有“意志是主子，智力是僕人”的說法，而叔氏更把意志比作一個肩頭扛著一個跛足智力的盲人。康德把世界分為現像的和本體的；叔本華則把自我也分為現像的和本體的。從現像上說，人作為感知的對像，也是一種物自體；從本體上說，人隻能是意志的顯現。但是，論的原則立場上，為了理解人的整體性，他不得不悲觀主義地強調意志的貪婪的主宰力量。在他看來，意志獨立於時間與空間，超越各種無機和有機現像，包括世界萬物的本性和各種現像的內核——它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至和無所不為，注定人生多苦惱，幸福不過是幻想。人生苦惱的稀釋劑是藝術，隻有從事藝術，纔能使人在自由的審美沉思中，找到避免屈從於意志的場所；可惜的是，藝術雖然比有涯的人生要長久，但在人類的盲目意志的客觀化氣焰面前，畢竟隻能提供暫時的慰藉。因此叔氏求救於佛教，視佛教和否定人世的神秘主義高於當代流行的基督教神學。他不是首先向德國哲學介紹印度宗教的人，但他卻堅決擁護佛教通過冥想達到否定人世的原則，即通過自我否定和逆來順受等苦行實踐，化解並根除個人意志，進而輸入一種萬念皆空、死後寂滅的涅意識，以便在現實的今世苦難和想像的死後磨難中，為自己的哲學

理念建立一個似可與實際生活相呼應的立足點。                                                          

   由於對當時一般學院派、特別是如日中天的黑格爾學派，抱著嚴厲的不妥協的對抗態度，叔本華受盡了同代人的冷遇。他一生不得志，但堅信真理的後勝利（如他所說，“真理終會到來，因為它永久存在。”）；直到晚年，一八五三年（他卒於一八六年），他的哲學思想纔開始為思想界所重視。叔本華的思想遺產對後世的哲學，如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哲學以及人類學等，起過積極的促進的作用。他的文字優雅，少有哲學家慣用的術語及其晦澀風格，因此直到後世，他的格言、警句往往比他的玄學體繫擁有更多的讀者，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而又無可奈何的。據說奠定他的散文家地位的，是他的散文集《附錄與補遺》（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一八五一年), 被激賞於文壇大家如托爾

斯泰、康拉德、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弗洛伊德等人。

    叔本華充分利用德語特有的框型結構，把他的奇思妙想分布在這個結構的各個部位，往往令讀者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眼花繚亂之後，纔勉強接近他的全部思維的輪廓。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因此難免有如下兩種顧慮：一是如何照顧作者的風格，一是如何照顧漢語讀者的習慣。前例是：原文如為一個包孕句（Verwickelter Satz），猶如一株枝葉繁茂的樹干，一般資深譯者出於某種考慮，往往動手把那些枝葉即修飾性從句，從樹干即主句上，一一撕扯下來即單獨譯出來，然後把它們和主句並列在一起，以為這樣會幫助讀者細致了解原文。竊以為：如此忽視構件的主從與表述的輕重，可能在一般文字中不大引起注意，也就容易導向大而化之，殊不知這種譯法與作者的嚴謹風格、與干枝

分明的原文相去甚遠，是不值得提倡的。

後例是：原文如為由一個連接詞將條件從句和主句連在一起的復合句（Zusammengesetzter Satz），大都是把主句放在前面，把以“因為”“隻要”“既然”等連接詞開頭的條件從句放在後面。這種句型在漢語中已逐漸流行，譯者一般不加考慮地采用這種造句結構，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竊以為：在合理從俗的前提下，如果條件從句過長，把主句放在前面，便會離它越來越遠，以致為讀者掌握全句意義造成困難，因此似有必要按照實際情況，尊重漢語習慣，把主句移到從句後面來。

     這裡想重復一下舊編“譯本序”中的一句話，“本集譯者不想也不能把這位有稜有角的哲學家變成一個他本人所厭惡的謙謙君子，便隻好照原文把他譯了出來。”這個態

度在本書增訂過程中也沒有改變，是否有當，尚須候教於高明。

綠原

二○○七年五月

北郊八裡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