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相信，奧威爾去世已有三十年了。他仍舊在對我們說話，說得比今天的報紙上可以讀到的大多數評論員和政治家還要有力，還要清晰。但是，似乎許多人仍舊誤解了他；這種誤解可能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而形成的，很像那些——比如說在五十年代——使得薩特和波伏瓦遭到左派知識分子的排斥，使得加繆和庫斯勒因有同樣的清晰眼光而獲咎的政治原因一樣。
    許多讀者從《讀者文摘》編輯的同樣角度來看待奧威爾：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們隻保留《一九八四》，把它斷章取義，硬把它降低為一本反共的小冊子。他們為圖方便，對奧威爾反極權主義的鬥爭的動力是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視而不見，對他來說，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抽像的概念，而是一個活的事業，不僅動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使他幾乎在西班牙內戰中為之送命。
     奧威爾本人就說得不錯：我認為我們這樣的人比所謂專家更了解情況，這不是因為有什麼能力能夠預見到具體事件，而是有能力了解我們所生活的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的確，就是這種洞察力賦予他一種獨特的權威：不像那些世所公認的專家和學院派的智囊，他能夠看到顯而易見的東西；也不像精明的政治家和趨時附勢的知識分子，他不怕把它說出來；更不像大多數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能夠用簡單明白的英語做到這一點。
    這種罕見難得的能力，使他具有一種沒有驕氣的自信，即使有時不免冷酷無情和傷人感情。他偶爾也意識到自己“思想上的殘酷”，但他認為這樣做是責任，而不是過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能夠既不專橫武斷又不自以為是，因為他身上的自信不是隨便簡單化的產物，它反映了一種真正的單純，也就是看到皇帝裸體的孩子的單純（《皇帝的新衣》是他最喜歡的一個故事，他甚至有過把安徒生的這個童話改編為現代故事的想法）。他性格的這個方面在他生前曾引起一些眼光敏銳的評論家的注意，例如維·索·普利徹特①在一篇極為精彩的速寫中就認為他具有“未開化初民的天真”。
    單純和天真是兒童和初民可能很自然具備的品質；但開化了的成人不先經相當嚴格的訓練是不容易達到的。在奧威爾身上，這種美德是言行一致沒有絲毫差距這一堅定的正直品質達到登峰造極的結果。他真實清白；作家的他和作人的他是完全一致的——在這個方面，他正好是一般“文人”的反面。也許這裡就有他與亨利·米勒保持那看來有違常理然而卻很堅定的友誼的原因：顯然沒有事情比這個極權劫運的悲觀預言者和那個性解放的猥褻預言者之間的親密交情更加稀奇的了；但是實際上，他們都認識到對方的純真：兩人都能用自己的生活來證實自己所寫的每一個字。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要想了解奧威爾傳記的詳細內容的願望（如今這一願望已因伯納德·克立克的令人欽佩的權威之作①而得到了滿足）並不等同一般的好奇。他的生平可能不如他的著作那麼重要，但是他的生平證明了他的著作的真實性。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