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施小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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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趣味

上海見聞錄

上海交遊記

中國趣味

說起中國趣味，如果隻是把它說成是趣味的話，似乎有些言輕了，其實它與我們的生活似有超乎想像的深切關繫。今天我們這些日本人看起來差不多都已經完全接受了西歐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中國趣味依然頑強地根植於我們的血管深處，這一事實很令人驚訝。近來，我對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在以前認為東方藝術已經落伍了，不將其放在眼裡，心裡一味地憧憬和心醉於西歐的文化文明，可到了一定的階段時，又回復到了日本趣味，而終又趨向於中國趣味了，這樣的情形好像很普通，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人。這種情形在那些曾在海外待了一段時期的人中尤為多見。我這裡主要是指那些藝術家。可是現今五十歲以上的士紳，多少有些教養的人，說起他們骨子裡的思想、學識、趣味，其基調大抵皆為中國的傳統。年長的政治家、學者、實業家等，可以說沒有人不會作幾句拙劣的漢詩，學過一點書法，玩一點書畫古董的。他們都是在孩提時代便耳濡目染其先祖們代代相承的中國學識，雖有一個時期他們也曾迷醉於洋風洋氣之中，但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又重新復歸於先來的思想。我曾從一位朋友那裡聽到有位中國人這樣感嘆道：“如今，中國藝術的傳統在中國本土早已湮滅了，倒是在日本還留存著。”這句話也道出了一部分的事實真相。當今中國的知識階級，在整體上恰如日本的鹿鳴館時代鹿鳴館是由當時的外務卿井上馨倡導、1883年建於東京的西洋式建築，常在此舉行社交舞會和西洋式的酒宴，進出此地的都是身著洋服洋裝的上流社會的名媛士紳和各國的外交官、商人。鹿鳴館成了當時洋風洋氣為興盛的地方，這一崇尚西洋的時代也被稱為鹿鳴館時代。，會有很短的一個時期醉心於歐美，但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意識到要保存國粹了。在中國那樣具有獨特的文化和歷史、相對比較保守的國度裡，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對於如此富於魅力的中國趣味，我感到有一種如景仰故土山河般的強烈的憧憬，同時又感到一種恐懼。何以會如此，別人的情形我不清楚，就我自己而言，乃是我感到這魅力在銷蝕著我藝術上的勇猛進取之心，在麻痺著我創作上的熱情（關於這一點，我擬另擇時日詳論，由中國傳來的思想和藝術的真髓，乃是主靜而非主動，這對我好像是有害的）。我自己越能感受中國文化的誘惑力，對此我也就越感到恐懼。我在孩提時代也去上過漢學的私塾，母親教我閱讀《十八史略》《十八史略》代曾先之所著，後多有增補，內容取自《史記》至《宋史》，是一部中國史的通俗讀本，約在室町時代傳入日本，江戶時代廣為人所閱讀，明治時代甚至被用作教科書，至今仍有各種注釋本出版；在中國本土，清代以後漸漸被人所淡忘。。我至今仍然認為，在近來的中學等地方，與其教授那些枯燥的東洋史，還不如讓學生閱讀這部充滿了有趣的教訓和逸事的漢籍，也許這樣會有益得多。後來，我曾去中國旅行了一次。雖說我對中國懷著恐懼，但我書架上有關中國的書籍卻是有增無減。我雖在告誡自己不要再看了，卻會不時地打開二十年前所愛讀的李白和杜甫的詩集：“啊，李白和杜甫!多麼偉大的詩人啊!哪怕是莎翁，哪怕是但丁，難道真的比他們了不起嗎?”每次閱讀，我都會被這些詩作的魅力所打動。自從移居到橫濱以來，我忙於電影的拍攝，生活在充滿西洋氣息的街上，居住在洋樓裡，但在我書桌左右兩邊的書架上，除了放有美國的電影雜志之外，還有高青邱、吳梅村的詩集。我在因工作和創作而感到身心疲憊時，會常常拿出這些美國的電影雜志和中國人的詩集來閱讀。當我打開《活動寫真（電影）》《電影世界》《電影故事》等雜志時，我的思緒就飛到了好萊塢電影王國的世界裡去了，我會感到蓬勃的雄心在燃燒；但是，一旦當我翻開高青邱的詩集時，哪怕隻是接觸到了一行五言絕句，就會被他閑寂的詩境所吸引，剛纔還在燃燒的雄心和跳躍的思緒，就如同被澆了一桶水似的，冷卻了下來。“新的東西是什麼呢?創作是什麼呢?人類能達到的的心境，不就是這些五言絕句所描繪的境地麼?”那時，我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我覺得這很可怕。

以後我當何去何從呢?眼下的我，一方面是盡可能抗拒中國趣味，一方面又不時地以一種渴望見到父母的心態，悄然歸返到彼處。就這樣反復再三，不能止行。

上海交遊記·內山書店（節選）

到達上海後不久的某一天，應在三井銀行任分行長的我的一位舊友T氏的邀請，去了一家被稱為“功德林”的中國素菜館。同席者有三井銀行及三井物產的職員和其他T君的熟人共十多人。席上，從經紀商宮崎君那兒聽到了些頗感意外的事。他說，現在一批青年文人藝術家正在中國掀起一場新的運動，日本的小說、戲劇等中一些出色的作品差不多都經他們的手譯成了中文。“你若不信，可到內山書店去問一下。你認不認識內山書店的老板?明天這位店主與中國的文人們有一個聯誼活動，明天到那兒去看一下的話，情況就可以了解了。”

我稱此為“意外”，是因為在上一次，即大正七年（1918年）我到中國來時，在北京和上海都想見一些新的文人作家，設法托人去四處打聽尋訪，但在那時的中華民國，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我問道：“有沒有什麼著名的小說家或戲劇家?”一位中國人回答我說：“眼下的中國現代新文學勃興的機運尚未到來。青年人的志向多在政治方面。即使有人寫點小說，那大抵也是新聞記者閑來時的率爾操觚，其小說主要也是政治小說。”也就是說，以日本來比喻的話，當時的中國還是《佳人之奇跡》《經國美談》《經國美談》，作者矢野龍溪；《佳人之奇遇》，作者東海散士。均為明治初期的政治小說，主旨在借故事和人物宣傳政治主張。中國早期曾有梁啟超等的譯本。的時代。所以當然不可能有人知曉我們的名字，更不會有我們作品的中文譯本。此後我曾聽說中國開始流行新的口語詩，另外還見過周作人君翻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現代日本小說集》，1922年5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者署名周作人，收小說三十篇，其中十八篇為周作人所譯，其餘為魯迅和周建人翻譯。。但時隔八年，我在到上海來之前，完全沒料到日本文學如宮崎君所說的那樣，已得到了如此興盛的介紹。從報上看，我覺得中國的學生至今仍然熱衷於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似乎尚無餘暇來顧及文學。

過了數日，M君帶我去了位於北四川路上阿瑞裡內的內山書店。據說這家書店是除了滿洲之外中國的一家日本書肆。店主是一個精力旺盛、一說就通、說話風趣的人。在店堂裡側的暖爐邊，放置著長椅和桌子，來買書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會兒，喝杯茶聊會兒天——蓋此家書店已成了愛書者的一個會聚地。我在此處一邊喝茶一邊聽店主講述中國青年人的現狀。聽店主說，這家店一年約的營業額，而這其中約有四分之一是由中國人買去的，而且這一比率每年都在增加。問到中國人主要是買哪一類書，說是沒有定準，什麼書都有人買。哲學、科學、法律、文學、宗教、美術……如今中國人的新知識，差不多大部分都取自日文書。當然不限於日本的內容，西洋的知識也通過日文譯本閱讀。這其中原因之一，是上海乃一個商業城市，雖也有賣西洋書的書店，但書的種類有限，他們所期望的原文書不易得。有時想要獲得西文原著，就向東京的丸善書店去詢問訂購。還有個原因，便是語言的問題。日語要說雖不易，但隻是閱讀的話，與英、法、德語比較起來，其難易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語了。要體會小說和戲劇的內蘊，也隻需花上一二年時間；而要隻是粗粗讀懂科學和法律方面的書，有半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因此，想要快捷地獲得新知識的中國人，都在爭相學習日文。譯成中文的西洋書籍，很多是從日文本重譯的。而所謂的新小說，仔細看一下的話，裡邊似乎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從日本小說中獲得啟示，或者據日文小說編譯的。——也就是說日文在現在中國的作用，正如同英語在當年的日本一樣。“所以現在能讀日文的中國人有多少弄不清楚。我的店裡每天都有中國人來買書，然後在這兒喝杯茶聊會兒天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