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譯序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瀋志明

福樓拜書簡浩如煙海，可以說是一座寶庫，來往書簡有成百上千萬字。福樓拜的親筆書信就占“七星文庫”四卷，從 1830年至 1880年，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又逢法國處於大動蕩、大變革、大發展、大擴張的時代；再從書信的內容來講，無論是政治大事件、社會大變動，還是宗教信仰、道德規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文學藝術等，均有涉及，其廣度和深度，都是的，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為研究這個歷史時期的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習俗、文學、藝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比如，讓—保爾·薩特的鴻篇巨制《家庭的白痴》，幾乎完全取材於福樓拜的書信及著作。相信“存在決定意識”的薩特，用自己的存在哲學思想為福樓拜做了一次徹底的心理解剖和精神分析。再如，法國傳記作家特羅亞所著的《不朽作家福樓拜》，引用福樓拜親筆書信多達 602處，有時一處包括幾個小段。這些引用占全書引語 95%以上，占全書篇幅的 1/3以上。可以說，這部書是他以書信為依據，結合對福樓拜作品的詮釋和分析寫成的。

本書中的文學書信，隻選與福樓拜文學創作密切相關的部分，主要目的是揭示深深隱藏在作品人物背後的作者福樓拜，期望更好地了解在其作品中的另一個福樓拜。我們知道，隻比福樓拜年長一百多歲的曹雪芹，除了給後世留下一部殘缺不全的《紅樓夢》，文章、書信、手稿及其他手跡什麼也沒留下，給研究《紅樓夢》及其作者的學者專家帶來許多困難。舉這個例子，是想說《紅樓夢》的作者也是隱身在小說人物背後的，也是不站出來臧否人物作為的。相比之下，《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薩朗波》的作者福樓拜卻不僅為後人留下全部著作和手稿，而且留下幾乎完整無缺的原始書信，還不算其他手跡，這為法國文學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小說家福樓拜和書簡作者福樓拜表面上判若兩人，實質上則是一個福樓拜的兩面，一個作家的雙重性格。他的文學藝術原則是：“按我的藝術理想，我認為，作家不該表露自己的信念；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裡，就像上帝在自然界一樣不露面。”（1875年 12月 20日函）所以，他寫小說一概用第三人稱，作者不露聲色，對人物不偏不倚，不置臧否，把平平常常的事情描述得貼切而扼要，可謂言簡意賅，透著鑽石般晶瑩的風格。然而，他寫書信則隨情任意，直抒胸懷，從不掩飾，暢所欲言，喜怒哀樂溢於言表；其行文暢曉，運筆如飛，或顧盼自雄，或垂頭喪氣，或自我陶醉，或自我解愁，好像故意自我暴露，自我解剖。福樓拜一生享有“獨立不羈”的美名，承認自己是個怪物，集各種矛盾於一身。本文試圖通過福樓拜書信，揭示他生命中幾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雙重性格。

所謂福樓拜的雙重性格，一言以蔽之，“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此語有概括性和典型性。

我們知道，《包法利夫人》是一本“人情禮俗的書”。福樓拜用了四年半的時間纔寫成，勞累不堪，精疲力竭，幾乎快“神經錯亂”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深切感到這個小女人所感到的慘痛，我都害怕自己不要也神經錯亂。”（1852年 12月 22日函）就像“男人干好事，亢奮之後的疲軟……男人女人合為一體，我既是情人又是情婦”（同上）。可是作者偏偏要自己難為自己，“不徒巧其辭，不容發議論，作者的個性則缺席”（1852年 1月 30日函）。所以要求自己不沾絲毫的抒情筆調，“要讓讀者讀到一種他想像不到的語言”（1858年 10月中旬函），要讓包法利夫人處在自己的處境，“對困境和丑惡有窮形盡相的描寫”（1852年 1月 30日函），就是讓女主人公跟自己一樣，處在資產階級中而嫌惡資產階級，讓讀者感受到她代表著作者骨髓裡脫離不開的那種資產階級習氣。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寫出的作品是真實的，但作者偏偏信誓旦旦地說“一切都是杜撰的”，後來掩飾不過去了，便改說，“請相信，虛構也有真實……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無疑就在此刻，就在法國二十個村莊裡，同時在受苦在哭泣”（1853年 8月 14日函）。所以，小女子愛瑪有著與作者一樣的神經質，一樣的狂熱、幻想、苦惱、任性、多變等。愛瑪，也跟他一樣渴望美妙的愛情、美好的生活，深隱在庸俗生活中向往著理想的靈魂，為面臨不可回避的平庸現實而痛苦不堪。毋庸置疑，“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當然應出自福樓拜本人，而且為世人公認了。

然而，筆者查考了不知多少年，翻遍已出版的福樓拜書簡，閱覽研究福樓拜的論著和傳記，都沒有找到這句話的出處。所幸，前幾年偶然發現伽利瑪出版社推出的《文學新發現叢書》中的《福樓拜——筆杆子》（2002），便買下來，讀到第三章的一個詮釋，一位批評家說：“應當相信福樓拜向女記者阿梅莉·鮑斯蓋說的私房話：‘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就是模仿我的！’”真是喜出望外，總算找到個出處。

其實，“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是不是福樓拜的原話，並非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這句話高度概括了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繫，具體地說就是福樓拜的作品與書信的關繫。當《包法利夫人》還在剛出版不久後的一片謾罵聲中時，獨具隻眼的波德萊爾出語驚人：“一個外省的小姘婦冷不防引發了一個小小的奇跡。”後來法國評論家於勒·德·戈爾蒂埃（1858—1942）根據這句話，提出了著名的包法利主義，將這種行為提升到理論高度，上升為一種普遍的真理。他認為，世人傾向於用想像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雙重化，傾向於中止自己現實的人生而成為自己所設想的人、所期望的人。人永遠需要設想自己是另一個人，不斷向自己說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