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爾斯泰巨大的身軀依然嵯峨，阻擋著地平線，幾個先驅智者卻或已經發現，在巨人托爾斯泰背後赫然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如多山地區所見：近的山峰，往往為毗連的峻嶺所遮掩而不得窺其巍峨，等到慢慢遠離之後纔重新發現其雄偉。這座被半遮半掩的山峰，這個重巒疊嶂中神秘的山崖，就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條豐美的江河發源於斯，如今正可大量滿足歐洲新的渴望。可與易卜生和尼采媲美的正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爾斯泰；他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偉大，也許比他們更為重要。

大約十五年前，德·沃居埃先生以高貴的姿態，托著雄辯的銀盤向法蘭西獻上打開俄國文學的鐵鑰匙，但講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卻為他論及的作家之粗野表示歉意。他承認陀氏具有某種天纔，但同時，又合乎禮儀地有所保留，為陀氏太多的粗言穢語感到非常不自在，尚希讀者原諒，說什麼“絕望促使他千方百計讓我們的世界去理解他的世界”。德·沃居埃先生對陀氏早期作品略加陳述，覺得這些作品即使不討人喜歡，至少尚可忍受。之後，他著重論述了《罪與罰》，提醒讀者注意，“完成這部作品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纔華便停止上升了”。讀者不得不相信他的話，因為當時除了此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東西幾乎都沒有翻譯過來。他甚至說：“陀氏還會振翅飛翔一陣子，但隻是在迷霧中，在越來越混濁的空中轉圈子罷了。”然後他寬厚地介紹了《白痴》一書的特點，接著談到《群魔》時，說這本書“雜亂無章，布局不工，不倫不類，充斥著世界面臨末日的論說”；至於《作家日記》，就像“曖昧不明的贊歌，既缺乏分析又逃避論戰”。他隻字不提《永久的丈夫》和《地下室手記》，卻寫道：“我未提一本叫《成長》的小說，因為比起先前的小說要差得多。”繼而更不客氣地指出：“我不想多談《卡拉馬佐夫兄弟》，據普遍供認，俄國極少有人有勇氣讀完這個沒完沒了的故事。”後他作出結論：“我的任務隻限於喚起人們注意這個作家，他在那邊已大名鼎鼎，在這裡卻幾乎名不見經傳；我隻想指出他的作品中能顯示他多方面纔華的三部（？），那就是《窮人》《死屋手記》《罪與罰》。”

因此，我們不大知道該怎麼辦，該感激德·沃居埃先生吧，不管怎麼說，他是個告知我們的人，或者該對他生氣，因為盡管他確實誠心誠意，看上去還勉為其難呢，但他向我們介紹這位奇纔時所提供的形像卻是過分簡略的，很不完整的，甚而至於歪曲的。因此我們懷疑，《俄羅斯小說》的作者引起讀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是有利於陀氏的，但隻叫人們注意他的三本書，那就有損於陀氏了。誠然這三本書令人贊賞，但並非有意義的，唯有讀他更多的書，我們的贊賞纔是完完全全的。不過，對一位沙龍式的智者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不好理解，或不好一下子深入理解。“他一味使人疲勞，活像純種馬總在活動，叫人不得休息。再加上被迫在小說中認出自己，結果讀時特別費勁，鬧得精神十分疲勞……”三十年前，社交界人士談起貝多芬後幾部四重奏，其說法沒有什麼兩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東西壽命不長。”

德·沃居埃先生這些貶義的評價實際上延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譯、出版和發行，使讀者望而生畏，結果竟允許夏爾·莫裡斯先生削足適履，把《卡拉馬佐夫兄弟》譯得殘缺不全，所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終於慢慢由多家出版社一部部出全了。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讀者的吸引速度仍然緩慢，而且隻限於相當特殊的精英層；不僅頗有教養頗認真頗寬厚的廣大讀者嫌棄他，甚至對易卜生的戲劇都不動心了，而且那些能欣賞《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戰爭與和平》的讀者，或對《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如痴如狂而對他人不太厚道的讀者，也嫌棄他。這就怪不得德·沃居埃先生了，否則就不符合實際了。究其原因，相當微妙，但研究陀氏書信能使我們找到大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