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記：第三次死亡

“每個人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步入死亡。”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他的次死亡在19歲那年。孤獨、疑惑、鬥爭而無從解脫的少年人。可以放倒一匹馬的安眠藥。他在書中寫，“我對次生命的記憶就是緊閉的房門漏進一小條光線，我沉入一個永不完結的平靜夜晚。”在醫院醒來之後，他自述次看見世界，驚覺此後的每一天都是多餘的饋贈，雖然悲傷從未走遠，卻就此可以寫作，他開始署母姓加萊亞諾發表文章。

他的第二次死亡在30歲那年。一個月裡兩場瘧疾，用掉可以救活一匹馬的奎寧。瀕死的他僵直地躺在一群麻風病人中間，他意識到自己的記憶與求生欲望之間堆積著層層疊疊的痛苦，但是每一次死裡逃生都是因為“那不是我選擇的死亡”，這條在波濤中逆流而上的小船還沒有到港，哪怕不斷被激流向回推到過去，還是努力向前劃，哪怕後發現沒有任何屬於它的海港，這場為了追隨星途大海的征程依舊值得。

他的第三次死亡在今天，2015年4月13日，74歲零7個月零10天。馬德裡平靜的午後突然跳出的新聞，我尚未會過神來已經淚流滿面，仿佛翻譯這本書讓我對他生出仿佛相識的感情，一時間裡面的字字句句湧上心頭，後卻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接著，我看到不同的人回憶起他某本書裡的某個句子或者某個故事，看到他們以各自的方式說起自己曾經在生命中的某個節點被他撫慰、鼓舞、影響或改變，因為他去思考，去愛，去信仰，去鬥爭。

恍然想到，如果說，他的次死亡如同洗禮，讓他次看清生命如獲新生，第二次死亡如同堅信禮，讓他確知自己為追捕詞語而生，那麼，這第三次死亡不正如復活，我們幾乎可以看見他叼著煙微笑著調戲喪氣的死神——男人早已掏空自己，把所有的氣力和情感留在這一世，死亡找不到任何東西可以帶走。與此同時，作家的生命將隨著他的文字不斷出版、再版、重印、被翻譯成各種互不相識的語言，後被一雙手從書架上取下打開，被一雙眼睛在陽光或者臺燈下閱讀。

加萊亞諾寫過一個故事：一群小偷從一位老人家裡偷走了一個鎖得死死的箱子，跑到很遠的鎮子纔打開，發現裡面裝著老人年輕時收過的情書。小偷們經過嚴肅激烈的討論，決定每周給老人寄一封回去，於是老人在餘生的每個星期都收到一封來自過去的情書。今天以後，加萊亞諾終於和他在這本書中記錄的那些先他而去的人們重聚，也許他們正圍坐在篝火邊嬉笑怒罵，而我們無緣拜讀他在另一個時空繼續講下去的故事。好在，他還留給這個世界一隻箱子，往後的歲月我們依舊能定期收到來自另一個時代卻溫度絲毫不減的情書，每一次揭開火漆、鋪平信紙的時候，他就被想起一次。這封“情書”也許會給兩個怯懦的人相愛的勇氣，也許為一個困惑的年輕人打開一扇窗，也許讓一個倦怠的中年人重拾熱血沸騰的時刻，也許……如我翻譯過的一本墨西哥小說裡所寫，“終，這纔是重要的，一個人因為他的話語有改變人心的力量而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謝謝你，堂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滿懷感激的譯者和讀者：汪天艾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夜 草就

……所以我常說人人都該讀加萊亞諾。他能給年少者注入熱血，為年長者喚回單純，撫慰直女的心靈，矯正直男的三觀，給女權主義者鼓勁，為同性戀加油，煽動球迷朋友們一起high，提醒知識分子們姿態放低一點。

是的，如果人人都該讀加萊亞諾，那麼起點*應該是這本《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

——節選自戚小存《謝謝你的巨大世界》，

豆瓣讀書，2016年3月22日

他曾寫過一本《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那是一本寫給反抗者的書，更是加萊亞諾獻給陰影裡的人的一份深情回望。加萊亞諾內心是有一個故鄉的，但這個故鄉指的並不是地理意義上的烏拉圭蒙得維的亞，而是一個精神意義上，抗爭者的故鄉，那是一片熱血豐饒之地，也是愛與黑暗交織的流亡之都。在獨裁者上臺的年代，很多學者、知識分子、自由撰稿人流亡到了蒙得維的亞，這對加萊亞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促使他成為一位富有行動熱情的左翼文學家，在這一點上，他的書寫可以和波拉尼奧的《地球*後的夜晚》對讀。所謂地球*後的夜晚，既是理想錯付後無家可歸的荒蕪，也是末日之前仍可仰望星空的溫柔，*後的夜晚，老年人踏入火焰，年輕人怒斥黑暗，曾經分離的朋友，在篝火旁重溫舊夢。

…………

我很喜歡《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的一則短故事：《為什麼鴿子在破曉時分哭泣》：一隻公鴿子和母鴿子去舞會跳舞。在一場打鬥中公鴿子被殺死了，有人想害他。舞會美輪美奂，母鴿子不想停止享受，她說:“今晚我要唱歌，明天早上我會哭泣。”這句話可以濃縮《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一個用溫柔訴說殘酷的故事。加萊亞諾“倚著爐灶裡炭火微弱的熱度，講出關於悲慟靈魂與屠戮的故事”，這些故事有長有短，有詼諧也有詭異，有很多故事，簡單一句話，是一個人生命的一座山。綁架、行兇、酷刑、暗殺，但更讓人絕望的不是這些，而是曾經擁戴的理想主義英雄，在得勢後成為變本加厲鞭籉民眾的惡龍。比如加萊亞諾對庇隆主義的反思。這讓他不僅僅是一位空有一腔熱血的左翼青年，而是一位成熟但不改批判立場的文學家。

——節選自宗城《加萊亞諾誕辰80周年：他希望用文學打破人們對南美洲的偏見》，

澎湃新聞，2020年9月3日

十年前，我參加了這部作品的總彩排

1.

今晚，有多少人會從家裡被抓出來，拖進荒地，背後布滿彈孔？有多少人會被切斷手足，炸飛，焚燒？

恐怖從陰影裡走出來，出手，又回到黑暗中。女人紅腫的眼睛，空蕩的椅子，碎成片的木門，某個再不會回來的人：危地馬拉一九六七，阿根廷一九七七。

那是官方口中“和平一年”的危地馬拉。但是，沒人在瓜蘭地區捕魚，因為漁網撈到的都是人的尸體。直到今天，潮水還會把人的肢體送上拉普拉塔河岸。十年前，尸體從莫塔瓜河裡浮出來，破曉時分在山谷或路邊被發現：這些面目全非的臉再不會被認出來。先是威脅，然後是綁架，行兇，酷刑，暗殺。宣揚與“光榮的危地馬拉軍隊”一起作戰的NOA（新反共組織）撥掉敵人的舌頭，切斷左手。而圍著政治打轉的MANO（民族主義反共運動組織）在必死之人的門上標記黑十字。

現在，在阿根廷科爾多瓦的聖羅克湖底出現了被綁上石頭沉湖的尸體，而危地馬拉農民在帕卡亞火山周圍發現了一塊秘密墓地，裡面堆滿腐爛的尸體和白骨。

2.

刑訊室裡，施刑人在他們的受害人面前午餐。孩子被逼問父母的行蹤；父母被弔起來用刺棒拷問孩子在哪兒。每日新聞：“一群平民打扮的人，臉用黑頭套遮住……他們開著四輛福特獵鷹來了……所有人都全副武裝，手槍，衝鋒槍，伊薩卡霰彈槍……批警力在屠殺一小時後到達。”犯人們從監獄裡被拖出去衝鋒陷陣，在衝突中死於“試圖越獄”，而軍方無一傷亡。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黑色幽默：“我們阿根廷人，分成這幾種：恐慌的，下獄的，埋葬的，流放的。”死刑是在1976年年中進入刑法的；不過在這個國家，每天都無審判無定罪地殺人。大多數都是沒有尸體的死亡。智利獨裁也毫不遲疑地模仿了這套傑出手法。一次公開槍決就可能引發國際丑聞：倒不如享受成千上萬起失蹤案的無罪推定。就像在危地馬拉，親人朋友踏上危險而無用的雲遊之旅，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從一間牢房到另一間牢房，與此同時，尸體在野山或垃圾堆裡腐爛。被失蹤的技巧：沒有抗議的犯人也沒有守夜的殉道者。土地帶走人民，政府洗洗手，表示與此無關：沒有罪行可以告發，也沒有必要給出任何解釋：每個死人都死很多次，後隻在你的靈魂裡留下一團驚恐而不確定的迷霧。

3.

但是危地馬拉是拉丁美洲個大規模應用肮髒戰爭的試驗場。由美國訓練、指導並武裝的人員推進滅絕計劃。1967年是一個漫長得沒有盡頭的聖巴托羅繆之夜。

暴力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在危地馬拉開始，1954年6月的一個傍晚，卡斯蒂略·阿馬斯的P-47型飛機遮天蔽日。隨後，土地被交還給聯合果品公司並通過了一部譯成英文的新石油法案。

三A聯盟（阿根廷反共聯盟）1973年10月首次公開亮相。如果說危地馬拉爆發肮髒戰爭是為了鐵血鎮壓土地改革，而緊隨其後的力度翻倍是為了抹去那些沒有土地的農民的記憶，那麼在阿根廷，恐怖的開始是胡安·多明戈·庇隆回到權力高位，辜負了此前漫長流亡中他從荒野上喚醒的民眾的希望。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黑色幽默說：“權力就像一把小提琴。左邊握住就要用右邊彈。”隨後，1976年夏末，軍人重新掌權玫瑰宮。那時候工資隻值一半的錢了。失業率成倍增加。罷工被禁。大學退回中世紀。跨國大企業重新控制燃料經銷、銀行儲蓄和肉類谷物貿易。新的訴訟法允許將企業與國家之間的訟案移交他國法庭。外國投資法案被廢：現在他們可以隨便拿走他們想要的東西。

阿茲特克祭典就這樣在阿根廷上演。這麼多鮮血獻給了哪個瞎眼的神？不付出日均五個尸體的代價，哪能把這套體繫用在拉丁美洲組織完善的工人運動上？

神學入門

1.

七年前，我穿過拉拉瓜結冰的小廣場，步伐緩慢，雙手縮進黑色高領皮夾克裡。

“神父！親愛的神父！”

一個男人突然衝出來，一路小跑，面色陰沉。他抓緊我的胳膊。借著僅有的路燈病弱的光線，誰都能讀出那張瘦骨嶙峋的臉上寫滿期待。他戴著礦工帽，穿著礦工外套；聲音聽起來像是被咳出的：

“神父，你必須跟我來，我求你了。”

我說我不是神職人員。我解釋了好幾次。沒有用。

“您得來，親愛的神父，您得跟我來。”

我強烈希望自己能變成神父，哪怕幾分鐘也好。這個礦工的兒子正在死去。

“神父，他是我小的兒子。您得來，給他抹抹聖油。就現在，神父，我們走吧。”

他的手指釘進我的胳膊裡。

2.

玻利維亞的礦井很少有孩子。根本沒老人。

礦井裡的男人注定要死於三十五歲之前，硅石粉塵把他們的肺泡磨成紙板。

平常的神管不到他們。

早先路西法親自開啟礦業狂歡。他騎著白馬從奧魯羅主街進來。今天，魔鬼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

但是，在礦井裡，魔鬼不僅統治2月。礦工們叫他大叔，把他供奉在每個礦洞的寶座上。大叔是礦井真正的主人：他決定賜予或拒絕錫礦脈，他想讓誰迷路那個人就會在迷宮裡誤入歧途，他也會把隱藏的礦層指給自己偏愛的孩子，他能讓礦洞免於塌方，也能引發塌方。在礦洞裡說出耶穌基督的名字是致命的，聖母倒是可以無風險地提起。有時候，大叔會和承包商或承租人達成協議：賣給他們財富而收取靈魂。正是他衝著農民眨了眨眼睛，他們就放下耕種永遠深埋洞穴。

礦工會圍著偉岸的大叔陶像喝酒聊天。這就是恰拉會。他們給他點蠟燭，倒過來燒，還敬奉香煙、啤酒和玉米酒。大叔抽完香煙，喝空杯子。礦工在他腳下灑幾滴燒酒，算是祭獻一點酒給土地女神。

礦工懇求魔鬼讓礦井繁榮。

“大叔，幫幫我們。別讓我們死。”

這種恰拉會就像一所政治大學。獨裁者禁止它的存在。但在礦洞許多秘密拐角處，男人聚集在大叔周圍，談論自己的問題以及改變事情的方式。他們感覺自己是被保護的，這給他們鼓舞與勇氣。他們沒有跪倒在魔鬼面前。離開時，他們把彩色蛇紋飾帶繞在他脖子上。

3.

女人不能下礦井。古老神話說這會帶來阨運。

這則古老神話，讓她們得以逃脫礦井為男工人準備的早亡。

但我更偏愛人類的光芒

1.

“叛徒。”我對他說。我把一張古巴日報的剪報拿給他看：上面他是投手正在打棒球。我記得他笑了，我們也笑了；我忘了他有沒有回答我點什麼。談話像乒乓球一樣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

“我不想每個古巴人都渴望成為洛克菲勒。”他對我說。

如果社會主義能淨化人，能讓他們超越自私自利，能把人類從競爭與貪婪中拯救出來，社會主義就是有意義的。

他告訴我，他還是中央銀行主席的時候，曾用在鈔票上簽“切”來自嘲，他說金錢——該死的崇拜物——就應該是丑陋的。

和所有人一樣，切·格瓦拉被他的眼睛出賣了。我記得他干淨的目光，像是初生的晨光：那是有信仰的人纔有的眼神。

2.

聊天的時候，不會忘記這個男人剛剛結束在拉丁美洲的巡禮，抵達古巴。玻利維亞革命的旋風，危地馬拉革命的痛苦，他都在場，並且不是作為遊客。為了謀生，他曾經在中美洲運過香蕉，在墨西哥的廣場拍過照，然後他又把謀來的生命全盤賭上，開始了格蘭瑪號冒險。

他不是個坐辦公室的人，早晚要爆發。那種籠中猛獅的張力我在1964年采訪他時就已經很容易地感知到了。

這個案例不同尋常，他拋下自己一手創立的革命和一小群瘋子，重新開始另一次革命。他不是為勝利的榮光而活，而是為了戰鬥，為了人類尊嚴所永遠必需的戰鬥。在我次到訪古巴的時候，陪同的司機坎德拉一直叫他騎士。他隻把這個至高的古巴式贊譽給過三個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莎士比亞。

3.

三年後，我定定地看著各大日報的頭版。無線電傳真來的照片從多個角度展示一具靜止的尸體。巴裡恩托斯將軍的獨裁政權向全世界展覽自己的偉大戰利品。

我長久地看著他的微笑，諷刺又溫柔，腦海裡浮現出1964年那次對話裡的句子，關於世界的定義（“有理的是一些人，有東西的是另一些人”），關於革命（“古巴永遠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展示櫃，而是鮮活的例子”），還有關於他自己（“我犯過很多錯，但是我認為……”）。

我想到：“他失敗了。他死了。”我想到：“他將永遠不敗。他再不會死了。”雙眼定在他那張拉普拉塔河畔救世主的臉上，我突然很想祝福他。

我人生艱難的任務

1.

當時我想：

“您比我強。我知道您能扛住。您是個硬漢。我必須得這麼做，我請求您幫助我。”

那個男人在山裡扛下兩場戰爭。他被擔架抬下來的時候，昏迷不醒，身上有重量的就是那雙沾滿泥土、散了架的靴子。他被弔在天花板上酷刑拷打；因為知道他生病尿血，他們專踢他的腰部。他沒有開口。過了一段時間，等他能起身了，他被關進叛徒牢房打爆頭。

“請幫助我。”我想，“請幫助我失敗。”

他十四歲就參加革命。從此隻為革命和一個女人而活。現在我得去打破他一半的信仰。

“該死的任務。”我想。

牢房裡，他正在做皮錢包。他用賺的錢讓人給她買尼龍長筒襪和皮鞋。他有一個三十公斤的大衣箱，裡面裝滿了打算回去時帶給她的新衣服，因為她會在火車站等他。

但是這個女人和另一個男人同居了。

黨組織決定告訴他她已經提出離婚。他們希望搶在敵人前面個告訴他這個消息。敵人可能用這個情況削弱他的意志，讓他感覺自己孤立無援。

我找了個借口走進牢房，我的任務是告訴他這個消息。

2.

“所以她和別人住在一起了。”他回答我。

“不，不是這樣。”我對他說，“但是她想……萬一發生什麼……她想是自由身。她有這個權利。已經過了很久，不知道還要多少年纔能……她有這個權利。您不覺得她有這個權利嗎？她沒有玩兒陰的。”

“所以她和別人住在一起了。”他又說了一遍。

他是個寡言的男人。

“要是她沒有跟別人住在一起，為什麼想離婚？那個家伙，什麼樣？她還沒給他生個孩子？”

3.

過了一陣子他交給我一封信，卷成香煙狀，讓我想辦法給到他母親手上。

我對信件總是不很保密。信裡這樣寫道：

“媽媽：

“你被那個流浪女騙了真是太傻了。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她後會鬧出這樣的事。告訴她我不希望她回頭又哭著來找我。

“我想讓你把我的東西收好，什麼都別落下。把獎牌、衣服、鞋子都帶來。我收到了孩子們的照片。孩子們你也把他們帶來。現在她已經沒有任何權利了，好也不要拒絕任何事。

“讓內格羅去聖麗塔，在中央公路對著醫院的地方，那兒的車站旁邊就是阿馬利婭家，如果找不到可以問中國人。她黑色頭發，戴著瓷釉花手鐲，是我做給她的禮物。跟她說準備好我很久之後回去。

“也告訴克拉拉，埃內斯托的表妹，讓她等我。她住在恩拉馬達墓園後面，長著一棵高大洋槐的地方。

“向大家問好！祈福。”

這件事發生在一些年前，我不能講出發生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