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房間

致L. K.

1

我們三個人所住的一個半房間（如果這樣的空間單位在英語裡講得通的話）有鑲木地板，母親總是強烈反對家中男人尤其是我穿著襪子走在地板上。她堅持我們必須永遠穿鞋子或拖鞋。當她為此責備我時，會求助於俄羅斯一個古老的迷信；她會說，這是兇兆，可能預示家中有人死亡。

當然，她可能隻是覺得這習慣不文明，是明顯的沒禮貌。男人腳臭，而那是還沒有除臭劑的時代。然而我覺得，你確實很容易在光亮的鑲木地板上滑倒，尤其是如果你穿著毛襪子的話。而如果你年老體衰，那後果就會是災難性的。因此，鑲木地板與木、土等的密切關繫，在我腦中便擴展至同城近親和遠親們腳下的任何地面。不管是什麼距離，地面永遠是相同的。即使我後來在河對岸自己租一套公寓或一個房間住，也不能成為借口，因為那座城市到處是河流和運河。雖然它們中有些深得足以讓出海的船通過，但是我想，死亡還是會覺得它們很淺呢；要不，按它那標準的地下方式，它也會從它們的底下爬過去。

現在母親和父親都死了。我站在大西洋海濱：在我與兩個還活著的阿姨和我的表親們之間，隔著太多的水：一個真正的深坑，甚至足以使死亡也感到困惑。現在我可以隨心所欲穿著襪子到處走，因為我在這塊大陸上沒有親人。如今我會在家中招致的死亡，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了，盡管這將意味著誤把發射器當作接收器。那種合並的可能性是極小的，而這也正是電子學與迷信的差別。不過，如果我沒有穿著襪子大踏步走在這些寬闊的加拿大楓木地板上，那既不是因為這麼有把握，也不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而是因為我母親不許這樣。我猜，我想使一切保持它們在我們家裡的樣子，既然我已是我們家裡剩下的人了。

2

我們三個人住在我們那一個半房間裡：父親、母親和我。一個家庭，一個當時典型的俄羅斯家庭。那是戰後，很少有人能負擔得起超過一個孩子。他們之中一些人甚至負擔不起父親活著或在場：肅反運動和戰爭在大城市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尤其是在我生長的城市。因此我們自覺是幸運的了，尤其是鋻於我們是猶太人。所有的三個人全都在戰爭中幸存下來（我說“所有的三個人”，是因為我也是在戰前，在1940年出生的）；然而，父母還在30年代幸存了下來。

我猜，他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盡管他們從不這麼說。總的來說，他們不是很有自我意識，除了當他們年紀漸大，疾病開始困擾他們的時候。即使到那時，他們談起自己和死亡時，也不會以那種會使聽者害怕或引發聽者同情的方式。他們隻會發發牢騷，或自言自語地抱怨他們的疼痛，或長時間討論這種或那種藥物。母親接近於談論這類事情的，是她指著一套精致的瓷器說，這東西會是你的，等你結婚，或等……這時候她就不再說下去了。我記得，有一次她在電話裡跟她某位據說正生病的遠方朋友說話：我記得母親從街頭電話亭出來，她那副玳瑁框眼鏡背後那雙熟悉的眼睛裡流露出異樣的眼神。我當時正在街頭等她，於是朝她俯身（我那時已比她高很多了），問她那女人說了些什麼，母親茫然地望著前方，回答說：“她知道自己快死了，在電話裡哭。”

他們對一切淡然置之：那個制度、他們的無能為力、他們的貧困、他們任性的兒子。他們隻是盡力而為：確保桌上有食物——並且不管是什麼食物，都把它變成一小份一小份；量入為出——而雖然我們總是勉強從發薪日維持到發薪日，他們還是盡可能省下幾個盧布供孩子看電影、去博物館、買書、買美味食物。我們的碗碟、器皿、衣服、內衣褲永遠都是干淨、光潔、熨過、補好、上漿過的。桌布總是一塵不染、清新，桌上的燈罩總是擦淨，鑲木地板閃亮、掃過。

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從不覺得沉悶。疲倦，是的，但不是沉悶。在家裡，他們大部分時間站著：煮飯，洗滌，在我們公寓的集體廚房與我們的一個半房間之間來來去去，擺弄家中這件或那件東西。當他們坐下來時，那當然是喫飯，但我主要記得母親坐在椅子裡，彎身在那臺“辛格”牌手動腳踏縫紉機上做活，縫補我們的衣服，把舊襯衫領子翻過來，補或改舊外套。至於父親，他坐在椅子裡的時間是讀報，要不就是在他的書桌前。他們晚上有時候會在我們那臺1952年出產的電視機前看電影或音樂會。那時他們也是坐著的……就這樣，一年前，一位鄰居發現父親坐在我們那一個半房間的一張椅子上死去了。

3

他比他妻子多活了十三個月。在她七十八歲和他八十歲的生命中，我隻有三十二年跟他們在一起。我對他們如何認識，對他們的戀愛幾乎一無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們哪一年結婚。我也不知道他們生命後十一年或十二年，也即沒有我的那些年間是如何生活的。由於我再無機會知道，因此我好還是假設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是老樣子，假設他們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也許過得更好：既就錢而言，也就他們不必擔心我再被捕而言。

除了我不能在他們晚年幫助他們；除了我沒有在他們臨終時陪伴他們。我說這些，與其說是出於一種內疚感，不如說是出於一個孩子的利己主義願望，希望跟隨父母經歷他們人生的所有階段；因為每一個孩子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重復父母的軌跡。畢竟，我可以辯稱，我們想從自己的父母那裡了解自己的未來，自己的老年；我們還想從他們那裡吸取那終極教訓：如何死。即使我們不想要這些，我們也知道我們總是從他們那裡學習，不管是多麼不自覺地。“等我老了以後，我也會是這個樣子的嗎？這心髒病——或任何其他病——是遺傳的嗎？”

我不知道也永遠無法知道他們在生命後十餘年是怎樣想的。他們有多少次被嚇壞了，他們有多少次感到自己就要死了，而當他們暫緩死期後，又怎樣重燃那希望，希望我們三個人再次團聚。“兒子，”母親總會在電話裡說，“我今生的願望，就是再見到你。這是我還想活下去的理由。”一分鐘後：“你五分鐘前在干什麼，在你打電話前？”“其實，我正在洗碗碟。”“喲，這很好。洗碗碟是件好事。有時候可起到極好的治療作用。”

4

我們那一個半房間，是一幢六層大樓北邊一個巨大的多室套房的一部分，整個套房占全幢樓長度的三分之一。大樓同時面向三條街和一個廣場，它是北歐本世紀初常見的、被稱為摩爾風格的巨大餅形建築物之一。它建於1903年，也即父親出生那年，是彼得堡一座引起轟動的建築物。阿赫瑪托娃有一次對我說，她父母曾帶她乘馬車來看這個奇觀。在其西廂，面向俄羅斯文學中著名的一條大街——鑄造廠大街，亞歷山大•勃洛克曾擁有過一個公寓單位。至於我們那個套房，則住過德米特裡•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季娜伊達•吉皮烏斯夫婦，他們曾是革命前俄羅斯文壇和後來20至30年代巴黎俄羅斯移民知識界的中心人物。惡鬼般的津卡
（注：季娜伊達的昵稱）正是在我們那一個半房間的陽臺上大聲辱罵革命士兵的。

革命後，為了配合把資產階級“密集化”的政策，那個套房被切成碎片，每個家庭一個房間。房間與房間之間用牆隔起來——初是用膠合板。後來，經過很多年時間，木板、磚塊和拉毛粉飾逐漸把這些間隔升級至建築規範標準的地位。如果空間有其無窮盡的一面，那也不是其擴張而是其縮減。原因之一是空間的縮減——聽起來很奇怪——總是更有條理。它被更好地構建，有更多的名稱：小牢房、小房間、墓穴。擴張則徒有一個寬闊的姿勢。

在蘇聯，人均少居住面積是九平方米。我們應自覺是幸運的，因為鋻於屬於我們的那一部分套房的古怪，我們終分得了總共四十平方米。這個超量還與一個事實有關，也即我們獲得這個地方，是父母放棄他們結婚前在市內不同地區兩個不同的房間的結果。這個互換概念——或者說，交換（因為這是非換不可的）——是無法使某個局外人、某個外國人明白的。每一個地方的財產法都艱深晦澀，但有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艱深晦澀，尤其是如果你的房東是國家的話。例如，這完全與金錢無關，因為在一個極權國家裡，收入級別相差無幾——換句話說，大家都同樣窮。你不是購置你的住所：你至多隻是有資格獲得和你以前擁有的相同的平方。如果你們是兩個人，而你們決定生活在一起，那你們就有資格獲得相當於你們以前的住所的總平方。決定你將獲得什麼房子的，是區財產辦事處的職員。賄賂不頂用，因為那些職員的等級制也同樣是極其艱深晦澀的，他們的原始衝動就是給你少些。交換需要多年時間，你的盟友是疲勞，即你也許可寄希望於通過拒絕搬入某個少於你以前擁有的平方數量的地方，而把他們搞得疲憊不堪。除了純數字之外，他們在作出決定時考慮的，還有大量想當然的因素，卻從未在法律裡講明，包括你的年齡、國籍、種族、職業、孩子的年齡和性別、社會出身和籍貫，且不說你給人留下的印像，等等。隻有那些職員知道有什麼房子給你，隻有他們判斷那相同的面積，並可以在這裡那裡加減幾平方米。那幾平方米造成多大差別！它們可以用來擺一個書架，或者更好些，擺一張書桌。

5

除了多出十三平方米外，我們又非常幸運，因為我們搬進去的那個集體公寓非常小。也即，那多室套房中屬於這個公寓的那一部分，包括六個分割得非常小的房間，僅可容納四個家庭。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那裡隻住了十一個人。就標準集體公寓而言，六個房間的住戶人數可輕易地達到一百。不過，平均來說，大概介於二十五人至五十人之間。我們的公寓幾乎是微型的。

當然，我們大家都共用一個廁所、一個浴室和一個廚房。但那廚房卻相當寬敞，廁所也非常體面和舒適。至於浴室，俄羅斯人的衛生習慣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這十一個人無論是沐浴還是洗基本的衣服，都很少重疊。衣服都晾在兩條走廊裡，兩條走廊把各房間與廚房連接起來，你心裡很清楚哪套內衣褲屬於哪個鄰居。

鄰居都是好鄰居，既作為個人，也因為他們全都要工作，因此一天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除了一個，他們都不向警察告密；就集體公寓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百分比。但就連她，一個矮胖、無腰的女人，附近一家綜合診所的外科醫生，也會偶爾給你提醫療建議，在買一些稀罕食物時替你排隊，小心注意你正在煲的湯。弗洛斯特《劈星者》中那行詩是怎麼說的？“因為懂得社交就是懂得原諒”？

盡管這種生存方式有其種種令人厭惡的方面，但是集體公寓也許也有其可取之處。它把生活裸露至基本部分：它剝掉有關人性的任何錯覺。你可以從放屁響聲大小，判斷是誰在蹲廁所，你知道他或她晚餐和早餐喫什麼。你知道他們在床上的聲音，以及女人們何時來月經。你常常成為你的鄰居傾訴他或她的心聲的對像，而要是你心絞痛發作或患了什麼更嚴重的病，則是他或她打電話叫救護車。他或她有一天可能會發現你死在一張椅子裡，如果你獨居；或者相反。

當主婦們黃昏時分在集體公寓的廚房裡煮飯時，無論是挖苦話還是醫療和烹飪建議，或這家或那家商店突然間賣什麼商品，有什麼是她們不交鋒或交流的呢！正是在這裡，你學到了生活的精髓：用你耳朵的邊緣，用你眼睛的角落。當某個人突然間不跟另一個人說話時，則他們之間正上演什麼無聲的戲劇！好一家滑稽劇演員學校！一條僵硬、憤懣的椎骨或一個冷冰冰的側面可以傳達怎樣的情緒深度！在發辮般糾結的電線下，垂掛著一顆一百瓦的黃色淚珠，它周圍的空氣裡飄浮著什麼氣味、香味、臭味！這個燈光昏暗的洞穴，有某種部落的東西，某種原始的東西——你也可以說是進化的東西；懸在煤氣爐上的深鍋淺鍋則仿佛隨時要變成手鼓似的。

6

我回憶這些，不是出於懷舊，而是因為這是母親度過四分之一生命的地方。有家庭的人很少外出喫飯；在俄羅斯幾乎從不。我回憶不起她或父親坐在某家餐館桌子的對面，或就此而言，坐在某家咖啡館桌子的對面。她是我所知好的廚師，也許除了切斯特•卡爾曼（注：
切斯特•卡爾曼（1921—1975），美國詩人、歌劇詞作家，奧登的終身伴侶。）；不過話說回來，他有較多的材料。我回憶她時，常常是看見她在廚房裡，繫著圍巾，臉紅紅的，眼鏡有點兒霧氣，當我試圖從爐子上拿取這樣或那樣食物時，她總是把我轟走。她的上唇閃爍著汗光；她那頭濃密、染赤但在別的情況下灰白的短發凌亂地卷曲起來。“走開！”她喊著。“多沒耐性！”我再也不能聽到那喊聲了。

我再也看不到那房門打開，（她雙手拿著一鍋燉菜或兩個大深鍋，怎麼還能開門？是不是把它們降低到門把柄水平，然後借著它們的力把門打開？）而她端著我們的正餐/晚餐/茶/甜點翩然走進來。這時父親會是在看報紙，我則不會離開我的書，除非被命令；而不管怎樣，她都知道，她期望從我們這裡得到的任何幫助都會姍姍來遲且笨手笨腳。她家裡這兩個男人所知道的禮貌要遠遠多於他們自己能夠掌握的。哪怕他們都餓壞了。“你又在讀你的多斯•帕索斯了？”她會一邊說一邊擺桌子。“誰會讀屠格涅夫？”“你能期待他做什麼？”父親會附和道，收起報紙，“說遊手好閑還差不多。”

7

我怎麼可能在這個場面裡看見自己？然而我確實看見了；如同我能清楚地看見他們。再次，這不是對我青年時代的懷舊，對故國的懷舊。不，更有可能的是，如今他們死了，我看見的是他們當時的生活，而他們的生活包括我的。他們也會這樣想起我，除非現在他們全知全能，看見我現在的樣子，坐在我從我任教的學校那裡租來的公寓的廚房裡，用一種他們不懂的語言寫這篇文章，盡管他們現在應該是懂得所有語言的。這是他們看見我和看見美國的機會。這是我看見他們和我們的房間的途徑。

8

我們的天花板約十四英尺高，如果不是更高，塗著同樣的摩爾式灰泥裝飾；這，再加上裂縫和樓上偶爾爆水管造成的污點，遂把它變成一幅高度詳細的地圖，描繪著某個不存在的超級大國或群島。有三個非常高的弧形窗，我們從這些窗子裡看不到任何東西，除了街對面的一所中學；幸好有中間那個窗子，它充當了通往陽臺的門。從這個陽臺，我們可以看到整條街道，街道那無可挑剔的典型彼得堡景觀以聖潘捷列伊蒙教堂頂蓋的側面告終，或者——如果你朝右邊望去——以那個大廣場告終，大廣場中央坐落著女皇陛下變容營救世主大教堂。

我們搬進這座摩爾式奇觀大樓時，那條街已經改名為彼斯捷爾——被處死的十二月黨人領袖。不過，它初是以那座聳立在街道末端的教堂命名的：潘捷列伊蒙教堂大街。那條大街到了末端，會猛地繞過那座教堂，奔向豐坦卡河，越過警察橋，把你帶進夏園。普希金曾在那段街道居住過，並在給妻子的信中提到：“每天早晨，我都穿著睡袍和拖鞋，越過那座橋，到夏園散步。整個夏園都是我的果園……”

我想他的門牌是十一號；我們的是二十一號，位於街道盡頭，再往前便是大教堂廣場了。然而，由於我們那幢樓位於那條街道與傳奇性的鑄造廠大街的交叉處，所以我們的郵址是：鑄造廠大街二十四號二十八號公寓。這就是我們收到郵件的位置；這就是我寫信給父母時信封上的地址。我在這裡提到它，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特殊意義，而是因為我這支筆大概永遠不會再寫到這個地址了。

9

奇怪的是，我們的家具與該幢樓的外部和內部很搭配。我們的家具與公寓樓正面的拉毛粉飾線腳，或從內部牆面凸出的、盤結著綴有某種幾何形果實的塑料花環的鑲板或壁柱一樣處處呈弧線形，也一樣有氣勢。外部和內部裝飾都是有點像可可加牛奶的那種淡褐色。然而，我們兩個雄偉的、大教堂似的五鬥櫃，則是烏亮的橡木；不過，它們與這幢樓本身一樣，都屬於同一個時期，即本世紀初。也許正是這，使鄰居們從一開始就對我們懷有好感，盡管是不經意的。也許也是基於這個原因，在那幢樓住了僅一年之後，我們便覺得我們一直以來都住在那裡。覺得那兩個五鬥櫃找到它們的家——或者相反——多多少少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也已安頓下來，意識到我們不會再搬走。

那兩個十英尺高、兩層的五鬥櫃（要搬動時，你得從那大像腳似的底部拿掉上了檐板的末端）放置了我們自從有了家以來斂集的幾乎所有的東西。在別的地方由閣樓或地下室扮演的角色，在我們家裡都由五鬥櫃承擔。父親的各式相機、顯影和印相器材、照片本身、碟、瓷器、亞麻織品、桌布、裝著對父親來說已太小但對我來說仍太大的鞋子的鞋盒、工具、電池、他的舊海軍制服上衣、雙筒望遠鏡、家庭相冊、發黃的插圖增刊、母親的帽子和披巾、一些銀色的索林根剃刀片、不能用的手電筒、他的軍隊獎章、她各式各樣的和服、他們兩人的通信、長柄眼鏡、扇子、其他紀念品——所有這一切都貯藏在五鬥櫃洞穴似的深處，當你打開其中的一道門時，就會湧出陣陣樟腦丸味、皮革味和塵味。在下部上端，仿佛在壁爐臺上似的，是兩個裝著烈性甜酒的水晶卡拉夫瓶和一個表面光滑的陶制小雕像，陶雕中兩名微醉的中國漁夫正在拽出他們的魚。母親每周會將它們擦拭兩次。

從事後之明的角度看，兩個五鬥櫃裡的東西，可以比擬我們聯合的、集體的下意識；不過當時我從未這樣想過。至少可以說，這些東西是父母意識的一部分，是他們記憶的信物：關於基本上是在有了我之前的地點和時間的記憶，關於他們共同和各自的過去的記憶，關於他們各自的青年和童年的記憶，關於另一個時代、幾乎是另一個世紀的記憶。

10

我用英語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想使他們獲得若干自由空間：這空間的多少則取決於願意讀這篇文章的讀者的數目。我想讓瑪麗亞•沃爾佩特和亞歷山大•布羅茨基獲得在“異域良心準則”（注：語出奧登《悼葉芝》。）下的現實，我想讓英語的運動動詞描寫他們的活動。這不會使他們復活，但英語語法也許至少可以證明是一條比俄語更好的逃跑路線，使他們逸出國家火葬場的煙囪。用俄語來寫他們，隻會進一步加強他們的被禁錮，進一步把他們變得微不足道，終變成機械式的消滅。我知道，不應把國家與語言等同起來，但是當兩個老人在無數的國家機關和部門穿梭，希望在他們死前獲準去外國探訪他們的兒子時，卻是俄語在連續十二年間被用於一遍遍告訴他們，國家認為這樣的探訪是“無意義”的。至少可以說，這種話語的一遍遍重復，證明國家與俄語之間有某種相似性。此外，即使我用俄語把這一切寫下來，這些文字在俄羅斯也將不見天日。誰會讀到它們呢？少數其父母在同樣環境下死去或即將死去的僑民？這個故事他們太熟悉了。他們知道不準他們去看臨終的父母是什麼樣的感覺；他們知道當他們提出要求緊急簽證去出席某位親人的葬禮的申請之後，那沒有回音是什麼感覺。接著是太遲了，於是一個男人或女人放下電話筒，出門，走進異國的下午，充滿某種既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哀號足以表達的感覺……我有什麼可以告訴他們的？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安慰他們？沒有任何國家像俄羅斯那樣擅於摧毀其國民的靈魂，也沒有任何手中握筆的人可以修補這些靈魂；不，這工作隻有全能者纔可以勝任，這也正是他終日在做的事情。因此，但願英語可以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靈。我隨時準備用俄語讀寫詩或信。不過，對瑪麗亞•沃爾佩特和亞歷山大•布羅茨基來說，英語提供了一種與死後生活更好的相似性，也許是除我本人之外的相似性。至於我本人，用英語來寫這篇文章就如同洗碗碟：可起到很好的治療作用。

11

父親是一位新聞記者——更準確地說，是一位攝影記者——盡管他也寫文章。由於他主要是為反正沒人讀的小報寫的，因此他大部分文章的開頭都是“陰沉、醞釀風暴的烏雲懸掛在波羅的海上空……”，因為他相信我們這個地區的天氣會使這樣的開頭有新聞價值或有相關性。他擁有兩個學位：一個是從列寧格勒大學獲得的地理學學位，一個是從紅色新聞學校獲得的新聞學學位。他攻讀後一個學位，是因為他被清楚地告知，他去旅行特別是去外國旅行的機會不值得考慮：作為一個猶太人、一個印刷所老板的兒子和一個非黨員。

新聞（在某種程度上）和戰爭（很大程度地）使平衡得到恢復。他涉足地球六分之一陸地（蘇聯領土的標準數量定義）和很多水域。雖然他被指派去海軍，但對他來說，戰爭開始於1940年，那是在芬蘭，終結於1948年，那是在中國；他與一批軍事顧問一起被派往中國，幫助毛的努力，而那座微醉的漁夫陶雕和母親要在我結婚時給我的那幾套瓷器，正是從中國帶來的。在這兩者之間，他在巴倫支海護送盟軍北極運輸隊，捍衛並失去了黑海港市塞瓦斯托波爾，加入——在他的魚雷艇沉沒之後——當時的海軍陸戰隊。在列寧格勒圍城戰期間，他被派往列寧格勒前線，拍攝了我所見關於這座被圍困的城市的出色照片，並參與圍困的解除。（我相信，這個階段的戰爭，是他揪心的，因為離他的家人、他的家太近。不過，即使他如此靠近，他還是失去了他的公寓和他的姐妹：前者毀於轟炸，後者死於饑餓。）之後，他被派遣回黑海，在臭名昭著的小地
小地：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發生過激烈戰鬥的一個“小小無名地”，位於俄羅斯南部黑海之濱。登陸，並堅守那裡；然後，隨著前線向西推進，跟支魚雷艇特遣隊赴羅馬尼亞，在那裡著陸，有一陣子甚至擔任過康斯坦薩港的軍事總督。“我們解放了羅馬尼亞。”他有時候會誇耀說，然後回憶他與米哈伊國王的會面。那是他見過的一位國王。

12

不管他在中國搞什麼騙人把戲，我們那小小的餐具室、我們的五鬥櫃和我們的四壁還是因此獲益匪淺。在藝術品中，被掛出來的後幾件，都是源自中國：裱在軟木板上的水彩畫、武士劍、小絲網印制品。那座微醉漁夫陶雕，是一繫列活潑的陶雕、玩偶、戴帽企鵝等人物動物中僅剩的，其他都逐漸消失了，要麼是不小心弄壞了，要麼是需要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各種親戚。那些劍，也必須交給國家收藏，因為它們被視為潛在武器，普通市民不應擁有。這不失為一種合理的預防措施，尤其是有鋻於後來我屢次招來警察搜查我們那一個半房間。至於那幾套即使在我這外行眼中也顯得無比精致的瓷器——母親絕不允許讓哪怕一隻美麗的茶碟擺上我們的桌子。“這不是粗俗人用的，”她會耐心地解釋，“而你們是粗俗人。你們是爛糟糟的粗俗人。”況且，我們正在使用的那些碟子都已經夠高雅的了，當然也夠堅固。

我記得1948年11月份某個寒冷黑暗的晚上，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剛結束之後母親和我住的十六平方米小房間裡。那天晚上父親將從中國歸來。我記得門鈴響了，母親和我奔出來，原本就燈光朦矓的樓梯口突然因為海軍制服而變暗了：父親、他的朋友兼同事F. M. 上校和一群士兵進入走廊，抬著三個巨型木板條箱，連同他們從中國帶來的物件，四下裡堆放著，還可以看到一個個章魚似的中文大字。後來F. M. 上校和我坐在桌前，父親忙著從板條箱裡取出東西，母親穿著黃粉相間的中國縐紗連衣裙，踩著高跟鞋，拍著手，用德語——她童年時代在拉脫維亞的語言和她現在職業（德國戰俘營口譯員）的語言——歡呼：“啊呀，妙極了！”F. M. 上校，一個高瘦而結實、穿著一件解開紐扣的暗藍色海軍制服上衣的男人，從一個卡拉夫瓶裡給自己斟了一杯酒，向我眨眼，如同向一個成年人。他們的皮帶連同搭鉤和裝在槍套裡的帕拉貝倫手槍則放在窗臺上。母親看見一件和服，便張口結舌。戰爭結束了，和平了，我年紀還小，不懂得眨眼回敬他。

13

現在，我的年紀正好是那個11月晚上父親的年紀：我四十五歲，再次以一種不自然的、高清晰透鏡似的眼光看到那個場面，盡管當時所有的參與者除了我之外都已經死了。我看得如此真切，以至我可以眨眼回敬F. M. 上校……是否原本就注定要如此？在這相隔近四十年的兩次眨眼之間，是否有某種含意，某種我看不到的意義？是否人生就是如此？如果不是，那為什麼要有這種清晰性，它究竟為了什麼？我想到的答案是：為了這一刻的存在，為了連我也包括在內的演員離場時不被忘記。也許這樣一來，你就可以明白那個場景多麼珍貴：和平的抵達。一家團聚。同樣地，這也是為了說明什麼是時刻。不管隻是某人父親歸來的時刻，還是打開板條箱的時刻。因此纔有如此迷人的清晰性。或者，也許是因為你是一個攝影師的兒子，你的記憶無非是衝洗一個膠卷。用將近四十年前你自己的眼睛拍攝的。這就是為什麼你當時不能眨眼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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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接下來的兩年多還繼續穿海軍制服。這也正是我的童年熱切地開始的時候。他是海軍博物館攝影部的負責人，該博物館設在整座城市美麗的建築物裡。那也等於說，整個帝國美麗的建築物裡。那建築物以前是交易所：一種比任何帕臺農神廟更希臘化的東西，而且位置也好得多，在突入涅瓦河寬闊處的瓦西裡島的末端。

在下午晚段，放學後，我會艱難地穿過城市，來到河邊，越過鼕宮橋，然後奔向博物館去接父親，與他一起走路回家。美好的時光是他值晚班，博物館已關門的時候。他會從那條大理石長廊裡走出來，光彩奪目，左臂戴著值勤官的藍、白、藍袖章，右側皮帶下懸著那把裝在槍套裡的帕拉貝倫手槍，那不協調的禿頭上戴著海軍帽及其塗漆的帽舌和上面鍍金的“色拉”。“敬禮，司令官。”我會說，因為那是他的軍階；他會以得意的微笑回應，由於他要再過約一個小時纔下班，因此他任由我獨自在博物館裡逛蕩。

我深信，除了過去兩百年的文學，也許還有這個前首都的建築外，還值得俄羅斯驕傲的另一樣東西是其海軍的歷史。不是因為其蔚為奇觀的勝利，這方面倒是很少的，而是因為其事業所傳達的精神的高貴。說它是習氣也罷，說它是心理幻想也罷，但俄羅斯諸皇帝之中有眼界者彼得大帝的這個發明物，在我看來確實是上面所說的文學與建築的混合。它以英國海軍為模式，但更多是裝飾而不是實際功用，更多是以發現而不是以擴張為特征，更多是傾向於英雄姿態和自我犧牲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生存下去。因此可以說，這支海軍確是一種眼界：一種努力在世界海洋的水域上達到的、完美的、近乎抽像的秩序，因為它不能在任何俄羅斯土地上達到。

一個孩子永遠首先是一個審美家：他對外貌、對表面、對形狀和形式作出反應。我生命中喜歡的東西，幾乎都無法跟那些胡子刮得干干淨淨的海軍上將的外表和形像相比，他們那生輝的高大體形君臨於渴望成為真實船艦的模型船艦森林般聳立的桅杆中間。他們穿著18世紀和19世紀的制服，連同帶有飾邊或高領的牛蒡似的穗狀肩飾、假發套和橫過胸前的寬闊藍帶，使得他們看上去酷似某種完美、抽像的理想的工具，其精確度不遜於周遭那些閃亮的銅框星盤、羅盤、羅經櫃和六分儀。他們可以在星光下計算你的位置，其誤差率比他們的船長還要小些！你真希望他們也能夠統治人海：由他們那三角學的嚴謹來統治，而不是由意識形態的劣質測面法來統治；成為那視域的一個臆造物，也許是幻影的臆造物，而不是成為現實的一部分。到今日，我依然認為這個國家會做得不知好多少，如果它采用的國旗不是那惡心的雙頭帝國家禽或那籠統的gongjihui式的錘子加鐮刀，而是俄羅斯海軍的軍旗：我們光榮的、無可匹比地美麗的聖安德魯旗：潔白襯托下的藍色對角線十字。

15

在回家途中，父親和我會順便逛商店，購買食物或照相材料（也許是膠卷、化學品），或在商店櫥窗前駐足。當我們一路穿過市中心時，他會告訴我這座或那座臨街建築物的歷史，講述戰前或1917年前這裡或那裡有什麼。建築師是誰，房屋主人是誰，住戶是誰，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在他看來是因為什麼。這位六英尺高的海軍指揮官對平民生活了解頗深，我也漸漸開始把他的制服視為一種偽裝；更準確地說，形式與內容之間差別的理念開始在我那學童的心底生根。他的制服產生的這種效應，一點不亞於他指給我看的臨街建築物當前的內容。在我那學童的心中，這種差距當然會折射為邀請你撒謊（不是因為我需要撒謊）；不過我想，在更深層次上，它教導我一個原則，也即無論你內心正在發生什麼事，都要維持外表。

在俄羅斯，軍人很少改穿便服，哪怕是在家中。一部分原因是你的全部服裝永遠不會太多；但主要是因為與制服有關的，因而也是與社會地位有關的權威觀念。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名軍官。即使是退伍或退休的軍官，也往往會在頗長一段時間內在家中和在外面穿戴這件或那件軍人服飾：沒有肩飾的制服上衣、長靴、軍帽、外套，向大家表明（以及提醒自己）他們的所有物的級別：因為一日為官，便是終生為官。這有點兒像西方的新教神職人員；而就一名海軍軍官而言，這種相似性又因為他那白色的底領而愈益強烈。

我們五鬥櫃的上層抽屜裡，有很多這類底領，塑料的和棉織的；多年後，當我讀七年級，學校開始推行制服時，母親會剪裁它們，然後縫在我那件老鼠灰制服上衣的豎領上，因為那件制服也是半軍事式的：制服上衣、有搭鉤的皮帶、配套的褲子、有塗漆帽舌的帽子。你愈早把自己視為一個士兵，就愈是有利於那個制度。對此，我並不感到有什麼不妥，隻是我厭惡那顏色，它暗示那是步兵，或更糟糕，警察。它絕不能跟父親那件黑漆漆的外套相比，那件外套有兩排黃色紐扣，令人想起夜晚的林蔭大道。當他解開紐扣時，你會看見裡面那件暗藍色制服上衣又有兩排黃色紐扣：黃昏裡一條燈光朦矓的大街。“林蔭大道中的大街”——這就是我們從博物館走路回家，我乜斜著眼望了望父親時對他的印像。

16

我在這裡，在我的南哈德利寓所後院，有兩隻烏鴉。它們頗大，幾乎有渡鴉那麼大。當我駕車回家或離家時，首先看到的就是它們。它們是先後出現在這裡的：隻是兩年前母親逝世的時候，第二隻是去年父親剛逝世的時候。或者說，我踫巧是因此注意到它們的。現在它們總是一起出現或一起飛走，而對烏鴉來說，它們實在太沉默了。我試圖不去望它們；至少，我試圖不去觀察它們。然而我注意到，它們往往逗留在那座松林裡，松林以我的後院盡頭為起始，沿著斜坡伸展了約四分之一英裡，來到一片草地，草地毗鄰一個小溪谷，小溪谷邊緣有兩塊巨岩。我不再散步去那裡，因為我預期會遇見它們——那兩隻烏鴉——在陽光中，在那兩塊巨岩頂休眠。我也不打算去找它們的巢。它們是黑色的，但我注意到它們翅膀內側是濕灰的顏色。我看不見它們的時候，是下雨天。

17

我想，父親是在1950年根據政治局某個規定退伍的，那個規定說，猶太籍人士不應身居軍隊要職。如果我沒弄錯，那個規定是由安德烈•日丹諾夫提出的，他當時掌管武裝部隊的意識形態控制權。那時父親已經四十七歲了，可以說必須開始新生活。他決定重返新聞業，做他的攝影報道。然而，要重返新聞業，必須有一家雜志或報紙願意雇用他。這證明是頗為困難的：50年代是猶太人的壞年頭。針對“無根的世界公民”的運動正如火如荼；接著，在1953年，發生了“醫生案”，“醫生案”沒有以通常的流血告終，隻是因為它的慫恿者在案件嚴重的時刻突然蹬腿兒了。但在此之前很久，並且在此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空氣中充滿了政治局計劃對猶太人采取報復行動的謠言，說是準備把所有那些“第五段”（注：指蘇聯護照第五段注明持證者的出身。）生物遷去西伯利亞東部，那個靠近中國邊境，叫作比羅比詹的地區。甚至流傳著一封由著名的“第五段”人士——國際像棋冠軍、作曲家和作家——簽名的信，內容包括懇求黨中央委員會以及懇求斯大林同志本人允許我們猶太人在偏遠地區以艱苦勞動抵償我們給俄羅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這封信現在隨時都有可能刊登在《真理報》上，作為驅逐我們的借口。

然而，刊登在《真理報》上的，卻是斯大林的死訊，盡管那時我們已準備好遠行，並且已經賣掉我們的立式鋼琴，因為不管怎樣我們家沒人會彈（雖然母親曾請來一位遠房親戚教我：可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纔能，更沒有那種耐性）。不過，在那樣的氣氛中，一個猶太人和非黨員被一家雜志或報紙雇用的前景還是暗淡的；於是父親便上路了。

在多年時間內，他根據與莫斯科全蘇農業展覽館的合約，以自由職業者身份跑遍全國。於是乎，我們桌上偶爾會有些奇跡——四磅重的馬鈴藷或雜交的蘋果梨；但是報酬卻微乎其微，我們一家三口全靠母親作為區發展局職員的工資度日。那是我們非常艱苦的年頭，也就是那個時候，父母開始生病。盡管如此，父親依然顯示出他那愛交際的自我本色，常常帶我到城市各處看望他的海軍戰友，他們現在要麼經營一個遊艇俱樂部，要麼看管舊船塢，要麼訓練青少年。這些人倒是不少，而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樂意見到他（總的來說，我從未遇見過任何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對他有什麼不滿）。其中一個是商船局地區分局下屬的一份報紙的主編，一個其名字聽上去像俄國人的猶太人，他終於雇用了父親。從此，父親為這家設在列寧格勒港的報紙工作至退休。

似乎，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用於走路（“記者像狼一樣，都是靠爪子活命”是他經常說的話），在船艦、水手、船長、起重機、貨物中間。背景永遠有波紋狀鋅板似的水面、桅杆，仍殘留著船籍港名字前幾個或後幾個白色字母的巨大黑色金屬船尾。除了在鼕天，他總是戴著那頂有塗漆帽舌的黑色海軍帽。他喜歡親近水，他崇拜大海。在那個國家，這是你接近自由的方式。有時候哪怕僅僅望著它也夠了，而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望著它，拍攝它。

18

在不同程度上，每一個兒童都渴望成年，巴不得快點離開他的屋子，離開他那壓抑的窩巢。出去！進入真正的生活！進入廣大的世界。以他自己的方式進入生活。

遲早他會完成他的夙願。然後有一段時間，他會專注於新景觀，專注於構築他自己的窩巢，制作他自己的現實。

接著有一天，當新現實被掌握了以後，當他自己的方式實行了以後，他突然間發現他的舊巢不見了，發現那些給了他生命的人都死了。

那一天，他感到自己像突然沒有了因的果。這失去之巨大，使得它變得難以理解。他心靈被這失去裸露了，收縮了，於是又進一步增加那失去的幅度。

他意識到他青年時代對“真正的生活”的追求，他的離巢，已使那巢變得毫無防御。這已經夠壞的了；不過，他仍然可以把這歸咎於自然。

他無法歸咎於自然的，是他發現他的成就，也即他以自己的方式制作的現實，不如他放棄的巢有效。發現如果他生命中有任何現實的話，恰恰就是那個壓抑、窒息、他原本恨不得逃離的巢。因為它是由別人構築的，由那些給了他生命的人構築的，而不是由他，而他太清楚他自己的勞作的斤兩了，他在某種程度上隻是在使用這被給予的生命而已。

他知道他制作的一切是多麼任性，多麼一廂情願，打多麼如意的算盤。知道這一切終是多麼暫時的。即使它是持久的，他充其量也隻能把它當作他的技能的證據來使用，而他大可以吹噓自己的技能。

然而，不管他有什麼技能，他都永遠無法重建曾經聽見他呱呱墜地的哭聲的那原始、結實的巢。他也無法重建那些把他安置在巢裡的人。他是一個果，無法重建他的因。

19

我們的家具——或者說，占據空間的家具——是父母的床，而我想我這生命全拜它所賜。那是一張巨型的、特大號的床，再次，它的雕紋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他家具相匹配，然而在風格上更現代化。當然，是同樣的植物主題，但其技巧搖擺於“新藝術”與商業版構成主義之間。這張床是母親特別自豪的對像，因為那是她與父親結婚之前，在1935年以非常低廉的價錢購得的，當時她在一家二流的木工店發現它，而且發現有一個匹配的三鏡式梳妝臺。我們的大部分生活都被吸引到這張低矮的床上，而我們家重要的決定，都不是三個人圍坐在桌子邊，而是在那個廣闊表面上作出的，而我就坐在父母腳邊。

按俄羅斯標準，這張床是真正的奢侈品。我常常想，正是這張床說服父親結婚，因為他喜歡耽擱在床上遠勝於喜歡任何事情。即使當他與母親發生可能是激烈的尖酸刻薄的爭拗，主要是因為家庭預算問題（“你總是不顧一切把所有現金都擲在雜貨店！”他那憤憤不平的聲音越過那些把我的“半”個房間與他們的“一”個房間分隔開來的書架。“你三十年的惡臭毒害、毒害了我！”母親答道），即使在那種情況下，他也不大情願從床上起來，尤其是在早晨。有些人曾以非常可觀的出價想買那張床，它實在占去我們住所太多的空間了。但無論我們多麼入不敷出，父母也絕不考慮這個選擇。那張床顯然是一種過度，而我相信他們恰恰是因此而喜歡它。

我記得他們側臥著睡在床上，背對背，中間隔著壓皺的毛毯。我記得他們在床上閱讀、說話、喫藥、與這種或那種疾病搏鬥。在我眼裡，那張床勾勒出了他們在安穩和無助時刻的形像。那是他們非常私人的藏身處，他們的終極島嶼，他們自己在宇宙中除我之外不可侵犯的位置。無論它如今坐落在什麼地方，它都是作為世界秩序內部的一個真空。一個長七英尺寬五英尺的真空。它是用光潔的淡棕色槭木做的，從來不會嘎吱作響。

20

我那半個房間由兩個巨大的、幾乎有天花板那麼高的拱門與他們的房間連接，我老是試圖用各種書架和皮箱合起來填塞這兩個拱門，把自己與父母隔開，以便獲得一定程度的隱私。你隻可以說一定程度，因為這兩個拱門的高度和寬度，再加上它們的摩爾式構造，排除了任何完全成功的想法。當然，除非你用磚塊填塞它們，或用木板遮擋它們。但這是違法的，因為這將導致我們有兩個房間而不是區房屋法令所規定我們應得的一個半房間。除了我們那幢樓的管理員頗為頻密的巡視之外，鄰居們，不管他們與我們相處多麼好，也會及時向有關當局報告我們的情況。

你得設計某種權宜措施，而這正是我從十五歲起忙於做的事情。我做過各式各樣難以想像的安排，有一次甚至想過建造一個十二英尺高的嵌入式水族館，中間將有一道把我那半個房間與他們的房間連接起來的門。不用說，這個建築盛宴超出我的知識範圍。於是乎，結果變成我這邊書架愈來愈多，父母那邊一層層的垂褶布愈來愈厚。不用說，他們既不喜歡這樣解決問題，也不喜歡問題的性質本身。

然而，女孩們和朋友們數目的增長，比書籍慢；此外，後者都是要住下來的。我們有兩個大櫥櫃，它們門內都鑲有全身鏡，別的方面則很不起眼。但它們頗高，於是它們便承擔了大半任務。我在它們周圍和上面建造那些架子，留下一個狹窄的豁口，父母便通過那個豁口擠進我那半個房間，相反亦然。父親對這個安排很不爽，尤其是因為他在我那半個房間的盡頭建造了他自己的暗房，那是做他的顯影和衝印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們大部分生計的來源。

我那半個房間的盡頭有一個門。當父親不在暗房裡工作時，我便會利用那個門進出。“這樣我就不會打擾你們了。”我對父母說，但實際上我是為了避免他們的監視和避免必須向他們介紹我的客人，或者相反。為了使那些來訪的性質變得含糊，我弄來了一個電唱機，於是父母也逐漸恨起J. S. 巴赫來了。

再稍後，當書籍和對隱私的需要戲劇性地增加後，我便進一步瓜分我那半個房間，重新擺放那兩個櫥櫃，終把我的床和書桌與那個暗房分隔開來。在兩者之間，我把閑置在走廊裡的第三個櫥櫃也塞了進去。我把它的背板拆掉，把它的門完整地保留下來。結果是，客人必須通過兩道門和一道簾子進入wodeziyou活動空間。道門是通往走廊那道門；然後你會發現自己站在我父親的暗房裡，然後揭開簾子；接著是打開那個被改裝的櫥櫃的門。我把我們所有的皮箱都堆到那些櫥櫃頂上。皮箱很多，不過仍然達不到天花板。淨效果是一道屏障；不過，屏障背後，那個頑童感到安全了，而某位瑪麗安妮可以不止裸露她的乳房。

21

父母對這些轉變所持的黯淡態度，在他們開始聽見我那隔板牆背後傳來打字機咔嗒咔嗒的響聲時，便有些明亮起來了。那垂褶布大大地但不是完全地減低打字機的響聲。那臺有俄語字面的打字機，也是父親從中國搜羅來的東西的一部分，盡管他沒有預料到它會被兒子拿來用。我把它擺在我的書桌上，那書桌塞進那道從前把我們的一個半房間與那個套房其他房間連接起來，現已被磚塊堵塞的門所形成的凹處。這就是那額外的一英尺帶來的妙用！由於我的鄰居在這道門的另一邊擺放他們的鋼琴，我便構築我這邊的防御工事，用一個坐落在我書桌上的書架當作牆來擋住他們女兒的“筷子”曲調，那書架正好絲毫不差地塞進那個凹處。

一邊是兩個有鏡櫥櫃和它們之間的那條過道；另一邊是遮起的高窗，其窗臺剛好位於我那個頗為寬大的褐色無靠墊沙發上端兩英尺處；那個拱門背後，書架一直堆至其摩爾雕飾邊緣；塞入凹處的書架和書桌以及那部“皇室昂德伍德”牌打字機就在我的鼻尖前——這就是wodeziyou活動空間。母親會清潔它，父親會在他來來往往於他的暗房時穿過它；偶爾他或她會在另一輪口角之後來我這裡，坐在我那張破舊但可以把身體深深埋進去的扶手椅裡避避難。除此之外，這十平方米是我的，而它們是我所知好的十平方米。如果空間有自己的思想並產生自己的分配，那麼這十平方米的其中一些，可能也會懷著深情想起我。尤其是此刻，在另一雙腳下。

22

我準備相信，俄羅斯人接受斷絕關繫，要比任何其他人困難。畢竟，我們是一個非常安居的民族，比起其他歐洲大陸人（德國人或法國人）就更安居了，因為後者到處走動要多得多，原因之一是他們有汽車且談不上有什麼國界。對我們來說，一個公寓單位是要待一生的，一座城市是要待一生的，一個國家是要待一生的。因此永久感也更強烈；同樣強烈的，還有喪失感。然而一個在五十年間把近六千萬生靈喪失給國家的民族（包括兩千萬死於戰爭），肯定有能力將其穩定感升級。原因之一是那些喪失是為維持現狀而招致的。

因此，如果說你老是想著這一切，那不一定就是遵照故國的心理構成。也許導致這種發作的，恰恰是相反的東西：現在與記憶中的事物的不可兼容性。我認為，記憶反映你的現實的質量，一點不遜於空想。我面對的現實，與那一個半房間及其兩個與我相隔一個大洋並且現在已不存在了的居住者沒有關繫，也沒有相似之處。就選擇餘地而言，我想不出還有比我現在置身的地方更戲劇性的了。這種差別，是兩個半球之間，夜與日之間，城市風景與鄉村之間，死與生之間的差別。僅有的共同點是我自己的精神狀態和一部打字機。而且還是不同的構造和不同的字面。

我想，如果父母生命後十二年間我在他們身邊，如果他們臨終時我在他們身邊，夜與日之間或俄羅斯一座城市裡一條街道與美國鄉村一條小巷之間的對比就不至於這麼強烈；記憶的鮮明就會讓位給空想的不著邊際。那純粹的折騰就會使五官遲鈍得足以把這場悲劇視為自然的悲劇，並以自然的方式把它拋諸腦後。然而，很少有什麼比事後回顧起來時權衡你的選擇更徒勞的了；同樣地，一場人為悲劇的好處是，它會使你注意那人為的詭計。窮人往往會利用一切。我利用我的內疚感。

23

這是一種很容易理解的情緒。畢竟，每個孩子都對父母懷有內疚感，因為他多少知道，他們將先他而死。因此，他隻需要讓他們死得自然就可以減輕他的內疚感：死於疾病，或年老，或兩者。不過，你可以把這種承認有罪以獲輕判擴大至一個奴隸之死嗎？一個生而自由但其自由被更改的人？

我收窄這個有關奴隸的定義，既不是基於學術理由，也不是因為缺乏大度。我願意承認，一個生於奴役的人，要麼是通過遺傳了解自由，要麼是通過知識了解自由：通過閱讀或者道聽途說。然而我必須補充說，他對自由的遺傳性渴求如同所有的渴求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連貫的。它不是他的思想或四肢的實際記憶。因此纔會有見諸很多革命的殘忍和盲目的暴力。也因此，它們纔會失敗，也即導致獨裁。死亡對這樣一個奴隸或其親屬來說，似乎是一種解放（小馬丁•路德•金著名的“自由！自由！終於自由了！”）。

但一個生來自由卻以奴隸身份死去的人又是什麼情況？他或她——暫且讓我們不去考慮與基督教會有關的概念——會認為這是一種安慰嗎？嗯，也許吧。更有可能的是，他們會認為這是終極侮辱，是對他們的自由難以逆轉的終極竊取。這就是他們的親屬或子女會認為的，而事實上也是如此。後的竊取。

我記得有一次母親去買一張前往南方的火車票，想去礦泉水療養院。她在區發展局連續工作了兩年之後，有二十一天假期，而她要去那家療養院是因為她的肝病（她從不知道那是癌癥）。在市售票處，在她已花了三小時等待的長隊裡，她發現她用來買火車票的四百盧布被人偷去了。她悲痛欲絕。她回家，站在我們的公共廚房裡，哭個不停。我把她領進我們那一個半房間；她躺在她的床上，繼續哭。我之所以記得這件事是因為她從來不哭，除了在喪禮上。

24

後，父親和我湊出這筆錢，她便去了療養院。然而，她哭的不是那筆失去的錢……眼淚在我們家裡是少見的；在某種程度上，整個俄羅斯也是如此。“把眼淚留給更嚴重的場合吧。”我小時候她會這樣告訴我。而我想，恐怕我做的比她想要我做的更成功。

我想，大概她也不會同意我寫這些。當然，父親也不會同意。他是一個驕傲的男人。當某件應受斥責的或可怕的事情逼近他時，他的面孔就會顯露出一種難受但同時挑戰的表情。仿佛他在對某種他一開始就知道比他強大的東西說：“來試我吧。”“你還能期待這個敗類做什麼？”是他在這類場合會說的話，說罷這句話，他會不再去計較，而是順從。

這不是某種牌子的斯多葛主義。在那時的現實中，根本沒有任何采取其他姿態或哲學的餘地，不管那是多麼極簡化的姿態或哲學。那現實迫使你放棄任何信念或良心不安，因為它會要求你服從這些信念或良心不安的對立面的總和。（隻有那些沒有從勞改營回來的人纔稱得上是頑固的；那些回來的人的每一根骨頭都跟其他人一樣易彎。）然而，這也絕非犬儒主義，而隻不過是在完全恥辱的情況下試圖挺直你的腰板；試圖睜大你的眼睛。這就是為什麼眼淚是不可能的。

25

那一代的男人，都是非此即彼的男人。對他們那些更擅長於拿良心來交易（有時候非常有利可圖）的子女來說，這些男人常常顯得像笨蛋。一如我說過的，他們不是很有自我意識。我們，他們的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或者說，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都相信世界的復雜性，相信細微差別的復雜性、弦外之音的復雜性、灰色地帶的復雜性、這個或那個之心理方面的復雜性。現在，我們已達到使我們與他們平起平坐的年齡，獲得了同樣的體形並穿著同樣尺寸的衣服，我們也發現事情全部都歸結到同樣的非此即彼，歸結到是與否的原則。我們花了將近一輩子纔懂得他們似乎從一開始就知道的：這世界是一個非常粗劣的地方，並且不配更好。那“是”與“否”很好地、一點不剩地包括了那復雜性，而那復雜性我們還在津津有味地發現和建構，並且幾乎使我們喪失我們的意志力。

26

如果他們要找一句格言來描述他們的存在，他們可能會從阿赫瑪托娃的《北方哀歌》中摘取幾行詩：

如同一條河流

我被我強壯的時代改道。

他們換掉我的生命：變成一條不同的河谷，

經過不同的風景，它繼續滾動。

而我不認識我的河岸，也不知道它們在哪裡。

他們很少跟我談起他們的童年，他們各自的家庭，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我隻知道，我的外祖父是那個帝國的波羅的海省份（立陶宛、拉脫維亞、波蘭）的一個“辛格”牌縫紉機推銷員，祖父是聖彼得堡一家印刷所的老板。這種緘默，與其說跟遺忘癥有關，不如說跟在那個強大時代隱藏他們的階級本源以便於生存有關。雖然父親善於講故事，但他一提到中學時代的奮鬥，就立即被母親的灰眼瞟來的警告信號制止。母親自己要是在街頭聽到或從我某些朋友那裡聽到一句法語，甚至不會眨一眼，盡管有一天我看見她在讀我的詩集的法語版。我們對望了一下；接著，她便默默地把那本詩集放回書架，離開wodeziyou活動空間。

一條改道的河流奔向其陌生的、人工的三角洲。誰可以把它消失於這個三角洲歸咎於自然原因呢？而如果你可以，那麼它的水道呢？那麼人類被那外部力量縮減和誤導的潛能呢？有誰來解釋它是怎樣被改道的？可有任何人？我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並沒有對一個事實視而不見，也即這種有限和被誤導的生命可能會在其過程中產生另一種生命，例如我的，這另一種生命如果不是恰恰因為那被縮減的選擇，則根本就不會發生，也就沒有什麼問題可問。不，我知道可能性的法則。我並不希望我父母不相識。我問這些問題恰恰是因為我是一條被轉向、被改道的河流的一個三角洲。終，我想，我是在跟自己說話。

那麼，我問自己，自由變成奴役，是在何時何地獲得這種不可避免的地位的？它是何時變成可接受的，尤其是對一個不知就裡的旁觀者來說？在什麼年齡改變自己的自由狀態無害？在什麼年齡這種改變不會在自己的記憶中留下痕跡？二十歲？十五？十？五？在子宮裡？這是一些修辭性的問句，不是嗎？不完全是。一個革命者或征服者至少應知道正確答案。例如成吉思汗就知道。他隻是把任何其人頭達到馬車輪轂以上的人斬首。那麼就算是五歲吧。但在1917年10月25日，我父親已經十四歲了；我母親十二歲。她已經懂一些法語；他懂一些拉丁語。這就是為什麼我問這些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是在跟自己說話。

27

在夏天晚上，我們的三個高窗都打開著，來自河上的微風試圖在窗紗中獲得一個物體的地位。河不遠，距我們大樓僅十分鐘路程。一切都不太遠：夏園、艾米爾塔什博物館、戰神廣場。然而，即使父母年紀尚輕時，也很少去散步，無論是一起還是單獨。走了一整天的路，父親不是太熱心於再上街。至於母親，在八小時辦公室工作之後排長隊，也產生同樣的結果；此外，她在家裡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他們難得出去一趟，那也主要是為了出席某位親戚的聚會（生日或結婚周年紀念日），或看電影，但極少去看戲劇。

我一直都生活在他們身邊，一點也不覺得他們漸漸老去。現在我的記憶穿梭於數十年間，可以看見母親從陽臺上俯視丈夫在下面拖著腳走路的身影，低聲嘀咕道：“一個真正的老頭，不是嗎？一個真正十足的老頭。”而我聽見父親那句“你就一心想著把我趕進墳墓裡”，作為他們在60年代期間爭吵的結束語，而不是50年代的猛力關門聲和他遠去的腳步聲。而我現在刮胡須時，會看見我的下巴上有他的胡茬。

如果說我的心靈現在被他們作為老人的形像吸引過去，那大概也是因為記憶習慣於盡可能完好地留住後的印像。（再加上我們對線性邏輯的癖好，對進化原則的癖好——於是乎照相術的發明就變得不可避免了。）但我想，我自己朝那裡去，朝老年去，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你甚至很少夢見你自己的青少年時代，譬如十二歲。如果說我對未來有任何概念，它也是按他們的形像創造的。他們是我未來的“基爾羅伊在此”，至少視覺上是這樣。

28

如同大多數男性，我更像父親而不是母親。然而小時候我與她在一起的時間更多——部分是因為戰爭，部分是因為戰後父親過著漂泊的生活。她在我四歲時教我閱讀；我猜，我大多數姿態、語氣和行為方式，都是她的。還有些習慣，包括抽煙。

按俄羅斯人的標準，她是頗高的，五英尺三英寸，皮膚白皙，略胖。她有一頭淡茶色的金發，並且一生都留短發，還有一對灰眼。她特別得意於我繼承了她那個筆直的、幾乎是羅馬人的鼻子，而不是父親那彎起的鷹鉤巨鼻，盡管她覺得它有趣極了。“啊，這個鷹鉤！”她會這樣打開話題，小心地把話說得一板一眼，“這種鷹鉤”——停頓——“天空裡有賣”——停頓——“每個六盧布”。雖然這個鷹鉤很像皮埃羅•德拉•弗蘭切斯卡（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的斯福爾扎（注：米蘭攝政者，極力保護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側面像，但它明顯是猶太人的，而她有理由高興我沒有這個東西。

盡管她有那個娘家姓（她結婚後保留著），但是“第五段”對她而言扮演了比通常較次要的角色：由於她的外表。她明顯地非常有吸引力，有一種總的來說是北歐人——我會說，波羅的海人——的氣質。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個賜福：她找工作沒問題。然而結果卻是，她在其有意識的一生中都必須工作。大概是因為未能掩飾她那小資產階級的出身，她被迫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將其一生全部消耗在各種辦公室裡，要麼當秘書，要麼當會計。戰爭帶來改變：她成為一個德國戰俘營的口譯員，並獲得內務部部隊少尉的軍階。當德國簽字投降後，她在內務部繫統裡獲得了一次晉升和一份職業的機會。她不太想入黨，於是拒絕，重返方格紙和算盤。“我不想先向丈夫敬禮，”她對上司說，“我也不想把衣櫃變成武器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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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叫她“瑪魯夏”、“瑪尼婭”、“瑪涅奇卡”（我父親和她的姐妹們對她的昵稱），還有“瑪西亞”或“奇莎”，後兩個是我的發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後兩個稱呼用得更多，就連父親也開始這樣稱呼她。除了“奇莎”，所有這些綽號都是她的名字瑪麗亞的昵稱。“奇莎”是對雌貓的稍微親昵的叫法，而有好一陣子她拒絕這稱呼。“你竟敢這樣叫我！”她會憤怒地驚呼，“還有，平時你們也不要講這類貓科寵物話！否則你們終會變成貓腦子！”

那是指我小時候喜歡用模仿貓叫來念音在我看來似乎應受這樣對待的字眼。“肉”是其中一個，而到了我十五歲的時候，我們家裡這類“喵喵”聲已經很多了。父親證明他較容易受感染，於是我們開始以“大貓”和“小貓”來互指。“喵”或“呼嚕喵”或“呼嚕咕嚕喵”覆蓋了我們的情感光譜的很大部分，表示同意、懷疑、不理不睬、無奈、信任。漸漸地，母親也開始使用，但主要是用來表示冷淡。

然而“奇莎”黏著她不放，尤其是她真正老了的時候。圓而胖，裹著一兩件褐色披巾，連同她那非常善良、柔軟的臉，她看上去非常可愛，讓人想擁抱她，而且顯得十分自足。仿佛她可以發出貓似的呼嚕聲。但她並非如此，而是會對父親說：“薩沙，你交了本月電費了嗎？”或自言自語道：“下周輪到我們打掃公寓了。”那是指擦洗各走廊和廚房的地板，以及清潔浴室和廁所。她自言自語，因為她知道得做這件事的人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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