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節選（洪子誠）

賈植芳說契訶夫讓他“像一個人那樣活了過來”，“像一個人”的“人”沒有前置詞和後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通的人。契訶夫作品的人物圖譜中，基本上也是一些“小人物”，用當代一個奇怪的概念來說就是“中間人物”。我們從裡面找不到搏擊風浪的英雄，其實也可以說沒有典型的壞蛋、惡棍。他刻畫了19世紀末俄國社會中下階層的各色人物：地主、商人，鄉村教師、醫生，農民、大學生、畫家、演員、小官吏、妓女… …其中，知識分子占有重要地位，也傾注作家很多的復雜情感。他筆下的知識分子，大多是有道德理想、有莊嚴感，不倦想像、追求著有價值生活目標，並自認為對人類懷有責任的人。但同時，他們又是軟弱，缺乏行動力，生活在烏托邦夢幻煙霧裡，什麼大事都做不成的人。《手記》中有這麼一條，“伊凡雖然能夠談一套戀愛哲學，但不會戀愛。”——賈植芳先生加了一個很好的注釋，指出了這裡的雙關義：契訶夫之兄名伊凡，“伊凡泛指俄國普通人，以至有‘俄國伊凡’之說”。

這樣的人物自然難以鼓動起讀者的鬥爭熱情，契訶夫也不會有這樣的打算——從《手記》中知道，他質疑將人類歷史看成戰鬥的連續，將鬥爭當作人生主要東西的看法。那麼，這些“灰色”人物有什麼存在的價值？作為藝術形像他們的意義何在？或許可以用曾是契訶夫同胞的納博科夫的話作答：

 ……契訶夫暗示說，能夠產生出這種特殊類型人物來的國家是幸運的。他們錯過時機，他們逃避行動，他們為設計他們無法建成的理想世界而徹夜不寐；然而，世間確實存在這樣一種人，他們充滿著如此豐富的熱情、強烈的自我克制、純潔的心靈和崇高的道德，他們曾經存活過，也許在今天冷酷而污濁的俄羅斯的某個地方，他們仍然存在，僅僅這麼一件事實就是整個世界將會有好事情出現的預兆——因為，美妙的自然法則之所以絕妙，也許正在於軟弱的人得以幸存。（《論契訶夫》，薛鴻時譯）

 契訶夫在寫作上嚴格面對現實生活；他努力拓展生活的疆域，但從不寫他不熟悉、未曾深入體認的事物。《手記》中說，哈姆雷特不該為夢見的鬼魂奔忙，“闖入生活本身的鬼魂更可怕”。他的作品——小說、戲劇，也包括這本《手記》，給我們許多啟示、感動我們，犀利的觀察和評述推動著我們的思考。當然，我們也會有疑惑，也會與他磋商，甚至暗地裡發生爭議。譬如：對人性的理解（“邪惡——這是人生來就背著的包袱”；愛、友情並不可靠，而仇恨“更容易將人團結在一起”）；對女性品格更多的苛求；對自然科學、科技發展推動人類進步的理想化想像……但是，我們沒有料到的是，這個熱切追求理想生活和人的高度精神境界，不斷揭露虛偽、庸俗、欺詐、暴力的作家，在世和死後，卻會受到冷漠、無傾向性、無思想性的責難，以至在他死後50多年，愛倫堡在《重讀契訶夫》中，還要用很多篇幅來為他辯護。

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一是契訶夫很少在他的作品中發表政治見解，在俄國當時的政治派別和意識形態紛爭中，從未明確表示他的派別立場和意識形態歸屬。另一方面，則是他看待生活、看待人的方式。對於責難他曾有這樣的回應 ：“我不是自由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不是漸進論者，不是僧侶，不是冷漠主義者……我憎惡一切形式的虛偽和暴力”；“當然，我的小說中平衡正負關繫的努力是可疑的。但要知道，我並不是在平衡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些對我並不重要，我關注的是人物的虛假和真實。”

“平衡”這個詞，也可以用分配、調適來替代，可以理解為慎重處理對立物關繫。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說過，俄羅斯精神結構中具有兩極化的對立傾向，一切事物均按照正統和異端來進行評價；俄羅斯人不是懷疑主義者，不大了解相對的東西。契訶夫對這一特性也有深切了解，他警惕、抵抗著這種性。《手記》中寫道：“在‘有神’與‘無神’之間，隔著廣大的空間。……俄羅斯人都知道這兩個之中的一個，但對於這中間卻毫無興趣。”契訶夫在“有神”與“無神”，愛與恨，觀念與行動、真實與美，犀利的揭發與體諒的同情……之間的“平衡”，從根本上說不是導向無原則的中庸、冷漠，而是尊重事物的復雜和多樣，並終為常識，為弱者，為普通人爭取到存在的價值和尊嚴。

在“可疑”的平衡正負關繫的努力中，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藝術創造的自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契訶夫的處理方式，也提供了後來討論這一無解問題的絕佳“案例”。“案例”這個詞，來自愛爾蘭詩人希尼，他寫有《尼祿、契可夫的白蘭地和一根敲擊棒的有趣案例》（The Interesting Case of Nero, Chekhov's Cognac and a Knocker 吳潛誠譯，《希尼詩文集》中馬永波譯為《尼祿、契訶夫的白蘭地與來訪者》）。這裡牽涉到契訶夫一生中的一個重要事件：1890年30歲時的薩哈林島之行。這期間，契訶夫已經確立了他的藝術家的社會地位，他執意長途跋涉去考察囚禁各種罪犯的“罪惡之島”的決定讓莫斯科的朋友喫驚。契訶夫認為，作為一個幫人解除病痛的醫生，有權在世上占有一定位置，但是在許多人得不到自由，遭受苦難、折磨的情況下，從事修辭寫作和藝術演練，豈不是對生命的冒犯、褻瀆？他需要有所證明，他決定進入這個“罪惡之島”，與囚犯一起生活，寫出類乎見證之書的考察報告。臨出發時，朋友送他一瓶高貴白蘭地，在六個星期的舟車勞頓中一直珍藏。待到達薩哈林島的那一天晚上，纔開瓶暢飲這琥珀色的醇香的酒。希尼將這看作是像征意義的一刻：白蘭地不僅是朋友的禮物，也是契訶夫的藝術：他對周圍的苦難毫不退縮，他有了回應而獲得心安，獲得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內心的平靜。

這裡涉及嚴肅、真誠的藝術家經常面臨的藝術與真實、與生命，歌唱與苦難的緊張關繫。如同希尼說的，詩歌、藝術無論怎麼有所擔當，總有一種自由的，不受束縛的因素，總有欣悅、逃遁的性質。因此，藝術家在抉擇上，在契訶夫所說的“平衡”上的工作並不容易，這種調適和平衡也無法一勞永逸。契訶夫的薩哈林島之行，是以親身深入苦難之境的行動來介入，也以撰寫類乎“見證”的，波蘭詩人Z·赫伯特的“敲擊棒”式的文字（赫伯特寫有題為《敲擊棒》（A Knocker）的詩：“我的想像/是一塊木板/我的樂器/是木棍”），以面對實實在在的苦難和生命，來試圖減緩、解除詩歌、藝術與現實之間的緊張衝突。

我次讀契訶夫作品是1954年，那年開始上高中，從《文藝學習》讀到他的《寶貝兒》，也從這個雜志的封面見到他那標準的大胡子、帶夾鼻眼鏡的畫像。當時並不覺得《寶貝兒》有多好，還認為他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後來纔知道他死時隻有44歲，這樣的年齡，在我們這裡還算是青年作家。原先以為隻有藝術家會短命（莫扎特、舒伯特、梵高……），一直的疑問是，這樣的成熟、睿智、節制、美麗的文字，怎麼會出自30餘歲人的筆下。契訶夫無疑屬於那種將真理、正義放置在首位的作家。但是，他的藝術實踐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藝術、文本的內部，是否也可以取得一種歌唱和生命緊張關繫的平衡？而純粹的，並不傳達救贖訊息的美本身，是否也是增加世界良善的“救贖”的力量？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事實上，無論是契訶夫，還是希尼，都是將藝術、歌唱與現實政治的衝突，看作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的邂逅；契訶夫也明確將他的“贖罪”行為看作是個人的選擇。他們無意將這些普遍化，無意將踐行自己理念的行為扭曲為一種準則，而讓其他人都處於“道德的陰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