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今，身為女性是一場值得稱頌的冒險。

我不是馴養的動物，不可能被鎖在一個被稱為“家”的小小世界中。我不想做“妻子”，我要寫作、旅行、去了解整個世界，要充分使用我的一生。

★ 勇往直前的“生猛成長之書”：不內耗，不擰巴，不妥協

勇氣：“我為勇氣所痴迷。沒有任何美德，比勇氣更吸引我。”

自由：“我不允許任何人成為我的牢籠。”

坦率：“我是一個有無數惡習的女人，將來注定要下地獄。”

★ 我行我素的“女性反叛之書”：她的人生，沒有禁區

“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鬥！”

沒有她去不了的地方，沒有她見不到的人：

寫政治、戰爭、革命，做戰地記者，“寫一切我想寫的東西”；伊朗王後、瑪麗蓮·夢露、基·辛格，“沒有一個世界大人物會對她說不”。

★ “世界第·一女記者”煉成記：挑戰權·威，隻說真話

“我永遠不會為錢寫作。永遠不會！”

奧莉婭娜·法拉奇是一個善於解剖權·威的采訪者，一個善於打碎偶像卻讓自己成為偶像的記者。 ——《紐約時報》

★ 楊瀾、白岩松、李銀河等一致推崇！

法拉奇一生致力於自由和平等，以一己之力挑戰世界上所有的不公正。她關於家庭和工作的看法我很欣賞，讓我認真考慮“應當用自己短暫的生命做點什麼”這個所有問題當中ZUI重大、ZUI根本的問題。——李銀河

《紐約時報》盛贊，曾獲多項大獎，代表作《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風雲人物采訪記》暢·銷全·球。

“世界第·一女記者”奧莉婭娜·法拉奇 自述勇往直前、我行我素的一生：

如果有一天，有人會記錄我的人生故事，那個人隻能是我自己，不會是別人。

我生來就不甘平靜，注定不會過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天性自由，不願被任何人支配、窺視，也不允許任何人成為我的牢籠。

我就在這種挑戰中度過了ZUI初的青春時光。因為害怕被庸常的想法引誘、同化，那些年我就像一條未佩戴口套的野狗：遠離人群，自由自在，隨時可以發出自己的吶喊。

漫長的人生旅途，我也曾欺騙自己，屈從於對孤獨的恐懼。短暫的溫存牽絆過我，卻不能讓我停下腳步。

我轉過身，仍舊像一條自由的野狗，繼續我未來的路。

奧利婭娜·法拉奇

Oriana Fallaci

意大利著·名記者、作家，被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國際政治采訪之母”和“文化奇跡”。1929年生於佛羅倫薩。1950年任《晚郵報》駐外記者。1967年開始任《歐洲人》戰地記者，深入戰地報道過越南戰爭、印巴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采訪過鄧·小平、基·辛格、霍梅尼等國際聞名的政治家和名人。兩次獲得聖·文森特新聞獎，一次獲得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代表作品有《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風雲人物采訪記》等。

部分 用佛羅倫薩方言表達，用佛羅倫薩方言思考

第二部分 工作，旅行

第三部分 愛與自由

第四部分 寫作這個職業

第五部分 嚴峻的考驗

面對婦女權利、戰爭中的暴行和荒誕等禁忌話題，她的聲音堅毅果敢。這讓她深受左派讀者的歡迎，尤其是那些像她一樣蔑視權·威的人。——《華盛頓郵報》

這部回憶錄向我們講述了一個無畏的女人，從年輕時起就渴望了解世界，渴望戰鬥。一個女人，一個作家 (她總是喜歡這樣稱呼自己)，一個從越南到墨西哥再到德黑蘭的記者，說出了世界的真相。她見證了ZUI偉大的事件，讓每一個關注她或閱讀她文章的人都參與其中。——讀者評論

我不相信神話

我很晚纔開始明白自己的重要性，明白自己對很多人意味著什麼。其實直至今日，我也沒有完全弄明白。很多人在我身上看到了阿喀琉斯或聖女貞德的影子，可我並不是他們。我隻是一個敢於說出心中的想法，做自己認為該做之事，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且毫不恐懼的人罷了。或者說，我隻是盡力不向恐懼妥協罷了。我還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自律且冷酷（正是我的自律和我遭受過的巨大痛苦讓我變得冷酷）。可也僅此而已。我不想背負起那些並不屬於我的責任，所以我並不希望人們把我看作一位鬥士，或是聖人。重要的是，我不希望被誤解。然而一直以來，誤解無處不在。我對自由的信仰常常被人們誤解（在我看來，自由並不意味著混亂或放縱；我也不斷對阿萊科斯說，自由首先是義務，其次纔是權利）。人們誤解我的“無政府主義”。真正的無政府主義應該是神聖而優越的，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能夠管理好自己，不侵犯、殺害他人，不竊取他人財物。人們還誤解我的獨立。因為他們不明白，我怎麼能以一種不偏不倚的方式拒絕與左派或右派同流合污，以及我為什麼要這麼做。人們愛我，卻並不理解我。而我也同樣不能理解那些圍繞在我四周的興奮與喧囂。我不喜歡被一步步推上神壇，不喜歡被崇拜。我不過是一個害羞、靦腆、執著於獨處且不愛交際的人而已。我不相信神話，尤其是關於我的神話。

做一個孩子並不幸福（節選）

我在佛羅倫薩成長、學習，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的童年生活並不愉快，我的父母很窮。父親在佛羅倫薩有一個規模很小的手工作坊，單是支付作坊裡三四位師傅的工資，就已經把收益消耗得一干二淨。父親是激進的反法西斯分子，因此在政治上也受到了迫害。這種條件顯然不可能讓我擁有舒適的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但它教會了我什麼是紀律，讓我知道生活絕不是一場簡簡單單的冒險。

當時，我的周圍是戰爭、墨索裡尼、貧窮，還有父母的責罵。我的屁股上會時不時地挨一頓板子，不許做這個，不許做那個。不，不，不！我的童年一點意思都沒有，做孩子並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與所有暴政統治下的時期相同，我出生的那個年代，我的國家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新聞業。幸好還有地下組織秘密發行的報紙，真實的報道纔得以幸存。而我有幸生在一個反法西斯家庭。父親是佛羅倫薩地下組織的首領之一。在我九歲還是十歲時，某一天，我發現一份報紙。報紙上說的和我在學校裡整日聽到的完全不同。（大家也都明白，在專制統治下，學校也是聽命於統治者的。）上面說希特勒和墨索裡尼是兩個劊子手。我拿著報紙找到父親，問他：“這是什麼？”父親回答說：“一份說實話的報紙。”我接著問道：“所以它纔不在報刊亭出售嗎？”“是的。”我如此震驚，如此憤怒，以至於忍不住大叫：“總有一天，我要為那些說實話，而且在報刊亭出售的報紙寫文章。”（這是別人日後告訴我的，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當時確切的情景……）

我的英雄（節選）

我在童年時期認識了很多英雄人物，因為我有幸成長在一個光榮的時代。我與他們相識來往，如同男孩子們收集花花綠綠的郵票；我與他們玩耍，就像女孩子們與布娃娃為伴。這些英雄們，或者說我認為的英雄們，充溢了我生命中大約十一個月的時光：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德軍占領佛羅倫薩期間。就是在那段時間裡，我對勇氣的崇敬、對犧牲的信仰，以及對懼怕的懼怕臻於成熟。

我每天都能見到我的英雄們：在家中、在街上、在鄉間。那時的我雖然還是個孩子，卻已早早地拋棄了一切幻想，變得冷靜、現實。我不會對任何事情置若罔聞或輕描淡寫：每一次看見我的英雄們，我都知道這有可能是我們生命當中後一次相遇。我愛他們，甚至願意為他們當中任何一位獻出我的生命：不再期盼盟軍的到來，也不再渴望白面包和巧克力。我對他們尊崇備至，在戰爭結束之後，他們如一顆珍貴的寶石，永遠在我心中占據著一席之地。

盟軍次轟炸佛羅倫薩時炸錯了地方。他們原定的目標是德軍用來運送武器和軍隊的鐵路，可後炸彈卻落到了臨近的居民區和多納泰羅廣場頗有年歲的公墓中。那是英國人的墓地，詩人伊麗莎白·芭蕾特·布朗寧就埋葬於此。轟炸開始時，我和父親就在聖母領報大教堂附近，離多納泰羅廣場不過三百米的距離。為了躲避轟炸，我們跑進了教堂。誰能體會到轟炸來臨時的那種恐懼？每次炸彈落下，教堂堅固的牆壁就如同暴風雪肆虐下的樹木般一陣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