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

從《書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爾斯泰偉岸的身影仍然遮擋了地平線，不過——這就像走在山裡頭那樣，我們越是走得遠，就越能越過近的山峰，看到曾被它擋住的遠處的峰巔——我們的某些先驅者也許注意到了，在巨人般的托爾斯泰後面，又顯現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來越大。他是依然半隱半露著的，是綿延伸展的山脈的神秘紐帶，幾條充沛慷慨的河流從那裡發源，新近干渴的歐洲今天正在痛飲它們的水。應該將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爾斯泰，與易卜生和尼采並列。他跟他們同樣偉大，也許還是三人中重要的一位。

大約十五年前，德·伏居耶先生 把開啟俄羅斯文學的鐵鑰匙，放在稱為雄辯的這一銀盤子上，獻給了法國。他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卻為這位作家的粗野感到抱歉；他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某種天纔，但同時高雅地對此表示了保留態度，並請讀者原諒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的粗話，承認“絕望使得他試圖讓我們的世界來理解他的世界”。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初的幾本書是成功的，至少是可以忍受的，他因而為此花費了不少筆墨，但他後停留在了《罪與罰》上，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纔華從這本書起便停止了發展”，當時的讀者對他的這句話不能不信以為真，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幾乎都還沒有翻譯成法語文。他還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會使勁地撲打翅膀，但始終在天空下日益渾濁的霧陣中轉圈”；他寬厚地介紹《白痴》中白痴的性格，接著，又說《群魔》“含混不清，結構混亂，常常十分可笑，充滿了世界末日的理論”，又說《作家日記》是“晦澀的贊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論戰”；他隻字不提《永恆的丈夫》 和《地下室手記》，他寫道：“我沒有提到一本叫《少年》的小說，跟先前的作品相比，它大為遜色”，他還以更為鄙夷的口氣說：“我也不提《卡拉馬佐夫兄弟》，一般認為，沒有幾個俄羅斯人會有勇氣讀完這個沒完沒了的故事”，後，他這樣歸納道：“我的使命僅僅是請人們注意這位作家，他在俄國享有盛名，而在我們這裡卻默默無聞，我還在他的作品中指出了三個部分，它們似乎能體現他纔華的不同側面，這就是《窮人》、《死屋手記》和《罪與罰》。”

因此，我不知道我現在是應該感謝德·伏居耶先生，因為畢竟是他先向我們介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應該抱怨他，因為他可悲地削弱了這位天纔作家的非凡形像，使之不完整，甚至被歪曲；當然，他那樣說，是出於一種誠懇，盡管他的做法似乎有違初衷。我有些懷疑，《俄羅斯小說》的作者提請人們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幫忙呢，還是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三本書中，而替陀思妥耶夫斯基幫倒忙。這三本書當然是非常好的，但並不具有的代表性。隻有超越它們，我們纔能充分地展開我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景仰之情。此外，對沙龍人士的智力來說，很難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讓人消除疲勞，而隻是讓人感覺疲勞，就像不停奔跑著的純種賽馬；讀者得保持始終的清醒……使注意力集中……從而引起精神的疲勞……”，等等。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許多人也是這樣談論貝多芬的後幾部四重奏的。（“過快地被人理解的東西維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封信裡這樣說。）

當然，這些帶貶義的評價延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譯和出版、傳播，事先就使讀者氣餒，使夏爾·莫裡斯先生初提供給我們一個殘缺不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譯本 ，不過，它終究未能阻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漸漸地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後出版 。

如果說，迄今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隻是在相當特殊的精英階層中慢慢地贏得了讀者，如果說，他使那些教養不夠、不太嚴肅、略有善意的公眾頗為反感——這些人同樣也不大欣賞易卜生的戲劇，卻會欣賞《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戰爭與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麼與人為善、而贊賞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公眾也頗為反感，那是不能歸咎於德·伏居耶先生的。這其中的原因相當復雜，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有助於我們找到其中大部分的原因，因此，我今天要談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而僅僅是法蘭西信使出版社1908年2月出版的那本新書（《書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