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語：《詩經》詮釋小史

姜廣輝

一《詩》的原始性和文學性

《詩》《書》《禮》《樂》《易》《春秋》，是中國先秦時代早的幾部文獻。這些本是社會的公共文本，在諸子百家中，隻有儒家願意全面繼承它，並對之加以整理和闡釋，於是它也就成了儒家的經典，被後世稱為“六經”①。到了漢代，因為社會尊經的緣故，這些文獻名稱的後面普遍綴了一個“經” 字，如稱《詩》為《詩經》、稱《易》為《易經》，等等。雖然在先秦時，還沒有《詩經》這樣的名稱，但為了口語表達的方便，我們還是以《詩經》稱之，這一點請大家能夠理解。

《詩經》是中國早的詩歌總集。“詩歌” 二字是個現代名詞，但用在古代卻是很恰當的，因為《詩經》中的詩篇都是可以歌唱的。《詩經》可以說是一部史詩，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西周和春秋初中期人們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１８世紀下半葉法國漢學家希伯神父（ＬｅＰＦｉｂｏｔ） 在其所著《古代中國文化論》中說：“ 《詩經》的篇什如此優美和諧，貫串其中的是古老的高尚而親切的情調，表現的風俗畫面是如此純樸和獨特，足可與歷史學家所提供的資料的真實性相媲美。”① 西周和春秋初期雖然也有過社會亂離的歷史，但總體上說，那時人們的生活頗有田園詩般的味道。在我們看來， 《詩經》中的詩篇，大部分為無名氏所作，或者是一種集體式的創作，其功用是社會共同體成員用來相互娛情，或者在宗廟中娛神的。漢代儒者硬說《詩經》篇篇都是美某人、刺某人的，有許多穿鑿附會的成分。

中國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到今天仍有“對歌” 的習俗②， 大概《詩經》時代普遍具有此種風俗。《詩經》中的風謠一類詩很可能是通過這種“對歌” 形式傳播的。這種“對歌” 有時是戀人的互訴衷情，也有時是集體娛樂的相互調笑。它直抒胸臆，活潑清新，感情真摯，充滿生命的活力。像《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③ 這種偷情詩歌能在上古社會共同體中傳唱、流傳，後被王朝采詩官采集到，經過整理後，又被上層社會接納，並加以傳習。如果沒有集體娛樂“對歌”調笑的形式，這樣的詩是不會在初流傳的；如果沒有一個相對開放寬容的人際關繫和共同的審美情趣，王朝采詩官也不會將之宣之於大庭廣眾之間的。

《詩經》向我們展示了當時人們精神生活的“樣態”。他們的生活是具體的、瑣碎的，乃至重復的，幾乎是無須記述的，但這些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們的精神是那樣的鮮活，它以一種詩歌的形式記錄下來，並且一直被傳誦，被解釋，而由此，這種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們的精神被“詩化”
了，我們或許可以將之稱為“詩化人學”。盡管漢代以後曾有一個“禮化詩學” 的過程，但是“詩化人學” 的傳統一直借助文學的形式被繼承和發展，也就是說，後世人們一直用詩來唱頌自己的生活。

五經中的其他四經如《易經》《尚書》《春秋》《儀禮》都是出自聖賢的制作刪述，記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的言行事功，隻有《詩經》中的《國風》所反映的是裡巷田野、匹夫匹婦的悲歡怨怒之言，甚至還有偷情“淫奔”
之事，這部分內容怎麼可以與帝王聖賢的格言大訓並列為經呢？通觀歷史，中國可稱得上詩的國度，尤其是唐詩更發展到一種的程度。但人們仍稱《詩經》為經，而不稱後世的任何詩篇（包括唐詩）
為經，這又是為什麼呢？

由於語言的變遷，《詩經》的大部分詩今天讀起來已不甚能懂。然將它翻譯成現代語言，我們會發現，其思想之鮮活，幾乎與我們是零距離的。由此我們認為詩經是靈魂之詩，唯其是靈魂之詩，它纔體現詩之靈魂。在我們看來，《詩經》的深層的魅力，在於它是一部情感母題的結集。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說：
“詩道志，故長於質。”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解釋說： “詩言志，志不可偽，故曰質。” 志，指人們的情志；質，指真實自然。《詩經》所反映的正是上古先民真實心聲的自然流露，體現他們對於真、善、美的熱切追求。與後世的詩歌相比，《詩經》沒有過多強調技巧、格律，也沒有刻意追求綺麗的辭藻，但它卻完好地保留了詩的原始抒情本質。那時的人們，動於心而發於口，天

機自動，天籟自鳴，他們所抒發的情感，無論喜怒哀樂，都是那樣的真實自然，沒有一絲矯揉造作。而抒發情感正是詩歌的本質。詩人瀋方在《詩歌的原始樣式》一文中提出：
“真正的詩歌， 就是原始樣式的詩歌”，“隻有回到詩歌的原始，纔能得到本質的詩歌”。① 這種看法是很有見地的。

《詩經》並未因為其草創而顯得粗獷、鄙野，相反，在很多方面其藝術造詣都是後世所無法企及的。《詩經》沒有確定的作者，它在流傳過程中很可能經過許多高手的加工錘煉，以至篇篇精致無比。例如對愛情的描寫：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① 又如對遠征士卒內心世界的描寫：“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又如對女性美的描寫：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② 又如對孝子思親之情的描寫：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③ 又如對感恩之心的描寫：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④ 等等，皆為千古佳句。它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所以宋代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評論魏晉詩歌說： “魏曹植詩出於《國風》。晉阮籍詩出於《小雅》，其餘遞相祖襲，雖各有師承，而去《風》《雅》猶未遠也。”
宋許《彥周詩話》述蘇東坡教人作詩之法說： “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 許並且評論說： “僕嘗以為此語太!，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