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柳永是北宋時期受崇拜的詞壇偶像，是雄霸詞壇一百多年的天王巨星。

他的追星族裡，有皇帝,有宰相，也有和尚和太監，一般的芸芸眾生那就更不用提了。仁宗皇帝就是一個“柳詞迷”。他特別好聽柳永詞，每次喝酒，都要讓宮廷歌手把柳永詞唱過幾遍，不過足癮不罷休。哲宗朝宰相韓維和北宋後一位宰相何栗，也都是超級的“柳詞迷”。韓維是“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張耒《明道雜志》）。何栗年（1126）金兵圍攻汴京、都城即將陷落的危急時刻，仍然“時一復謳柳詞”（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八）。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何栗都沒有減弱對柳永詞的興趣，可以想像柳永詞具有多大的魅力。要知道，這個時候柳永已經作古七八十年了，他的詞在身後還是那樣的火爆流行，受人歡迎。

無獨有偶，與何栗差不多同時的一位老太監，也是柳永的鐵杆崇拜者。隻要聽到有人貶抑柳永，他都要奮不顧身地站出來維護他心中的偶像。有一次，詩人劉岑在京城開封相國寺用餐，與朋友神侃歌詞時，旁若無人地大肆攻擊柳永詞。當時這位老太監也在座，聽到後，一聲不響地找來紙筆，跪在劉岑的面前，說：“閣下剛纔說柳詞如此這般的不好，那您就寫一篇好的給我看看？”把劉岑弄得個大紅臉，下不了臺。

寺的和尚法明，平生像《水滸傳》裡的魯智深一樣好喝酒，又特別迷戀柳永詞。“每飲至大醉，惟唱柳永詞”。他天天要喝酒，一喝到興頭上，就唱幾首柳永詞，過把癮，數十年不間斷。臨終前，唱完柳永“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後便“跏趺而逝”（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四《風和尚》）。

以上幾位追星族，隻是文獻記載的幾個典型代表，宋代像這樣的柳永迷還不知道有多少呢。柳永詞，當時是“天下詠之”，連周邊的西夏也是“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隻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唱柳永詞的。

在詞壇上走紅了一百多年的柳永，身世如何，性格又怎樣？究竟有些什麼成就和貢獻，惹得千人憐、萬人愛的？下面我們就來追蹤一下。

柳永（987?—1053?），字耆卿，原名三變，字景莊，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排行第七，所以世稱柳七。他兄弟三人，長兄三復，二哥三接，都先後中進士，當時人稱為“柳氏三絕”。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時代在家鄉勤學苦讀，希望能傳承家業，官至公卿。學成之後，他就到汴京應試，準備大展宏圖，在政治上一試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陸離的京城，骨子裡浪漫風流的青年纔子柳永，就被青樓歌館裡的靚妹吸引住了眼球，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拋在了腦後，一天到晚在風月場裡瀟灑，與青樓歌妓打得火熱，而且還把他的風流生活寫進詞裡進行“現場直播”：“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繫。羅綺叢中，笙歌筵上，有個人人可意。”“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便攜手，眷戀香衾繡被。”（《長壽樂》）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此行考中進士的目標，隻是他“自負風流纔調”，自信“藝足纔高”，“多纔多藝善詞賦”（《擊梧桐》），沒把考試當回事，以為考中進士、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曾經向可意的心上人誇口說，即使是皇帝臨軒親試，也“定然魁甲登高第”（《長壽樂》）。不料事與願違，放榜時名落孫山。他沮喪憤激之餘，寫下了傳誦一時的名作《鶴衝天》（黃金榜上），宣稱要“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你皇帝老兒不讓我進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詞壇上叱咤風雲，難道不是一樣的輝煌？正是“纔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隻是失望之後的牢騷話，骨子裡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後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科場。

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於《鶴衝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衝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並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柳永的牢騷話，皇帝老兒當了真，斷送了柳永美好的前程。

前面不是說宋仁宗是柳永詞的追星族嗎？怎麼他就不保護一下心中的偶像呢？這與當時人的詞學觀念有關。原來在柳永時代，人們感情上很喜歡詞，在私下裡都愛聽詞、讀詞，可理性上卻排斥詞、瞧不起詞，認為詞跟正統的詩文相比，不過是小玩意，內容上不是男歡女愛，就是卿卿我我，沒有幾句正經的載道言志的話，登不上大雅之堂。就像當今的流行歌曲，雖然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再古板的人似乎都可以哼幾句，不聽都不行，可是研究現當代文學史的學者，從來就沒有把歌曲納入到文學的視野裡來，沒有把歌曲當作是正兒八經的文學。柳永時代也一樣，詞就是當時的流行歌曲，誰都沒有把它當作是文學創作。更有甚者，在正統的士大夫眼裡，寫詞好像是不高尚、不道德的行為。王安石自己也寫過詞，可他在談到晏殊的詞時，認為晏殊身為宰相，寫“小詞”不合他的身份。晏幾道曾經把自己的詞作寄給老父晏殊的一位下屬，讓他欣賞，沒想到那位老官僚卻一本正經地批評晏幾道寫的詞是纔有餘而德不足。所以，宋仁宗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時候，私下裡喜歡柳永詞，可當他以皇帝的身份來看詞的時候，就覺得詞這玩意太低級庸俗，更何況柳永在詞裡公開宣稱不要進士、不要功名呢！這種不健康的思想，皇帝老兒當然不滿意，一氣之下，就把他的偶像柳永給拋棄了。

再度的失敗，柳永真個是有些憤怒了，他干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嚴有翼《藝苑雌黃》），從此無所顧忌地縱遊妓館酒樓之間，致力於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纔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妓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後纔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柳永創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

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裡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於坊曲，不至於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遊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後來“職業”地從事通俗文藝創作的書會纔人開了先河。

然而，出身於世代奉儒家庭的柳永，無法完全超越當時士大夫的人生價值取向，他不可能以填詞為終生的職業，而必須在仕途上有所發展，在政治上有所建樹。於是，他不得不離開京城到外地去宦遊公關，尋找其他的入仕做官的途徑。他曾漫遊過江南的蘇州、揚州、金陵和杭州等地，也到過四川的成都和湖南的九嶷山，寫過一些干謁地方長官的詞作，著名的《望海潮》（東南形勝）就是歌頌和投獻杭州知州的詞作，希望能得到地方長官的援引幫助。

長期在外漂泊流浪，柳永始終沒有找到仕途上的晉身之階，倒是豐富了人生體驗，擴大了藝術視野，從而創作出大量的羈旅行役詞。柳永的幾十首羈旅行役詞，表現了升平時代下層的落泊文人復雜苦悶的心態，他既想博取功名利祿，又渴望官能享受，而二者又不可兼得。對於達官貴人來說，功名利祿與官能享受是順理成章的事，他們有錢又有閑來滿足自身官能享受的需要。而對於還沒有進入仕途的柳永來說，事情就要困難得多。由於“未名未祿”，必須去“奔名競利”，於是“遊宦成羈旅”，“諳盡宦遊滋味”（《安公子》）。長期在外宦遊漂泊，又耽誤了與所愛佳人的蜜意幽歡，“因此傷行役。思念多嬌多媚，咫尺千山隔。都為蜜情深愛，不忍輕離拆”（《六麼令》）。但“利名牽役”，又不得不離拆：“走舟車至此，人人奔名競利。念蕩子，終日驅驅，爭覺鄉關轉迢遞”（《定風波》）。未能滿足的功名心與享受欲，始終困擾著“蕩子”柳永。在宋代，雖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待遇比較優厚，但畢竟考中進士進入仕途的是少數，而沒有考中進士浪跡江湖、沉淪民間的文人是多數。所以，柳永這類寫羈旅行役、漂泊流浪的歌詞，特別能引起同類人的情感共鳴，引起失意者的精神共振。

到了中年，奔名競利的柳永，在仕途上仍然毫無進展，內心非常失望，有時覺得“干名利祿終無益”（《輪臺子》），“屈指勞生百歲期。榮瘁相隨。利牽名惹逡巡過，奈兩輪、玉走金飛。紅顏成白發，何為”（《看花回》）！但是，柳永畢竟對功名十分執著和熱衷，一時的鄙視並不等於徹底的否定，盡管他終年淒淒惶惶地臨水登山，在“孤館度日如年”，卻仍然是“念利名，憔悴長縈絆”（《戚氏》）。

在羈旅行役中度過了數十年的艱難歲月後，柳永又回到汴京應試，終於在仁年（1034）考中了進士。雖然是及第已老，但畢竟實現了平生夢寐以求的願望，所以他格外興奮，揮筆寫下了一首《柳初新》詞，表達他由衷的喜悅：“別有堯階試罷。新郎君、成行如畫。杏園風細，桃花浪暖，競喜羽遷鱗化。”進了仕途，脫了凡胎，從此他“洗心革面”，當年出入風月場中倚紅偎翠的風流公子變成了勤於職守的能官良吏。

登進士第後，柳永被安排到浙江的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市)做團練使推官，到任一個多月，就顯示出他的干練與勤政，得到知州呂蔚的賞識，並被破格向朝廷舉薦。由於朝中有人作梗，終柳永沒有得到升遷。幾年後，轉任昌國縣（今浙江省舟山市）曉峰鹽場的鹽監。在曉峰鹽場，他目睹了鹽民的苦難生活，曾寫下《煮海歌》，對鹽民的不幸表現出深切的同情：“周而復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貧！”曾幾何時在綺羅叢中、笙歌筵上流連的柳永，於今也這樣深情地關心民瘼，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知識分子正直善良的精神境界。

柳永一生仕途坎坷，進士及第後一直沉淪下僚。本質上是纔子詞人的柳永，在詞壇上可以盡逞纔華，出盡風頭，但在風波險惡的官場上總是連遭跟頭，而且常常是為寫詞所累。仁宗皇祐年間，柳永因寫歌頌祥瑞的《醉蓬萊》詞無意中得罪了皇上，不得改官進用，曾去找宰相晏殊說情，晏殊也是寫詞的同道，按理說也應該提攜提攜，誰知晏殊嫌他寫詞太俗氣，責備他不該寫“針線慵撚伴伊坐”之類的詞句，求官不成反討了個沒趣。柳永總結了多次失利的教訓，常常是由於填詞給當權者留下了不好的印像，於是將本名三變改名為永，試圖將以歌詞著稱的柳三變與他本人“隔離”。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他就被磨勘轉為京官，官至屯田員外郎。故後人常稱他為“柳屯田”。

柳永雖然在官場上是一個失敗者，但在歌詞的創作上卻是一位成功的開拓者和革新家。他創制了許多新調，特別是慢詞長調，現存宋詞的詞調有800多種，其中100多種調子是柳永創制或先使用的，占了宋代全部詞調的八分之一，論創調之功，在宋代詞人中，他是的大哥大，沒有人能超過他。他創造的這些慢詞，擴充了詞的體制，打破了小令一統詞壇的舊格局，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擴大了詞體的容量，開創出宋詞發展的新局面，為後來詞人的創作提供了基本的形式規範。要是沒有柳永在形式上的探索和創造，後來的蘇軾和辛棄疾等人能不能創造出那些輝煌的慢詞篇章，還真說不定呢！

唐五代以來的文人詞，語言上追求的是貴族化和高雅化。柳永卻反其道而行之，率先面向市民大眾來創作，盡可能用市民大眾能理解的生活化、通俗化的語言，表達市民大眾關注和喜歡的世俗生活情調。因此他的詞，贏得了廣大民眾的喜愛和崇拜。那些文化水準不高的人，特別喜好柳永詞，因為柳詞通俗易懂。所以宋人常說柳詞俗，“不知書者尤好之”。柳永詞，改變了當時流行的審美趣味，也改變了一種創作方向，為後來文學的通俗化進程開闢了道路。

在詞的創作方法上，柳永也有開拓和創新。原來的小令，習慣於用比喻、像征等手法，也就是傳統的比興手法，借景言情，以表現瞬間性的情緒和心態。而柳永卻將鋪陳敘事的方法，也就是賦的手法，移植到詞裡，注重對人物情態心理進行多方面的刻畫；或者對情事發生發展的場面、過程進行層層的描繪，以展現不同時空場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態。因而他的抒情詞往往帶有一定的敘事性、情節性。從小令到慢詞，體制擴大了，結構變化了，柳永的鋪敘衍情法，正好適應、滿足了慢詞體制結構變化的需要，解決了詞的傳統抒情方法與新興體制之間的矛盾，推動了慢詞藝術的發展。從詞史的發展進程來看，說柳永是北宋詞壇上位功勛卓著的革新家，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本書所選詞作，主要依據中華書局出版的薛瑞生先生校注本《樂章集》，注釋上也多有參考，謹此說明，並致謝忱。

王兆鵬姚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