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生於武則年(701)，卒於唐肅年(762)。除後八年身經安史之亂外，他一生基本上是在唐代“盛世”度過的。
關於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仍是未解之謎。照李白的說法，他應是西漢名將李廣的二十五代孫。從唐人有關記載可知，他的祖先是在隋末因罪“謫居條支”或“被竄於碎葉”的，故其出生地可能在條支或碎葉。條支、碎葉均屬西域，而同屬西域的碎葉有三處之多。李白究竟生於何處，實在難以定奪。從學者們的討論來看，似乎出生於中亞碎葉(今吉爾吉斯共和國托克馬克附近)的說法較為可信。
從五歲到二十五歲(705—724)，李白在蜀中讀書、習劍、任俠。一方面遍觀百家之書，“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另一方面又喜好劍術，以俠自任。在此期間，他曾與東嚴子隱居岷山之陽，向善為縱橫學、任俠有氣的節士趙蕤從學一年有餘，還曾“任俠，手刃數人”(魏《李翰林集序》)。
唐十三年，李白懷著“四方之志”，辭親遠遊。他經長江三峽來到江漢平原，在江陵見到與陳子昂、盧藏用等同為“方外十友”的茅山派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然後漫遊荊、湘、江、浙一帶，定居於安陸。在與故相許圉師孫女成婚後，他在安陸大約過了十年。在安陸，他曾多次干謁當地官員以求援引，事未成，反而得罪安州刺史，以致“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大十九年(731)，李白初入長安，隱居終南山。他希望得到玉真公主和駙馬張的薦引，結果事與願違，卻遭到鬥雞之徒的凌辱。於是西遊州、坊州，演之邀，與他同隱嵩山。不久回到安陸，又出遊江夏、南陽等地演同遊洛陽、太原，同到隨州訪問道士胡紫陽。許夫人去世後，李二十八年(740)移家東魯，客居任城。不久即與孔巢父、韓準等人隱於徂徠山，日以沉飲為事，號稱竹溪六逸。
從四十二歲到四十四歲(742—744)，李白在長安待詔翰林。唐玄宗征召李白，是由於玉真公主的薦引。據說玄宗初見李白，禮遇非常，但不久就遭到張等人的讒毀。因為青蠅間白，“帝用疏之”，為紓憂解愁，他便“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李陽冰《草堂集序》)。可能玄宗認為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不宜作“近臣”，於是賜金放歸。待詔翰林，是李白一生引為榮耀的輝煌經歷，放歸山林使他在仕途上一蹶難起，但他仍然長期對為君所用抱有希望。
李白離開長安，在齊州紫極宮，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箓。雖然入了道士籍，可是重入君門之心並未泯滅，這正是他“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書情贈蔡舍人雄》)耐心等待機遇的重要原因。此次漫遊，以梁園、東魯為中心，南至吳越，北上幽燕。特別要提到的，一是他與杜甫在將近兩年交往中結下深厚友誼，二是天寶十一載(752)鼕天，他在幽州見到安祿山的反叛跡像，為國有大難不勝憂慮。
安史亂起，兩京失陷。李白攜宗氏夫人由梁園西上華山，接著南下宣城、溧陽，到越中避難，繼而隱居廬山屏風疊。當永王李璘率水師經過潯陽時，李白應邀成了他的幕僚。他是懷著“誓欲清幽燕”的宏願踏上李璘戰船的，誰知從此卷入上層統治者內部鬥爭的漩渦。李璘被殺，李白入獄。幸虧宋若思等人營救，纔免一死，終被流放夜郎。唐二年(759)，李白在流放途中(奉節白帝城)遇赦，返回江夏，後又重到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一帶。當他聽到太尉李光弼率大軍出征東南的消息，興奮不已，主動要求從軍，為平定史思明之亂盡力，可惜因病半道而還。第二年鼕天，竟一病不起，卒於當塗。
李白年輕時就為自己確定了人生目標和處世方式。概括言之，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具體說，則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為王佐之臣，建不世之功，然後功成身退，這便是李白的人生方案。聯繫他不屑於通過科考步入仕途，而熱心隱逸以求名震士林為君王所知，和由這種做法顯現出來的宏大抱負、強烈的自信心、張揚自我的為人風格以及不循常規的思維方式，可見李白實乃盛唐一位高自標置，而為人豪邁、不守故常的人物。其所以如此，固然與他生活在“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長歌行》)這樣一個生機蓬勃、催人向上的時代有關，但也離不開多種思想對他的影響。
在李白思想中，明顯含有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以及法家、釋家的思想質素，但起主導作用的是儒家思想。李白對儒家思想的吸納是有選擇的，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有關大同理想、王道仁政的觀念和積極用世、建功立業、憂國憂民、安邦濟世的精神。他崇仰儒家聖人堯、舜、孔子，但更欽佩歷史上以大纔大智富國安民的大臣；他歌頌儒學的偉大，卻唾棄迂腐、鼕烘、不能為時所用的儒生；他贊成遍覽五經舉其大略、觀其大義的學風，反對隻知在字句上探討經義的章句之學。
李白一生所交道友甚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響很深。這種影響，既表現在他取用老莊的無為而治和儒家的王道仁政來構建其政治理想，也表現在他對人生方式的選擇或對人生境界的追求中。至於其文化心態的形成、人生藝術精神的確立，以至審美趣味的產生、思維方式的變換，表現尤為突出。要指出的是，道教，特別是茅山道派對李白的影響，主要是它熱心帝王之術、參政意識強烈、以入世為本、出世為跡的傳統化之道決定天運盈縮、萬物變化的觀念，以及順應天運盈縮的循環規律而確定出處行藏的思維特點，而不是煉丹、服丹之類的求仙之術。
在李白思想中占有一定分量的，還有出於戰國策士的縱橫家思想和出於豪俠之士的俠義思想。他“性倜儻，好縱橫術”，喜談王霸之道；立論“恆殊常調”，好作大聲壯語；自信、自負、自尊，而又“遍干諸侯，歷抵卿相”，熱衷於遊說、干謁，渴望一鳴驚人。他“少以俠自任”，重然諾；輕財好施，存交重義；隱以待出，總想風雲際會，乘時而為，然後功成身退。這表明縱橫家思想和俠義思想對李白人生理想、處世之道和個性特征的形成，都起有重要作用。
李白志向高遠，主體意識強烈，為人狂放不羈，顯得超曠、灑脫。在他身上有儒士氣、道士氣、隱士氣、俠士氣、策士氣，集中表現為豪放飄逸的詩人氣質。龔自珍說：“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其所以為白之真原也矣。”（《錄李白集》)可見李白其“心”其“氣”即其思想氣魂、氣概風骨，乃是多種思想交相為用的結果。其實，這種博采眾說，不拘一家的思想修養方法所帶來的綜合效應，不但顯現在李白的人生藝術精神中，還顯現在他的詩論主張和詩歌創作風格中。
李白是繼陳子昂之後又一位自覺以改革唐代詩風為己任的詩人，二人復古以求新變的改革方式大體相同。李白在《古風》其一中，說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樣總結古代詩歌發展的歷史經驗，實際上是借對歷代詩歌的評價為唐詩發展指明方向。又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瀋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孟棨《本事詩·高逸》)那麼究竟什麼是李白所要復興的“古道”和通過復古所要開創的詩風呢?從他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本事詩·高逸》)，以及“丑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古風》其三十五)，可知他要恢復的是《詩經》大雅正聲關注社會政治現實問題的傳統、興寄深微的藝術特性，和詩歌風格的自然、“天真”。而從他宣稱“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和肯定盛唐詩人“乘運”“躍鱗”以變詩風(見《古風》其一)，以及盛贊韋太守詩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贈汪夏韋太守良宰》)，可見他倡導的詩風，是以“文質相炳煥”的藝術風貌和“清真”、“天然”的審美屬性為條件的。顯然這種詩論主張和審美要求，與盛唐詩歌發展趨向一致。就李白而言，他能提出此類見解，自與其本於儒學的社會觀、本於道家、道教的宇宙觀對其文化心態、審美趣味的形成所起的支配作用密不可分。像《古風》其一，不要說思想觀念，就是詩的構思和表述方式，也受到茅山道派天運循環、當乘時而為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
李白的詩是典型的抒情詩，它們從多方面表達了詩人的思想觀念、人生感受和生活情趣。其中有對盛唐國勢雄壯的謳歌，也有對大難將至的憂慮；有對社會弊病的揭露，也有對君王倒行逆施的鞭撻；有對政治理想、人生追求的表白，也有對仕途蹭蹬、理想難以實現的慨嘆；有對身為近臣的歡喜和憶念，也有對良辰難期、懷纔不遇牢騷情緒的傾瀉；有對自我主體意識的張揚，也有對自由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對賢愚倒置、青蠅污白社會現像的憤恨，也有對仙家生活、山林隱居的迷戀；有對王侯貴臣的調笑，也有對普通勞動者的禮贊；有對朝廷窮兵黷武政策的譴責，也有對安史叛軍禍國殃民罪惡的痛恨；有對征夫、思婦飽受征戍之苦的同情，也有對軍民蒙難生靈塗炭的浩嘆；有對人間友情、愛情的歌頌，也有對祖國河山的熱愛。凡此種種，無不映現李白的人生藝術精神和個性特征，無不映現盛唐的社會風貌和時代精神。而這些對李白詩歌藝術風格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豪放、飄逸，是李白詩歌藝術風格的總體特征。這一風格特征除植根於儒學和道家、道教相關人生理念的人生藝術精神外，主要是通過思落天外的想像、生動美妙的比喻，聳人聽聞的誇張等藝術技巧，和跌宕開合的結構、縱橫馳驟而又自然有序的節奏、動人心魄的豪言快句，以及高華放逸的格調、超曠蕭散的意趣表現出來的。李白為詩，或突發奇感，或逸興飛，或抽思繹志，率皆縱逸，無不任性而發。吐詞或大聲壯語，或出語清新明麗，多率然而成。起支配作用的，就是包含在詩人為人氣概、人格精神、性情纔調中的氣。當詩人將其作為人生精神力量的氣貫注或融會在詩中，就轉換成了詩的奇氣、逸氣、豪氣，成了詩美結構中極為活躍的美學質素。
前人早已論及李白反氣運詞創造詩美的特點和作用，趙翼即謂“(白)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甌北詩話》)。所謂“神識”雲雲，說的是以氣運詞帶來的形像轉換頻繁，出語跳躍性強的特點。所謂“自有天馬行空”雲雲，說的是以氣運詞產生的氣勢美。可見，李白詩的內外之美，都因氣的鼓蕩而彰顯特色。正因詩以氣勝，故李重華說“太白妙處全在逸氣橫出”（《貞一齋詩話》)。胡應麟說“讀李太白詩，當得其氣韻之美”（《詩藪》)。
李白雄纔縱逸，為詩兼擅眾體。所作詩歌藝術成就很高的詩體，主要是五古、樂府、歌行和絕句。
五古以《古風》五十九首為代表。這組詠懷詩，繼承的是以阮籍《詠懷》、陳子昂《感遇》為代表的五古詠懷詩的藝術傳統，但在詩的內容、表現藝術及藝術風格方面，又自有特色。阮籍《詠懷》主要抒發的是詩人身處恐怖政治年代的憂生之嗟，純用比興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因而詩風含蓄隱晦，所謂“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陳子昂《感遇》所寫內容，由慨嘆個人命運拓展到對國家政治和民生疾苦的關心，雖然仍用比興手法，但詩意顯露，風格質直平淡。李白《古風》，表達他對現實政治、社會文化(包括文學)現像以及人生境遇的種種感受，就內容豐富與言多諷興而言，《古風》與《感遇》相近；就藝術方法而言，李白則對阮籍限於比興、像征的習慣做法有很大突破，較之陳子昂偶爾吟史以抒懷，和作比興兼吟史以寄慨，也不一樣。
李白也用比興，也講興寄，但他是通過安排場景、描寫人物行動、敘說故事情節來顯示其意。其中有氣氛渲染、聲色描摹、細節展現。像《古風》其十，借對魯仲連的稱頌表達詩人志趣，不但作比展開來寫，用“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這一生動形像顯示其為人的“特高妙”，而且寫一細節“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以傳其神。說明李白《古風》雖自《詠懷》、《感遇》中來，卻也吸收阮籍之後諸如曹植、左思、郭璞、陶淵明、鮑照、庾信等人用五古抒懷的藝術經驗。李白《古風》雖以興為主，卻能以興御景御人御仙，思想傾向和情感流向十分明顯。它們在藝術精神和興寄特色方面與《詠懷》、《感遇》一脈相承，但在思想內容的豐富性、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形像描繪的生動性和逸氣橫出等方面，都遠遠超出阮、陳之作。
同樣具有復古革新特點的，是他的樂府創作。李白是盛唐寫古題樂府多的詩人，所作漢魏古題樂府１２２首，占現存初盛唐詩人所作漢魏古題樂府總數(400首)的百分之三十。李白積極在樂府創作中復古以求變革，一方面是對陳子昂以後盛唐詩人復古以求新變傾向的自然順應，另一方面也是他“將復古道”變革意識在創作中的反映。漢魏樂府多緣事而作，刺時疾邪，感慨良多，每一題都有特定的意旨或內容，總體風格則古樸自然，謠諺味濃。漢魏以後，擬作古題樂府有幾種情況：一是仍能保持原題寓意和藝術風格；二是舍棄原題寓意，以舊題寫新意；三是經六朝到初唐，擬作語言漸趨畢靡，句式日漸律化。李白樂府創作的復古，根本的是對漢魏樂府關注社會現實、人生境遇這一詩歌藝術精神的恢復和顯揚。具體創作則表現為：一、依古題原詞寓意構思新作(如《烏夜啼》)，和在新作中恢復古題原詞寓意(如《戰城南》)。二、雜取古題原詞和擬作內容，形成完整主題(如《長干曲》)。三、完全不受古題原詞寓意拘束，僅從題面字義引入而另有寄托(如《遠別離》)。四、無論寓意如何，都盡量恢復樂府原詞自然、古樸的風格。對一些在初唐演變為律體的古題樂府，李白又將其還原為古體。鍛造句子，極少使用律句。五、一方面恢復樂府古樸的藝術風貌，同時大膽采用古詩、古賦，古文的修辭技巧，以豐富樂府的表現藝術。不要說長篇樂府如《蜀道難》《梁甫吟》等，就是短篇，也有修辭如古文者，方東樹即謂“太白層次插韻，此迷人，真太史公文法，玩《烏棲曲》可悟”（《昭昧詹言》)。前人多認為李白深於樂府，其“古樂府，窈冥惝恍，縱橫變幻，極纔人之致”(王世貞《藝苑卮言》)。若能明白樂府古詞寓意，了解李白復古以求變革的寫作態度及其身世遭遇，和他因事傅題、借題抒懷的特點，且能熟讀騷、賦、詩、文，不僅易明其立意，還能於縱橫變幻中看出其段落脈理所在。
在李白詩歌中，藝術成就足以與樂府並論的是歌行。歌行本出於樂府，指事吟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題名有作歌、行、吟、引、哀、怨、別、詞、謠、弄、操者。唐人歌行，多為七言古詩。初唐歌行靡縟，瀋、宋“欲約以典實而未能也，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胡應麟《詩藪》)。“大約歌行之法，變於李、杜，亦成於李、杜，後人無能出其範圍矣&rdquo勛等《纔調集補注》卷二引馮班語)。杜甫之變，見於其即事名篇創為新題的樂府。它們不但體制新，而且直指時事、皆關世道，開一代詩風。李白之變，在於繼承《小雅》、楚辭、三曹樂府、漢人歌謠抒懷言志、洩憤吐怨不掩真我的精神和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既取用鮑照的遒逸，也容納徐、庾的綺麗，創造出瑰瑋奇麗的藝術境界。細讀《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夢遊天姥吟留別》，以及《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等，頓覺詩中氣足神旺，行文縱橫宕逸，窮極筆力，論美則風神、氣概，在在有之。和作樂府相似，李白作歌行也是以氣運詞，興到筆到，詞隨氣湧。或不以詞接而以神接，不以詞轉而以氣轉；或有不接之接、不轉之轉，章法與散文相通。故前人說李白之纔“盡於歌行”(胡應麟《詩藪》)，“李白歌行，純學《莊子》”(徐增《說唐詩》)。和樂府偏於諷興有異，李白歌行抒情達意，多直言盡言，且說得酣暢淋漓。突出的是既具縱橫排蕩之勢，又有抑揚頓挫之奇；出語如風馳雨驟，急管繁弦，又得其天然合拍之音節；骨力雄健，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氣。
絕句之作，也是李白對唐詩發展所作重要貢獻之一。絕句源於樂府、古詩。盛唐絕句，名家輩出，惟李白高於諸人。李攀龍即謂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唐詩選序》)。李氏從自然天成不假雕飾而自有天然真趣，即無意於工而無不工的角度，概言李白絕句創作特點，誠屬有見。若論李白絕句冠絕時人處，尚有兩點不可忽略。一是在絕句中保留五古、歌行特色，或謂有意取用古詩、歌行本色以為絕句。王夫之說：“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薑齋詩話》卷二)李白作絕句之所以愛用古詩、歌行作法以創造藝術美，自與其“將復古道”有關。二是以氣為主。王世貞曾說七言絕句，盛唐主氣。葉燮則謂“盛唐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原詩》外篇下)。的確，“主氣”應是李白絕句區別於其他盛唐名家的一大特征。他的以氣為主，一則出於為詩以得古調為美的審美取向，和創作古詩、歌行的習慣性作法。二則他將絕句視為吐氣抒懷靈便的詩體，興會既至，即以氣運詞。三則絕句一句一意，意斷終須過脈相連，李白以氣相承相續，正有益於圓融之美的生成。大抵李白作絕句，乃是氣來神來，神托氣而行，故其絕句超逸中內含神味。至於意興飄渺，神思驟發；語秀氣清，意遙境遠；率爾道出，自覺高妙；或放言無理，反成奇趣，以及善於在第三句開宕氣勢，在第四句發揮情思，應是李白絕句的一般特征。若論五絕突出特色，或如徐增所言：“吾言絕句，惟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在是。”（《說唐詩》)陰鏗“詩聲調既亮，而琢句抽思，務極新雋；尋常景物，亦必搖曳出之，務使窮態極妍，不肯直率”(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十九)，李白五絕構思、造句之妙，有類於此。七絕的突出特色，胡應麟說是“寫景入神”(與王昌齡“言情造極”相對而言)（詩藪》)。瀋德潛則謂“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主。隻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說詩晬語》卷上)。
此外，李白的律詩，特別是五律在藝術上也頗有獨到之處。除格律嚴整者(如《送友人入蜀》等)外，不乏破格出律之作(如《夜泊牛渚懷古》等)。無論嚴守格律或破格出律，都有一氣呵成、氣像雄逸的特點。
本書選詩一百六十多首，約占李白現存詩歌的六分之一。原文以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為底本，參用相關文獻資料。書中注釋和賞評借鋻或取用了古今眾多專家的研究成果。在評注過程中，閔澤平、戴紅賢兩位博士曾協助我寫出注釋初稿，闫方、鄒文榮兩位碩士曾代為錄入和校對，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謝忱。
熊禮彙
二○○四年四月於武漢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