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版前言

亨利希·海涅

一^①

我給這裡的一個雜志《文學歐洲》（Europe littéraire）寫的這幾篇文章，雖然隻是其他論文的導論，可是現在我必須把它們介紹給祖國的讀者，以免其他什麼人為了表示尊重我，把我的文章從法文譯成德文^②。

《文學歐洲》上缺印的一些地方，這裡我把它們完全補印出來，因為原刊物為了篇幅曾要求對文章做少量的刪節。德文排字工和法文排字工一樣，都不乏排印錯誤。這裡我作為依據的是馮·斯塔爾夫人的一部著作^①，書名叫作《論德國》（De L’Allemagne）。同時我也不得不糾正《文學歐洲》編輯部附加在我這幾篇文章上的一句按語，他們認為“對天主教法國來說，德國文學必須從新教觀點來加以說明”。我以前的辯駁是徒勞的，我說：“現在根本沒有什麼天主教法國了；我不是為什麼天主教法國而寫作的；隻要我自己提出，我在德國屬於新教教會就夠了；這個提法隻是表示一件事：我樂於在一份路德教會名冊裡作為一個福音派基督徒炫耀一番，這終究允許我可以在科學著作中發表任何意見，即便這類意見是與新教教條抵觸的。反之，那句說我是從新教觀點來寫我的論文的按語卻會給我套上一個教條的枷鎖。”這些話都是徒費口舌，《××歐洲》編輯部對這種微妙的、德國式的區別置若罔聞。我講明這一點，一方面是為了避免人們責怪我表裡不一，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自己免於遭受愚蠢可笑的猜疑，好像我是要重視教會的區分。

因為法國人不懂我們德國人的學院式的語言，在一些有關神的本質的論述上，我用了一些法國人由於聖西門主義者使徒式的熱忱而已經熟悉的術語。既然這些術語十分明白、確切地表達了我的想法，在德譯文中我也就把它們保存下來了。容克地主和僧侶們近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害怕我的話語的威力，因此，企圖使我名聲掃地。但他們盡可以歪曲濫用我的那些術語，以便捕風捉影地宣判我犯了唯物論乃至無神論的罪過，可以把我當作猶太教徒乃至聖西門主義者，盡可以用一切可能的污蔑誹謗在他們的賤民面前指控我，然而卻沒有任何怯懦的顧慮能促使我用陳腐的、模稜兩可的詞句來掩蓋我對神聖事物的看法。朋友們也盡可以因為我沒有適當隱藏自己的思想，因為我無情地揭露那些絕頂美妙的東西，因為我得罪人而感到不快，但無論是我的敵人的惡毒用心，還是我的朋友的圓通的蠢計，都不能阻止我在人類重要的問題上、在上帝本質的問題上直率坦白地表明自己的信念。

我不是那種把精神物質化的唯物主義者，毋寧說我是把精神還歸物質，又使物質貫穿著精神。我使物質神聖化。

我不屬於無神論者，他們在此是進行否定，而我卻進行肯定。

那些對上帝問題不願講明自己看法的冷淡主義者和所謂的聰明人纔是真正的無神論者。這種保持緘默的否認上帝的態度，現在甚至成了市民的罪孽，因為那樣一來就會沉溺於那些至今依然充當專制制度支柱的荒謬思想。

萬物始終在於神。

 1833年4月2日寫於巴黎

二^①

本書部分的前言也能說明發表第二部分的理由。部分概括論述了浪漫派的歷史，這一部分則分別論述浪漫派的主要人物。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將著重談談施萊格爾傳奇故事中其餘的英雄好漢，然後也談談歌德時代後期出現的悲劇詩人，後談談我自己這個時代的作家們。

我殷切地請求好心的讀者不要忘記，我是為《文學歐洲》寫這幾篇文章的，我不得不多少適應這個雜志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局限性。

既然我親自擔任本書的校對工作，我就必須請求讀者原諒書中出了這麼多的印刷錯誤。我稍稍瀏覽了一下我的清樣就發現，自己也不免有某些疏忽的地方。這裡我必須十分嚴肅地說明，亨利希皇帝不是“紅胡子”^①的孫子，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先生的年齡比我這裡寫的要小一歲。阿爾尼姆的出生年代也寫得不對。同時，當我在這幾篇文章裡斷言德國上等評論界從來沒有論述過霍夫曼時，我竟忘記了說明一下，《卡巴尼斯》的作者、詩人維利巴爾德·阿列克西斯曾描寫過霍夫曼的特點^②。

1833年6月30日於巴黎

德文第二版前言^①

亨利希·海涅

這些文章的絕大部分原來是用法語寫給法國人看的，前些時候，我已翻譯成德文介紹給德國的讀者，用的題目是《論德國近代文學史》。現在經過增補，這本書盡可以用上一個新的題目——《浪漫派》，因為我認定這個題目能使讀者確切地看清浪漫派發起的那場文學運動的主要環節。

我曾想用類似的形式評述我們文學界較後時期的狀況，但是更為緊迫的事情和外界環境不允許我直接著手進行這項工作。我近來精神產品的處理方法和出版方式一般總是受到當前環境的制約。因此我不得不把我的《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作為《沙龍》的第二部分發表出來，而想把這部著作作為德國文學的總導論。我在發表《沙龍》的第二部分時所遇到的意外不幸，我已在報紙上公布於眾。我控告我的出版人先生擅自刪節我的著作，他在同一報紙上對我的指控做了辯駁，他宣稱那種刪節我的著作的行徑是某個絲毫不容觸犯的官方機構的輝煌業績。

我把祖國的幸福和她的作家們得不到保護的思想寄諸永恆眾神的垂憐。——

1835年秋寫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