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事三言

                                      
施康強


   
多年前寫過一篇雜文，題為《“名牌”與“雜牌”翻譯》。開頭便說：“沒有一個民族像現代中國人那樣，給了傑出的文學翻譯家那麼高的榮譽。我們給名作家出文集、全集，也給名翻譯家以他們的名字出譯文集：《傅雷譯文集》、《楊絳譯文集》等，還有一套中國名翻譯家自選集。這些譯家的名字好比是名牌商標，讓讀者/消費者一看就放心，就喜歡。一般的譯者也可以把自己的大名堂而皇之印在封面上，乃至把玉照和小傳印在勒口上。而在國外，或者說按照國際慣例，譯者的名字隻能悄悄藏在扉頁裡，連波德萊爾譯愛倫?坡的《故事集》都不能例外，更不要說專為譯者出譯文集了。”


   
鄙人雖也與文學翻譯有緣，但此道於自己並非專攻，而且譯品不多，所以從不以名翻譯家自許乃至自詡。想不到，漓江出版社策劃出一套翻譯家自選集，竟然采及葑菲，抬舉我也上榜。若是婉拒，既辜負出版社的盛情，復有矯情之嫌，因此隻得配合。再說，活到現在這把年紀，借此機會回顧向來路，為自己的文學翻譯勞作做個小結，也算對自己有個交代。


   
當代中國大概不再有不納入體制，如傅雷那樣以賣文為生的翻譯家。鄙人忝為專業翻譯，職業翻譯，但不以文學翻譯為業。大學裡讀的是法國語言與文學專業。1963年畢業後分配到外文出版局下屬的《中國建設》雜志（現改名為《今日中國》）法文版工作，把中文的新聞報道譯成法文。“文革”十年，乏善可陳。“文革”後，想換個單位。申請調動不易，適逢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於是走了迂回路線，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國文學繫，在羅大岡先生指導下研究薩特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畢業後，入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約兩年，發現對文學有興趣與研究文學是兩回事。研究要求深入，鍥而不舍，而自己的“治學”泛濫無所歸。寫論文，尤其專著，於我是很痛苦的事情。此一原因，加上待遇方面的考量，乃重操舊業，改換門庭，入中央編譯局翻譯國家領導人著作和政治文件為法語，後混到做改稿和定稿，直到退休。


   
這期間和以後，由於當年北大的師友和社科院同事的關繫，常被拉去做一些翻譯。與多數譯者一樣，譯什麼書不是出於自己的愛好或選擇，而是一種“派活”。因此我的譯品很雜，除了文學，也譯了些學術著作，乃至通俗讀物。雖是“拉郎配”，踫巧也有原書頗投自己所好，於是先結婚後戀愛，很享受翻譯的樂趣。即便不是自己所愛，既然“娶”了人家，自當善待，不能對不起原作者和讀者。總之，敬業是對譯者基本的要求。


語言既可以是藝術，陳義高者乃認定文學翻譯也是藝術。我略知此道甘苦，更願意平實地說，文學翻譯毋寧是一門手藝。譯者是匠人，他加工的材料是外語，成品卻是母語。理想的境界是，在“喫透”外語的前提下，譯者如同那位金匠，收入本書的巴爾扎克那篇故事《堅貞的情侶》的主人公，精心打造每一件作品，務求在譯文裡準確傳達原意，在程度上復制原文的精神和文字。然而，多數情況下，囿於學養、纔情或其他原因，譯者充其量隻是接近這個理想。不成大匠，當為良匠。譯文容有瑕疵，在所難免。不過，借用羅新璋先生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