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錢理群文選

編輯推薦

“北大的良心”的思想再版，“精神界戰士”的靈魂吶喊。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錢理群先生*代表性的文章38篇。分為世紀思想遺產、知識者的心路歷程、精神死亡的大悲劇、尋找“精神界戰士”四輯，代表了錢先生20世紀90年代的思想成果。透過這些樸素而真實的文字，能夠體味出錢先生人格的魅力和靈魂的吶喊，不愧為真正的“精神界戰士”。
本書曾在全國引起巨大轟動，應廣大讀者要求，而今得以再版。

作者簡介

錢理群，魯迅和周作人研究專家、著名學者。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杭州。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繫，在貴州任中專語文教員18年。1981年獲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博士生導師。2002年8月退休。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

再版前言
自序
輯世紀思想遺產
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
《野草》裡的哲學
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
說“食人”
談“做夢”
論“演戲”
析“主與奴”
第二輯知識者的心路歷程
知識者與文學“被改造”的標本——曹禺戲劇生命的流程
豐富的痛苦——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的東移
“流亡者文學”的心理指歸——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側面再版前言
自序
輯世紀思想遺產
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
《野草》裡的哲學
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
說“食人”
談“做夢”
論“演戲”
析“主與奴”
第二輯知識者的心路歷程
知識者與文學“被改造”的標本——曹禺戲劇生命的流程
豐富的痛苦——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的東移
“流亡者文學”的心理指歸——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側面
“掙扎”的意義——讀《王瑤文集》
我與魯迅——《心靈的探尋》後記
有缺憾的價值——關於我的周作人研究
第三輯精神死亡的大悲劇
精神界戰士的大悲劇——讀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纔》
真的人和真的雜文——讀《田仲濟雜文集》所引起的思考
中國知識者“想”、“說”、“寫”的困惑——讀魯迅作品札記之一
“幫忙”、“幫閑”的陷阱——讀魯迅作品札記之二
反思三題
由歷史引出的隱憂
青春是可怕的
“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
附錄：中國現代農學界的先驅
不能讓步
關於民族主義思潮的訪談錄
校園風景中的永恆
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
百年光榮與恥辱——《走進北大》序
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學生
讀文有感
自說自話：我的選擇
語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後的教育理念
第四輯尋找“精神界戰士”
世紀末的心靈相遇
思考在繼續——魯迅與穆旦、顧準
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重讀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論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峽谷”——在食指詩卷發行會上的發言
民間思想的堅守——籃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回顧八十年代——趙園《艱難的選擇》重版序
“精神界戰士”譜繫——摩羅《恥辱者手記》序
帶著血蒸氣的醒過來的入的真聲音——為我的精神兄長而寫

在線試讀

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
這是《北京文學》編輯朋友給我出的題目，自然是一個難題。我卻幾乎沒有多少猶豫就接受了下來，這是因為我在這個題目下確實有話要說。
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或者說，是什麼樣的思路，引發我想與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誘因大概有二：一是現在已是世紀末了，好事者就不免想對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作一番回顧與總結。記得魯迅曾說過：“歷史結賬，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隻能學粗人算賬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如此說來，在20世紀大舞臺上風雲一時的許多人物，連同他們的種種高論，大概都要在這歷史的“結賬”裡被忽略不計，這是無可奈何的；但同時，也必定有一些人（及其思想）是要記入這歷史的“總數”裡的，而其中的極少數人則會在這“總數”裡顯現出特殊的光彩，從而在這世紀歷史上，打上個人的烙印。在我看來，魯迅即是這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我曾經說過這樣的也許有些的話：在20世紀中國，有著自己的獨立思想創造，可以以其名字命名，即稱之為“某某思想”的思想家並不多，孫中山、之外，大概就是魯迅。他們三位可以說是對本世紀的中國歷史、民族精神（思想、性格、心理，等等）有著深刻影響的歷史人物，人們可以對這種影響，作出完全不同的評價（價值判斷），但卻無法否認這種影響的巨大、深遠，與無可回避：人們無論在總結20世紀的中國的歷史經驗教訓，還是在展望21世紀的中國歷史與精神走向時，都不能繞開他們的思想與實踐活動的影響。所以我說，這是一份“世紀中國遺產”，是必須正視而不容掉以輕心的。僅此一點，魯迅對20世紀中國的意義，就是非同尋常的了——盡管不同於孫中山、對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魯迅的影響主要集中於民族精神、文化的層面。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
這是《北京文學》編輯朋友給我出的題目，自然是一個難題。我卻幾乎沒有多少猶豫就接受了下來，這是因為我在這個題目下確實有話要說。
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或者說，是什麼樣的思路，引發我想與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誘因大概有二：一是現在已是世紀末了，好事者就不免想對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作一番回顧與總結。記得魯迅曾說過：“歷史結賬，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隻能學粗人算賬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如此說來，在20世紀大舞臺上風雲一時的許多人物，連同他們的種種高論，大概都要在這歷史的“結賬”裡被忽略不計，這是無可奈何的；但同時，也必定有一些人（及其思想）是要記入這歷史的“總數”裡的，而其中的極少數人則會在這“總數”裡顯現出特殊的光彩，從而在這世紀歷史上，打上個人的烙印。在我看來，魯迅即是這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我曾經說過這樣的也許有些的話：在20世紀中國，有著自己的獨立思想創造，可以以其名字命名，即稱之為“某某思想”的思想家並不多，孫中山、之外，大概就是魯迅。他們三位可以說是對本世紀的中國歷史、民族精神（思想、性格、心理，等等）有著深刻影響的歷史人物，人們可以對這種影響，作出完全不同的評價（價值判斷），但卻無法否認這種影響的巨大、深遠，與無可回避：人們無論在總結20世紀的中國的歷史經驗教訓，還是在展望21世紀的中國歷史與精神走向時，都不能繞開他們的思想與實踐活動的影響。所以我說，這是一份“世紀中國遺產”，是必須正視而不容掉以輕心的。僅此一點，魯迅對20世紀中國的意義，就是非同尋常的了——盡管不同於孫中山、對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魯迅的影響主要集中於民族精神、文化的層面。
這就說到了中國的民族文化。這些年來，我們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叫做“弘揚民族文化傳統”，這大概是不會有多少人反對的。但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內涵、外延的理解，卻存在著種種分歧，這大概也是無須回避的事實。在我看來，分歧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要“弘揚”的“民族文化傳統”，究竟僅是（或主要是）“儒家”這一家，還是包括儒、道、佛、墨、法、多家文化？其次，“民族文化傳統”是僅僅限於古代文化傳統，還是應該同時包括“現代民族文化傳統”？從上一世紀末到本世紀末這一百多年以來，經過無數志士仁人艱苦卓絕的努力，不僅已經產生了“現代民族文化”，而且已經形成了新的“傳統”，對這樣的事實存在，是不能視而不見的。當然，這樣的“現代民族文化傳統”的，魯迅作為這樣的“現代民族文化傳統”的傑出代表，自然就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與價值，對這一點，人們大概不會有什麼異議。在具體評價上的分歧自然也是存在的，比如就自己的學術觀點而言，我就認為，應該把魯迅的傳統看做是本世紀所形成的現代民族文化傳統的集中代表，同時它並不排斥其他傳統的存在與價值。在這裡，我還想強調一點，這些年，我們在回顧、審視現代民族文化時，比較看重它的不足、缺憾的方面，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代民族文化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現實的生存環境，我們就自然要偏向於對它的種種不滿與批判。但它的積極意義與價值，卻是一個客觀存在，也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在作世紀總結時，就更感到它的不易與可貴。魯迅說過，“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魯迅（和其他現代民族文化創造者）的思想文化遺產，正是這“一小塊”的歷史結晶。魯迅在《寫在<墳>後面》裡說，這些思想的背後，都浸透著“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更是包含了作家自己的血肉在內的，我們應該懂得並珍惜其中的分量。
人們經常說，20世紀的中國，處在歷史的轉型期，也即從傳統的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國家，轉變為現代工業化的民主國家——這一過程尚在繼續中。魯迅則這樣給他自己在20世紀的中國作歷史的定位：他曾說他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的後一個，又強調自己作為一個歷史的中間物，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覺醒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營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失”。——也許我們正可以從這裡人手，來討論魯迅與20世紀中國的關繫。作為傳統知識分子中“後一個”，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個”，魯迅對中國封建“舊營壘”看得“較為分明”的是什麼東西？他因此而有了怎樣的基本“覺醒”？他又抓住了“易制強敵的死命”的什麼要害，怎樣“反戈一擊”？喊出了怎樣的“新聲”？我想，弄清楚這些問題，可能會有助於我們較為準確地把握魯迅思想的基本脈絡，進而把握其基本精神，認識其對現代中國的主要意義與價值。
在與友人王乾坤合作的《作為思想家的魯迅》一文裡，曾經談到，魯迅作為一個現代思想家，他“始終緊緊抓住了‘人’這個軸心，他關心的是‘人’在中國社會結構與中國歷史中所處的地位與真實處境”；他因此在《燈下漫筆》這篇文章裡，尖銳地揭示了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裡，“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一“亂”一“治”的“循環”。我以為，魯迅這裡對“中國人的奴隸地位”的清醒認識是帶有根本性的，可以說是魯迅的一個基本的覺醒，並因此而構成了魯迅思想的一個中心命題，以至魯迅心理、情感上的一個基本情結。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當年即已注意到：“魯迅的著作和他的日常談話裡，常常出現‘奴隸’這個詞。”對於魯迅，這不是抽像的概念，而是“直接觸到內心”的現實，“這一現實是經常在他的生存中，經常在鼓動他的熱情，纏住他的一切思考”（見《魯迅的印像》）。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深刻的觀察。在魯迅的觀念中，“把人當做人”還是“使人成為奴隸”是區分“傳統社會（歷史、文化）”與“現代社會（歷史，文化）”的一個基本的價值標準與尺度，這也是他觀察與思考一切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因此，魯迅在考察思想文化問題時，他關注的並不是某一思想文化學說的原始教義，而是其在中國歷史與實際生活運作中的現實形態與實效，是“促進人的自身的解放，還是助長人的奴化”。他於是發現，“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當儒家學說成為一種“敲門磚”時，就必然產生雙重的“儒效”：一方面，儒教被利用作“治民眾”的統治、奴役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儒家學說本身也成了“權勢者的留聲機”，失去了思想獨立性（參看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等文）。在《流氓的變遷》裡，他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歷史上的儒、墨、俠之徒，無一不是依附於權勢（入主）的，即使儒標榜“以文亂法”，俠自命“以武犯禁”，也不過是“鬧點小亂子”，“終於是奴纔”，而且是“奴性”逐漸“加足”的。這些犀利的剖析，其實是深知“舊營壘” （傳統文化）的實情，並且是抓住了要害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其本質無一不是以“君王”為主體的，儒家對“天子”的權力秩序與“君臣父子夫妻”的倫理秩序的維護自不待言，就是被許多人無限美化的孟子“民為貴”說，其實也是為了穩固君權，依然是君王本位主義的。至於法家直接為帝王的專制霸權服務的本質更是連他們自身也是直言不諱的。即使是道家的“出世”，如一些研究者所說，也是“對權勢的恐懼逼出了他們的側身江湖的犬儒主義態度”（參見摩羅：《由從勢者到求道者的位移》，文載《文藝爭鳴》1996年6期）。而魯迅感痛心的，也正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對以帝王為中心的統治權勢的這種依附關繫。魯迅尖銳地指出：“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侯，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急亂投醫’了。”正是適應帝王不同時期的統治需要，中國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就這樣扮演了“幫閑”與“幫忙”的角色——魯迅即使在考察中國歷出色的知識分子時，也發現他們依然不能擺脫這樣的命運。魯迅曾高度贊揚詩人屈原“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但他同時又指出，“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這表明，在魯迅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士大夫知識分子，固然有著自己的優長之處，但就其總體而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總數”），缺乏“個體獨立自由精神”，則是其根本、也致命的弱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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