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夜聽潮集

編輯推薦

這是林賢治先生的**作品集，既延續他一貫的風格，又在新時代下展現不一般的意義。

這是一部有力的人文審思之作。作者透過史料鉤沉與世相顯影，將歷史的再現與獨到的思索結合，呈現出歷史的深廣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維度。

這是一部頗具問題意識的人文隨筆集。作者並不將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於追尋事物本源，為讀者打開深邃的思想大門。

內容簡介

這是林賢治先生*出版的一部隨筆、評論集。本書沿著作者一貫的路向，筆涉歷史、政治、文化、藝術諸領域。其中有重大事件的記述，有珍稀史料的鉤沉；有社會世相的顯影，有私人記憶的重現；有古今人物的素描，有中西書籍的評介。獨上高樓，極目天涯，風雲變幻，花樹紛纭。作者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往往借打通時空的限界，尋繹諸多事像的勾連。所以，即使各篇取材不同，形態各異，卻因致力於追尋事物的本源，而在詩性的語言之下，展露出某種思想的深度來。

作者簡介

林賢治，詩人，學者。廣東陽江人。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曠代的憂傷》《孤獨的異邦人》《火與廢墟》，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五四之魂》《時代與文學的肖像》《一個人的愛與死》《午夜的幽光》《紙上的聲音》，文學史專著《中國新詩五十年》《中國散文五十年》，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沉思與反抗》《盜火者》《文學與自由》，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後十年》《漂泊者蕭紅》，訪談錄《呼喊與耳語之間》等。主編叢書叢刊多種。

題記
烏托邦、革命與知識分子
迫害與寫作
告密、記憶及其他
關於歐洲的三本書
美國知識分子
《人文經典》序言
“哲學船”：從啟程到返航
後集權時代：黃昏，還是黎明？
薩米亞特：蘇聯東歐的地下出版物
審查制度與秘密閱讀
西方的眼光，東方的故事
被禁錮的頭腦
題記

烏托邦、革命與知識分子

迫害與寫作

告密、記憶及其他

關於歐洲的三本書

美國知識分子

《人文經典》序言

“哲學船”：從啟程到返航

後集權時代：黃昏，還是黎明？

薩米亞特：蘇聯東歐的地下出版物

審查制度與秘密閱讀

西方的眼光，東方的故事

被禁錮的頭腦

同在寒星下

米雪爾：比男人偉大

見證：一個人的鬥爭史

孤獨的異邦人

今夜，我拿起兩部詩集

赫塔米勒：帶手絹的作家

如何可能寫出失去母親的哀痛

重尋五四

九十年：中國文學一瞥

六十年文學史如何書寫？

《中篇小說金庫》前言

孔子、魯迅、傳統與反傳統

讀杜甫

秋風秋雨愁煞人

魯迅：“捧殺”與“罵殺”

《聖地野百合》引言

紀念何滿子先生

為陳實先生作

追憶與懷想

黑暗的書寫者

遊牧式寫作

王者或草民

新鄉土文學二題

《人間魯迅》第四版後記

《漂泊者蕭紅》後記

《漂泊者蕭紅》再版後記

在線試讀

題記
把集子編完，這纔發覺，寫下這些蕪雜的文字，斷續地竟然費去四五年時光。
溫良的書桌，太平的市街，所見如是，日復一日，感覺自然變得遲鈍起來，仿佛真是“太陽底下無新事”似的。其實，在這期間，外面的世界變動太大。所謂“大氣候”，凍雷轟鳴，風暴四起，雨雪如蓋，而且至今似乎仍然沒有停歇的跡像。
2008年，“進軍華爾街”的喧嘩聲，猶如上世紀60年代“進軍華盛頓”的回響，但是它已不復關涉民權問題，而是源自經濟的震蕩。兩次運動規模浩大而又和平地進行，然後漸趨平復，為社會不同層面所吸收。“中東革命”不同。這是一場酷烈的、持久的鬥爭，發生在亨廷頓文明衝突理論中的同一種古老、封閉、堅固的文明內部。2011年春，從突尼斯“茉莉花革命”開始，一連波及數個國家，有如骨牌效應，一些鐵腕人物相繼應聲倒下，或者逃亡，或者囚禁，或者暴亡。卡扎菲由一個叛逆者變成國家恐怖主義者，曾經制造過多起殺人事件，至今我還記得他臉上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氣。穆巴拉克在埃及，如同卡扎菲在利
比亞一樣，統治了幾十年，虎踞龍盤，想不到在一個早晨就完結了。我到過開羅，看見廣場、街道和店鋪到處都掛著穆巴拉克的畫像，當時就立即想起我國“文革”時的景況。在革命中，政治、宗教、經濟、文化諸多因素糾纏在一起，其中，民主政治的要求是突出的。戲劇性的是，取代穆巴拉克的穆爾西上臺剛滿一年，就又被震天的呼嘯聲所擊倒。革命繼續向前推進。在東歐，烏克蘭於1991年劇變中擺脫蘇聯的控制而取得獨立，2005年繼發“橙色革命”，時隔八年後的今天，民眾再次走上獨立廣場，堅持自由選擇，結果把由他們原先選出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拋出了基輔。偉大的戲劇在演出中。在幕布的後面，盡管不同國度、黨派和勢力的代理人，甚至混有幽靈穿梭往來其間，我確信，人民畢竟存在，而且是這個由手機、互聯網以及傳統的集會和街壘所搭築的現代政治舞臺的主角。
關於文學和革命的關繫，魯迅曾經做過一個近於“文學無用論”的演講，其中說：“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革命是政治和社會矛盾的彙集，許多在書本中夾纏不清、晦暗難明的問題，例如自由、民主、主權等等，都可以從革命的實際變化中找到直接的生動的解釋。繼柏林牆坍毀之後，海外學者高調宣揚“告別革命”的理論，二十年來，響應者眾。雖然，我曾多次作過公開的駁議或迂遠的諷說，但是自覺沒有力量。如今，革命接踵而至，不因有人“告別”而終結。於是想，遠方的濤聲與火光，不就是雄辯的答詞嗎？何必喋喋乎哉！
集子中的文字，內容不外乎歷史、政治、文化與文學，並非專談革命，但是又不免有所牽涉。隻要談及新舊兩個世紀，老實說，要逃避革命的話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全書編定，已是午夜，四周靜極。此時，忽然憶起唐人的一句詩“江聲夜聽潮”，便討巧用來做書名，沒有別的意思。題記

把集子編完，這纔發覺，寫下這些蕪雜的文字，斷續地竟然費去四五年時光。

溫良的書桌，太平的市街，所見如是，日復一日，感覺自然變得遲鈍起來，仿佛真是“太陽底下無新事”似的。其實，在這期間，外面的世界變動太大。所謂“大氣候”，凍雷轟鳴，風暴四起，雨雪如蓋，而且至今似乎仍然沒有停歇的跡像。

2008年，“進軍華爾街”的喧嘩聲，猶如上世紀60年代“進軍華盛頓”的回響，但是它已不復關涉民權問題，而是源自經濟的震蕩。兩次運動規模浩大而又和平地進行，然後漸趨平復，為社會不同層面所吸收。“中東革命”不同。這是一場酷烈的、持久的鬥爭，發生在亨廷頓文明衝突理論中的同一種古老、封閉、堅固的文明內部。2011年春，從突尼斯“茉莉花革命”開始，一連波及數個國家，有如骨牌效應，一些鐵腕人物相繼應聲倒下，或者逃亡，或者囚禁，或者暴亡。卡扎菲由一個叛逆者變成國家恐怖主義者，曾經制造過多起殺人事件，至今我還記得他臉上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氣。穆巴拉克在埃及，如同卡扎菲在利

比亞一樣，統治了幾十年，虎踞龍盤，想不到在一個早晨就完結了。我到過開羅，看見廣場、街道和店鋪到處都掛著穆巴拉克的畫像，當時就立即想起我國“文革”時的景況。在革命中，政治、宗教、經濟、文化諸多因素糾纏在一起，其中，民主政治的要求是突出的。戲劇性的是，取代穆巴拉克的穆爾西上臺剛滿一年，就又被震天的呼嘯聲所擊倒。革命繼續向前推進。在東歐，烏克蘭於1991年劇變中擺脫蘇聯的控制而取得獨立，2005年繼發“橙色革命”，時隔八年後的今天，民眾再次走上獨立廣場，堅持自由選擇，結果把由他們原先選出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拋出了基輔。偉大的戲劇在演出中。在幕布的後面，盡管不同國度、黨派和勢力的代理人，甚至混有幽靈穿梭往來其間，我確信，人民畢竟存在，而且是這個由手機、互聯網以及傳統的集會和街壘所搭築的現代政治舞臺的主角。

關於文學和革命的關繫，魯迅曾經做過一個近於“文學無用論”的演講，其中說：“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革命是政治和社會矛盾的彙集，許多在書本中夾纏不清、晦暗難明的問題，例如自由、民主、主權等等，都可以從革命的實際變化中找到直接的生動的解釋。繼柏林牆坍毀之後，海外學者高調宣揚“告別革命”的理論，二十年來，響應者眾。雖然，我曾多次作過公開的駁議或迂遠的諷說，但是自覺沒有力量。如今，革命接踵而至，不因有人“告別”而終結。於是想，遠方的濤聲與火光，不就是雄辯的答詞嗎？何必喋喋乎哉！

集子中的文字，內容不外乎歷史、政治、文化與文學，並非專談革命，但是又不免有所牽涉。隻要談及新舊兩個世紀，老實說，要逃避革命的話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全書編定，已是午夜，四周靜極。此時，忽然憶起唐人的一句詩“江聲夜聽潮”，便討巧用來做書名，沒有別的意思。

如何可能寫出失去母親的哀痛

當您母親在世的時候，您大約會更多地想到您失去母親的現在的日子；而現在，則會經常想起您從前有母親的日子。

——〔法〕馬塞爾普魯斯特

這個巴爾特不是那個巴爾特。

不是結構主義文論家，不是唯美主義散文家；除去他臉上的那些虛飾的學術油彩，我們看到，一位標榜“中性”著稱的大學者，原來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小男孩。

1977年10月25日，羅蘭巴爾特的母親辭世。翌日，他開始寫作《哀痛日記》。其實，它並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日記，隻是擱在他辦公桌上的一沓經由墨水筆和鉛筆劃過的小紙片，身後被人整理成書罷了。這是一部獨特的書，但無疑也是普通的書，它記錄的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之子的情感，母與子的關繫，一個愛的豐盈與匱缺的心靈世界。這個世界是純屬於巴爾特的，一個吻，一束花，都非常個人化。但是，正如他說的，我們每個人或遲或早都要過沒有母親的日子，所以，非“零度寫作”的書中的一切，對於我們來說都成了親切的暗示。

巴爾特對他的母親使用了“聖潔”一詞。

她20歲時結婚，22歲時生下巴爾特，23歲就因為戰爭而成了寡婦，一直活到84歲。可以說，她一生始終伴隨著巴爾特，不但是巴爾特的生活的締造者，而且是巴爾特的靈魂的養育者和庇護者。當年輕的巴爾特遭遇挫折而後破格進入學府法蘭西學院時，正是她，挽著兒子的臂膀步入就職講演大廳。對於巴爾特的寫作，她始終毫無保留地給予支持。在巴爾特的筆下，這是一位美麗、質樸、仁慈，有著相當的文化修養和高貴的自尊心的女性。對於他們母子兩人的眷愛關繫，《日記》裡寫道，那是深刻地、認真地、完全地結合到了一起的。當母親活著的時候，巴爾特擔心失去她而使自己處於神經官能癥的狀態之中；及至去世，他不能不成為自己的母親，這時，已然無力承受孤獨和虛無的重壓。他一個勁兒使用灰色調，在紙片上這樣塗寫他的自畫像：悲痛、溫存、消沉、害怕，總之脆弱極了。

巴爾特常常哭泣。失去母親以後，他有被遺棄感，覺得失去了活著的理由。他多次說到死。他想死，然而又想瘋狂地活著。“在沒有你所愛的人的情況下活著，是否意味著你遠不如你所認為的那樣愛他呢？”他無法回答。在生與死之間，他沒有勇氣選擇。一種矛盾的、混亂的心緒支配著他。母親的遠去使他放棄了許多先前的想法和計劃，但是有一點是固執的，就是無時不想著“回家”，像一個迷路的孩子。在家裡，他做飯，搞衛生，整理衣物，把東西擺放得跟從前一樣；而所有這些，都是按照母親的價值和家務經驗進行的，他借此每天同母親作平靜的交流。他制造假像，復制過去，他不能接受與母親分離的事實。他寫道：

她生病期間住的房間，就是她故去時的房間，也是我現在就寢的房間。在她的床依靠過的牆壁上，我掛了一幅聖像（並不是因為信仰），我還總是把一些花放在桌子上。我終不再想旅行了，為的是能夠待在家裡，為的是讓那些花永遠不會凋落。

典型的戀母情結。

其實，這是非常殘酷的。時間無情地把真相一一撕毀給他看，就像他所說的，他“已無藏身之處”。自欺與自慰，到頭來隻剩下加倍的苦痛。1980年，也就是寫作這部《日記》的次年，正值盛年的巴爾特，終於“自願”隨母而逝。

《日記》寫作延續了將近兩年，編者不曾說明何以頓然終止：是因絕望而放棄，抑或移情於另外更合適的載體？從文字看，兩年間，他確實為往事所糾纏，掙扎於記憶之中而無力擺脫。作為學者在講述何者為“中性”時，他指出，那是一種“躲避衝突，巧妙地擺脫的方式”，然而理論與實際脫節。他根本做不到。

他多次回憶下雪天曾經帶給他的幸福，因為他可以無須上課而同母親待在一起。他想起母親不喜歡他老是圍著黑色或灰色的圍巾，要他的穿戴多一點色彩；想起生病時母親的愛撫；而常想起的，是母親平日呼喚他的聲音：“我的羅！我的羅！……”這個聲音，像回旋曲一樣時時出現，在《日記》中縈繞不散。

愛是一種柔弱而又剛硬無比的東西，它是超現實、超物質的，可以穿透生活的阻隔而直達夢境。巴爾特說夢是必然的。然而，他害怕噩夢，因為那裡會出現母親被折磨的情形。他對已發生的崩潰充滿恐懼。

幾乎任何小物件，光影或聲響，都可以成為觸媒，讓巴爾特憶及母親。褒曼的身影，舒曼的曲子，搽面香粉，夜間飛翔的燕子，一隻帶褶皺燈罩的燈，當然還有舊日的照片……它們全不相干，卻因母親曾經的存在而聯繫到了一起。有一次，巴爾特到甜品店買了一塊松糕，小個子女售貨員正在為顧客拿東西，說，好啦。他照顧母親時，每送給她一樣東西，都會這麼說。母親彌留之際，也曾於半昏迷半清醒中這樣回應了他一聲：好了。一切都那麼清晰。巴爾特寫道：“女售貨員的這句話，一時使我熱淚盈眶。我（回到隔音的家裡）痛哭了好長時間。”

愛使人容易變得神經質。難堪的是生病，而且是在母親關心的飲食方面得了病。消化道、呼吸道癥狀是日常性、連續性的，這就使得思念和悲傷成了巴爾特生命的組成部分，永遠無法消除。

這個法蘭西人除了詩人的敏感之外，畢竟還有著惟學者纔有的抽像的本領。雖然情緒消失，悲傷猶存；他發現，哀痛就出現在相互眷愛的情感被重新撕裂的地方。眷愛的缺位其實含有抽像的性質，抽像可以與情緒相分離。這樣，《日記》在情緒化記述中夾帶著不少哲理性話語，也就再自然不過了。正由於巴爾特不斷咬囓自己，反復體驗著眷愛的撕裂之痛，缺位之痛，從而把對母親的思念引向至深。既是逃避，又是追尋。這個由悖論的螺旋所制造的深度，就是巴爾特的所謂“抽像”。

《日記》從不同層面展示愛所可具有的形態，這些形態，又都是以“哀痛”為中心的。巴爾特特別提出一個“哀痛的度量”問題。就本質而言，他要說的是：

愛到底能夠維持多久？

為此，巴爾特變得越來越焦慮。

他把哀痛與悲傷分開，因為前者是封閉的，固定的，靜止的，具有不連續特征。他害怕停頓。《日記》寫到後來，他質疑自己，寫的是不是越來越少了？而這，是不是意味著悲傷的減弱，愛已經被遺忘？

為了同忘卻的痛苦做鬥爭，巴爾特認為，唯有把“哀痛的工作”、“夢想的工作”轉化為實際的工作，意即投入寫作。由於忘卻是的，無論何人，無論何時，都將很快沒有痕跡，所以，“立碑”是重要的。在巴爾特看來，碑就是文字。而且，除了文字，這時他發現，自己再沒有興趣構築任何新的東西了。

令人困惑的是，巴爾特不正是一直著述不輟的嗎？難道此前的寫作都不算寫作，應當在背棄之列嗎？我們不能確知他對於不同的文字形式的價值的評估，但寫作就不再是過往的學術性寫作，書中稱作“計劃”式寫作，或“任務”式寫作，而是任由生命誘導的寫作。當他決心通過寫作以擺脫重大危機的時候，首先，他想到的就是圍繞母親寫一部書。他覺得應該而且有必要讓世人認識他的母親。他要寫出母親與貧困，她的奮鬥，她的沮喪，她的勇氣，——無疑地，這是一部無英雄姿態的英雄史詩。他的想法隱秘而固執。即使他說過連碑本身也並非永久不朽的聖物（這與一般學者的見識很不相同，學者講究“永恆”），但他確信的是，立碑是一種行為，一種使人有所認識的主動行為。

然而，他並沒有寫下這樣一部書。

他匆匆地跟隨在母親的後面走了。

《悲痛日記》成了他遺落世間的關於愛的信物。

有人說，巴爾特的去世是一個謎。其實，謎底在《日記》的後部分已經暴露出若干痕跡。他確實為不曾為母親寫過一點什麼而感到難過，但是，他已經陷入人生的潮：“隱隱沮喪，感覺受到攻擊、威脅、煩擾，情緒失落，時日艱難，不堪重負，‘強制性勞動’等。”他深知，這是哀痛的經典機制。可怕的是，後來連可靠的記憶也受到了影響，他不能不把所有這些同母親去世一事聯繫起來。他承認說，他是“傷心的自私主義”，由於專注於母親的愛，他變得冷漠，不復關心周圍的世界。我們會因此責怪他說，由於情感來源過於單一，他把自己耽溺在這裡面了。確實如此，他寫道：“大海一樣無邊的哀傷——離開了海岸，便一望無際。寫作已不再可能。”

《哀痛日記》是誠實的，摯愛的，充滿人性的溫暖。在後的日子裡，巴爾特背叛了學術理性而皈依了世俗情感。如果是一個人，一個普通的人，就不必苛責他不愛廣大的人類。能做到博愛固然可崇敬，倘若不能，愛一個人就夠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一個人那裡，巴爾特顯得那麼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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