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可以援引歐洲文學的一個例子，來闡明感性、內省與病情書寫之間的聯繫，即盧梭（Rousseau）在他的《懺悔錄》裡的情況；但他面對醫學也表現出一種含混的態度，正如在《愛彌兒》裡所見——在此列舉這個例子，因為筆者認為，郭沫若曾經受到《懺悔錄》這部著作的影響，即使郭沫若與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的關聯或許更明顯。在現代中國，眾多知識分子與作家都引用盧梭的作品作為參照。郭沫若很可能也同樣把盧梭作為參照：如同盧梭，郭沫若對醫學持有曖昧的態度，這也顯露在他的自傳性與虛構性作品裡。

五四時期以及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現代作者曾采用關於身體、醫學與解剖學的現代再現。這些模式完美地對應於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構想：寫實主義、現代化、民族與個體的解放。他們欣賞關於身體的這些新範式中對身體的客觀再現；尤其因為這種再現可以把身體從任何的“傳統的”、“儒家式的”或“封建”的價值意涵裡釋放出來。中國現代作者因而創造出有關身體、主體與身份的全新文學再現，在其中容納這些範式，並將之文學化。郁達夫與郭沫若的例子尤為如此。

解剖學與疾病的主題也彙攏了關於自我的書寫（受到西方浪漫主義的啟發，也受到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有一種綜合的形式，即我稱之為在20、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常見的“疾病日記”。我們也需要把這一點與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在當時的影響聯繫在一起，依據廚川白村的觀點，藝術與文學構成對於“苦悶”的體驗的像征化表達。

然而，有關身體的客觀化、主觀化的觀念糅合，產生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內省式書寫的情況裡，肯定主體性與個體主義的價值。此外，這或許是為什麼在一些以身體或疾病為命題的中國現代文本裡會揭示出面對醫學的含混的態度的理由之一。另一個理由則是由解剖學的範式所帶來的像征性斷裂（在下文中還將展開論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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