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 前言

009 / 篇 學而篇

023 / 第二篇 為政篇

033 / 第三篇 八佾篇

039 / 第四篇 裡仁篇

047 / 第五篇 公冶長篇

055 / 第六篇 雍也篇

065 / 第七篇 述而篇

073 / 第八篇 泰伯篇

081 / 第九篇 子罕篇

091 / 第十篇 鄉黨篇

099 / 第十一篇 先進篇

109 / 第十二篇 顏淵篇

123 / 第十三篇 子路篇

133 / 第十四篇 憲問篇

145 / 第十五篇 衛靈公篇

155 / 第十六篇 季氏篇

161 / 第十七篇 陽貨篇

173 / 第十八篇 微子篇

181 / 第十九篇 子張篇

191 / 第二十篇 堯曰篇

194 / 後記

在日本，沒有哪本古典著作如《論語》這般被廣泛閱讀。《論語》是孔子（前551—前479）及其眾弟子的言行記錄，是中國主流思想儒教的根本經典。

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儒教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

孔子生活於春秋時期，當時各種思想及學術流派林立，稱為諸子百家。儒教與其他流派經歷了長期激烈的理論之爭，並非一直獨尊。

儒士多居於魯國，謂之魯儒，世人視其為傳授禮儀做法

的流派。

漢初前200年前後，宮廷之內亦無禮法。當時所謂的軍隊與土匪並無多大區別。

皇帝劉邦舉止與匪首無異。

當時，模仿秦始皇時的制度，亦設文書、史官等儒生之職，但均非要職。儒生們穿著肥大的儒生袍，戴著寬大的儒士帽，人群中一見便知。對他們的這種做派，劉邦很不以為然。

“喂，把你戴的那個帽子拿來。”被叫住的那個儒生奉命獻上帽子。然後，劉邦對著帽子恣意小便。

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可想而知。《史記》記載：“群臣飲酒論功，醉後妄呼，撥劍擊柱。”

“這些人太不成體統。你們儒家是教化眾生知禮守儀的，對他們可有什麼辦法嗎？”將自己的粗野擱置一旁，劉邦這樣向儒家的叔孫通征求意見。

“要訓練這些人的話，需要三十幾個儒生。”——叔孫通趁機推薦了三十個儒生。這次輪到劉邦沉不住氣了，說：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必須是我也容易做到的，別搞得太麻煩——這纔應當是他的心裡話。

於是叔孫通率眾反復練習，非常成功。練習時，做錯的、竊竊私語的均予嚴懲。

修復一新的長樂宮裡，群臣朝賀之儀。場面莊嚴肅穆，有條不紊，宴上也無醉酒之人。

皇帝劉邦非常滿意，“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時為高祖七年十月。於是，百家之中，朝廷尤厚遇儒家。不過這也隻是朝堂之上，後宮信奉的依然是“黃老之術”。所謂“黃老之術”，泛指道家思想，尊傳說中的黃帝與老子為源頭，在朝廷內部，尤其是後宮女子之中，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後宮女子，即皇帝的母親與祖母，當然不容小覷。

武帝之父漢景帝時期，皇太後曾向儒士轅固生問詢老子之事，答曰：“此家人言耳。”“家人”，當時指的是下人、奴僕。侍女出身的太後大怒，派人把他扔到野豬圈裡刺鬥野豬。景帝同情轅固生，賜他一把刀，他刺中了野豬纔得以無罪脫身。

漢初宮廷的粗野局面由此可見一斑。

似乎儒學隻屬於男子，而宮廷之中女人們更好老子。

《論語》基本是對話體，沒有固定題目，可以從任何地方讀起。

儒學，一般稱為儒教，那麼儒學到底是不是宗教呢？馬克斯·韋伯（1864—1920）認為中國沒有神職意義的王的統治，屬於非宗教國家，因此儒教並非宗教。這是因為在他生前甲骨剛被發現不久，還沒得到充分研究。甲骨文的研究，使殷的歷史驟然明了，殷王無疑也是神職的王。

儒教對鬼神基本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但不代表其是無神論者。敬，而遠之，很接近現代人對待宗教的態度。

儒學不過多參與宗教事務，而是注重道德上、倫理上的

修養。

孔子是集儒家大成之人，他盡可能地削減了儒的宗教氣息。我們來看一看孔子確立的儒教的原始形式。

“儒”字，白川靜認為代表的是祈雨的巫師。“儒”字裡有“雨”字，“雨”的下面是“而”，“而”表示的是打扮奇特的人，金文裡表現得尤其形像。“而”的上面是“一”，表示頭上什麼都沒有。當時普通的人都要佩冠束發，頭上什麼都沒有是從事宗教活動的人的特殊形像，古代的巫師似乎就是這種形像。殷墟出土的幾十萬片甲骨，記載的幾乎都是殷王向神靈禱告問吉兇的事情。由此可見，殷王是神職的王。

如果儒源於向祖先神靈問卜的巫師，對神靈自然恭敬有加，儒於是成了祭祀的專家集團。祭祀中重要的當屬喪葬，但葬禮不是常有，因此他們要去各地招攬生意。他們各處行走，比一般人見多識廣，因此很多人向他們討教。他們幫人排憂解難，指引處世之道，到孔子的時候，已經發展成時代思想中的一個派別。

漢朝時，儒家確立了掌管禮儀典範的地位，其學派經典《論語》被不斷完善。

幼時，我隨祖父誦讀《論語》，不明其意，隻是跟著祖父的閩南方言鸚鵡學舌。中學時，漢文課本裡有《論語》節選，我稍微明白了一點兒意思。

戰後，我在故鄉臺灣做了三年中學教員。當時，日本從臺灣退出，國語也從日語變為漢語（北京話）。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對新國語都還不適應，都要努力學習，《論語》曾經是學習漢語的教科書。

其後我也一直緣繫《論語》。20世紀80年代，儒學得到重新評價，時值中國的臺灣、香港和韓國、新加坡經濟騰飛，此“四小龍”同屬儒教圈這一現像也備受矚目。1988年，在新加坡召開了“儒教國際研討會”，對儒學的關注成為世界現像。同年1月，日本的NHK教育頻道連續五日播放了以《陳舜臣論儒教與現代》為題的節目。記得節目的收錄是在前一年的11月。朝日新聞社希望我能以此為基礎寫一本書，於是另起爐灶，寫下了《儒教三千年》，1992年1月出版。這一時期，《論語》也是形影不離。

寫了儒教，自然也要寫《論語》，我慢慢地寫下來，如同在完成一項作業。要通卷讀完《論語》，對普通的人來說比較困難，也沒有必要。我從五百多篇中精選了一部分，與其說是對其注釋，不如說是以之為題寫一些隨筆。因為耗時較長，文中有許多重復之處，校對時盡可能地刪減了。

本書不能算作學術著作，因此沒有一一列舉參考文獻。當時手頭一直放著劉寶楠（1791—1855）的《論語正義》。我在寫小說《鴉片戰爭》（1967）時，為了了解當時知識分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讀了很多那個時期的作品。劉寶楠是道光二十年的進士，同年鴉片戰爭爆發。作為清代考證學的名著，這本書屢次再版發行，如今可以輕易入手。現在我手頭的《論語正義》是中華書局1990年的線裝本。在中國，讀《論語》的人幾乎都以它為參考。

日本出版了大量與《論語》相關的書籍，每本書的讀法有細微差別，需要統一。宮崎市定的《現代語譯論語》（岩波現代文庫，2000年）很有權威性。我中學時的恩師原山銳一先生讀京都大學時是宮崎市定先生的學生，因此我鬥膽自稱徒孫，並以此身份參與執筆了《宮崎市定全集》的月報。

關於本書題目，猶豫再三，終定為《論語抄》，與荻生徂徠的《論語征》的日語發音相同。雖然不是很滿意，但想到肯定不會有人將我的書與三百年前大儒的書混淆，也就不以為意了。執筆過程中我強烈感受到，《論語》不但影響到中日韓，也與整個亞洲的倫理思想密切相關。

《論語》這樣的古典著作，值得用一生去讀。通過《論語》，看他人，看自己，思考世界，思考歷史。

第二篇 為政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為政以德”這個成語似乎當時很常用。這裡先說出成語，然後運用比喻進行說明。

如同宇宙群星都圍繞北極星旋轉一樣，如果以德為政，人們便會慕德而來。

當時人們一般睡得比較早。燈火是奢侈品，因此那些積極上進的人據說就著螢火蟲的光、窗外的雪光學習。休息時仰望天空，沒有燈火，空氣也比現在澄淨，古人仰望星空的視力無疑也會比現代人好得多。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孔子私塾裡的教材《詩經》，彙集了各地民歌三百零五首，另有六首隻存題目，概說三百首。

雖然數量眾多，若用一句話來概括，不過是《詩經》裡的“思無邪”這一句。當時傳下很多詩歌，孔子刪除了那些好色及不合禮儀的內容。根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是從三千多首詩中精選出了三百餘首。

“思無邪”，是《詩經》中的一句， 並非孔子原創。出自魯國宗廟舞樂《魯頌》的末句，是稱頌早於孔子一百五十年的魯僖公（前659—前627年在位）的句子，其中的“思”，無實際意義，是調整音節的助詞，清末大儒俞樾（約1822—1906）也持這個觀點。不過經過一個多世紀，到了孔子時代，“思無邪”的“思”就已經不是作為一個單純的助詞，而是作為一個有實際意義的詞被引用。

俞樾其人，與日本也頗有淵源。日本廢除鎖國政策後，人們可以自由地前往中國，於是有日本學者叩響了俞樾的門扉。明治時期的漢學家擅長寫漢文，因此通過筆談可以進行各種復雜的交流。

日本的漢學家很想知道自己的詩在漢詩發祥地中國的評價，於是岸田吟香（1833—1905）帶著大友皇子（648—672）等一百數十家的詩集來到中國請俞樾選評，由此問世的便是《東瀛詩選》。個人喜好本有所不同，不能籠統地說是中日差別，不過俞樾似乎對長篇敘事詩的評價更高。

當時中國想要學習的是日本的國家改造——明治維新。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以政導民，就是利用法律制約民眾。違反規定的處以刑罰，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法家思想。這種情況下，民眾會認為在不觸犯刑法的前提下可以為所欲為，鑽刑法的空子而不以為恥。

與此相反，用道德和禮儀來引導民眾的話，人們會有羞恥心，自覺去走正路。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回顧一生，孔子作了一篇簡短的自傳。語言淺顯易懂，隻有“耳順”稍微生僻一點兒，指的是聽別人說話馬上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志學”“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分別成為十五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和六十歲的別稱。

孔子將一生說得很清楚，對孔子的學生或者其他《論語》的讀者來說，不失為一張與自身各階段對照的參照表。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有多種解讀方式，每種解讀方式都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可謂奇哉妙哉！

孟武伯，是孔子同朝卿大夫孟懿子之子，年齡應當與孔子相差很大。孟武伯向孔子請教什麼是孝道。

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憂。”寥寥七個字，卻被賦予多種解讀方式。

種，是根據後漢馬融（79—166）古注的解讀，也是被廣泛支持的解讀。“除了疾病不要讓父母擔心”。生病是自己無力改變的，疾病之外不讓父母擔心就是孝道，不可抗拒因素之外不能給父母增添煩惱。

第二種是朱子的看法，認為“父母隻擔心子女生病”。

種觀點認為隻有生病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朱子的觀點與之截然相反，認為父母擔心的隻是子女生病，疾病並非不可抗拒，應當愛惜身體，講究養生，保障健康。

第三種觀點據說是東漢王充（27—97）的看法，“對於父母，隻擔心他們生病”。擔心的主體不是父母，而是子女。對於子女來說，擔心的隻是父母的健康。日本的伊籐仁齋也依據這種觀點闡述孝道。

在沒有紙張的時代，隻能在竹簡或木簡上或寫或刻，因此文字都力求簡潔，眾所周知的內容便省略不刻。但是，即使當時是眾所周知的內容，百年之後也不得而知了。對這裡的寥寥七字所表達的意義，粗略地說便出現了三種不同的理解方式。

吉川幸次郎因為年輕時讀習慣了，所以采用種觀點，也就是古注；貝塚茂樹2因為孟武伯的父親有病纏身，所以支持王充的觀點；而世間眾多的朱子學說的信徒，無疑更支持第二種也就是朱子的觀點。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故知新”，已經成了一句熟語，非常有名。孔子私塾裡的學生應當有很多人成了教師，有很多教師心得。根據朱子注釋，“溫”即“尋”。東漢鄭玄（127—200）認為是“溫”，就好像把涼湯重新加熱一遍後會有新味道一樣，回顧已知並從中有新的領悟，這樣可以算是好老師了。

緊接著的下一章，極短。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不應成為容器。“器”，容器，盛放物品之外別無他用。世上有一種人隻懂得自己的專業領域。比如有的人，與汽車有關的無所不知，一聽發動機的聲音就能判斷出是哪家公司哪年在哪裡生產的。他的朋友對汽車一無所知，但是對葡萄酒無所不知，稍舔一下就能知道產地，包括用的是哪片土地的葡萄等，但是換成足球的話題就成了徹頭徹尾的門外漢。

君子不能隻局限於自己的領域。要加熱涼湯並調出新味道，這份功夫不是一個容器可以做到的。

皇侃在《論語義疏》中解釋得明白易懂。“ 舟， 可以渡海卻不能登山；車，能在陸地馳騁卻不能在海上行駛。”——這裡的“舟”和“車”便是容器，君子不應成為這些物品。

這之後緊接著還有兩章關於君子的記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君子是什麼樣子的呢？”孔子回答：“首先行動，然後說話。”

子貢在孔門弟子中也以言語著稱，是十哲之一，曾作為外交官兩次赴吳交涉，成功地將吳國的目標引向齊國，從而使魯國免於被齊國吞並。他還是一個一流的實業家，能言善辯應當是他成功的一大要因。

因此孔子對子貢說要“先行”，建議他要行動先於唇舌。對於善於言辭的子貢，言語方面沒有什麼好教的，孔子根據對像考慮該說什麼話。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經常會被拿來做對照。

這裡是“君子周，小人比”。“周”，是周到，接近平等。“比”，與“周”相對，是不平等、分派閥。

君子公平待人，小人結黨分派。把“比”解釋為“偏袒同黨”也許更好理解。

子曰： “ 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見義不為， 無勇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這句話時有耳聞，讓人不禁聯想到一心太助1要挺身而出的場面。這裡由上、下兩句構成，這句是下句。至於這兩句話的關聯自古難解。

上句的“鬼”指的是靈魂。孔子先於釋迦，當時不管是印度還是中國還都沒有佛教。為表達方便，用現代文說就是：“不是自家的先祖卻去祭祀，這是獻媚。”

祭祀有權有勢的人家的先祖魂靈是為了謀取某種利益，隻能說是諂媚。

接下來說：“見義不為，無勇也。”感覺有些突兀。

不過，上句說的是“不義”，下句是強調“義”，倒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聯。比如說，一個人的叔父因為某個原因獲罪，誰都不去給他掃墓，考慮到“義”，這個人斷然去掃墓，這就是有“勇”。

1907年，女革命家秋瑾臨刑。當時的死刑一般都是絞刑，但作為謀逆犯秋瑾被處以斬刑，遺體被棄市，誰去收殮也會被逮捕。明知這樣的風險，盟友徐自華和吳芝瑛兩位女子還是收殮、埋葬了秋瑾的遺體，這就是“勇”。有官員請求將秋瑾墳墓夷為平地，政府擔心激起民變而指示按照遺族的要求來辦，當時政府已經擔心民變喪國了。這兩個女子的勇氣令政府心驚。

徐自華與吳芝瑛，和秋瑾是結義姐妹。她們曾約定，姐妹中如果誰不幸去世，活著的人要把那個人的遺體埋葬到杭州西泠橋一帶。

說幾句題外話。當時事件的責任者浙江巡撫張曾敭因為處決秋瑾受到全浙江的彈劾，他招架不住而轉任江蘇巡撫，在那裡也被上海市民厭棄，一個月後又轉任山西，又因為省民的排斥，三個月辭官。告發秋瑾的胡道南被人暗殺，當時審訊的會稽知事李鐘嶽自殺，攻擊秋瑾的李益智後來在廣東大沙頭被燒死。

當時人們將這些稱為“ 公憤” 。在此之前的封建社會，“公憤”前有行不通的壁壘，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說這幾位女性的“勇”打破了這道壁壘。四年後，大清帝國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