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夏墟的迷思

夏，就是中國前的中國；夏人，就是華夏族的中國人；夏墟，就是夏朝滅亡後的舊地，也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春秋之前，但凡說起“夏墟”或“大夏”，指的便是晉南；而論起夏王朝的個都城，便是禹都安邑。

然而，自從清末日本學者白鳥庫吉首次提出“大禹治水”的傳說不可信，“堯、舜、禹”三王的歷史不可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胡適、錢玄同和顧頡剛推動的古史辨運動以來，特別是顧頡剛提出石破天驚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科學的新史論之後，以三皇五帝為中心的舊史學傳統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而支撐其論證的“大禹神性說”，又遭受了廣泛的質疑。

既然三皇五帝是傳說，是神話，那麼這些神話和傳說又是怎麼變成古史的？1935年10月，顧頡剛在接受北平《世界日報》記者賀逸文訪談時，講得很清楚：

三皇五帝的名詞，是大家所熟習，但是正因為大家熟習而不問其究竟的緣故，這種偶像就繼續維持下去，直到現在纔有人提出研究。三皇是戰國末的時勢造成的，到秦朝方見於政府的文告，到漢朝而成為國家宗教。他們是介於神與人之間的人物，自初有此說起，直到緯書（漢代經學家引用方術並編造的思想學說輯錄），並未改變。後來王莽們將三皇（和三皇之書三墳）載於《周禮》和《左傳》，他們的名稱便確立了。普通所傳說的三皇，繫指伏羲、神農和黃帝，但這是很後的分配法，當初乃是天皇、地皇和泰皇。至“皇”字，一般的解釋，或是高出帝和王的階位……本來人中貴的是後，神中貴的也是後，所以在三代先的一代夏，就是稱人王作後的；對神稱“後帝”“後土”“後稷”，稱帝的隻是上帝的簡稱，而“皇”字不過是用以形容人王和天帝的美盛，絕不是可以用來作人王和天帝職位的名稱。至於五帝，普通是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但這也是很後的分配法，當初乃是天上的青、黃、赤（炎）、黑、白五帝。在唐代祭祀前代帝王的祀典裡，就有三皇的位分了代，在異民族的統治之下，三皇也變了性質。祀三皇的典禮，由醫師主辦，而配享的又是十大名醫，三皇似乎隻是醫藥之祖了……因此貞年間，令天下郡縣通祀三皇，而以醫師主之。而民間容易崇拜偶像，況且以三皇的大聖而兼任先醫，有了一班病民作擁護者，他們的香火是不會冷落的了。總之，三皇五帝的史實是少極了的，僅可以說是神話。至於三皇為醫流的祖師代皇帝杜撰的事實，我們更不必相信。不過，三皇從至高無上的統治階級，跌成了自由職業者，也算淪落得盡致了。

“大禹是神不是人”“大禹治水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禹與夏沒有發生關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於是，禹是否由後世儒人編造出來的？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夏這個朝代？禹都在哪裡？夏墟在哪兒？引發了持續百年的論爭和探尋。

顧頡剛無疑是一個天纔的史學家，也是在國際史學界被認可的中國歷史學家，研究其治學方法的專業論著至今未減。學歷史的人，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有所發現或創見，已屬不易；在一本著述中有些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新材料、新觀點的使用，便呈鶴立雞群之勢；如果能創立自己的一個史學理論和體繫及流派，無疑便是天纔纔會有的事情了。另一位天纔的考古學家李濟，對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就有著十分中肯的評價，他說：疑古學派他們的口號“拿證據來”在本質上說雖然具有破壞性，但對中國古代的研究卻帶來較多批判的精神。因此，如果你對堯舜的盛世給予過多的頌贊，好吧，拿出你的證據來。如果你前3000年大禹在工程上的偉績，證據也得拿出來。我們得先記住，在這種懷疑的精神之下，單純的文字記載已不復被認為是有效的佐證了。這種找尋證據的運動對傳統的治學方法，無疑是一種打擊，但卻同時對古籍的研究方法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誠如李濟所說：“現代中國考古學就是在這一種環境之下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