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序 

一個詩人的存在和發現 

鄭珍，生卒於一八〇六至一八六四年間，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一代詩家，更是中國詩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這位生於偏遠的貴州山鄉，曾短期出任小官卻大半生窮愁潦倒的詩人，雖為鄉邦文獻所記載，也隻獲少數文史巨公青睞，而對於現代一般的新舊文學愛好者來說，他幾乎是從沒聽說過的陌生人。

這正像一顆行星，就其體量看，是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高懸天邊，寂然悄然，泯然於眾星之間，等待著被發現。

我之知有鄭子尹，是一九八二年一個偶然的機遇，來貴陽和遵義旁聽黎庶昌國際研討會，纔了解到鄭子尹和莫友芝與黎庶昌同為“沙灘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一次除了弄清遵義市區子尹路命名的由來，於其人其詩仍是一無所知。

本書的作者戴明賢在自序中說，他對這位鄉先賢也是從懵然不知，到經人點撥，在十年動亂中偷暇精讀，乃得成其知音。戴明賢對遙遠天際這顆詩星的發現，並著成此書，將帶領我，也將啟發眾多今天與爾後的讀者感知這顆星的存在，接受這顆星光芒的牽引。

套一句熟語，如果子尹先生在地下或天上有知，也該會感謝戴明賢為他寫這卷“詩傳”的勞績：讓更多後人走近這位寂寞百年的詩人及其詩作，也讓這些心血澆溉的生命史、社會史不至湮沒於歲月塵沙。說來可憐，我剛打開書稿時，竟不知道鄭珍是鄭子尹的本名，子午山是他家鄉的山，別署“子午詩孩”則寄托著他對慈母的孺慕之情。待讀到後一頁，這位陌生的詩人，已經成為我聲息相聞的近鄰、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遊，可以花前對飲，可以雨夜聯床，甚至是結伴奔波在逃難路上，可以互相傾訴共同的憂患與各自的悲歡，而不問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了。

戴序中介紹了晚清以來諸家對鄭詩的崇高評價，皆是有所據而雲然，並非溢美之詞。人們將他置於唐宋以來的大家、名家之間加以論列，多是從他與各家風格的異同來突出他的優長。這是學者之言。像我這樣的詩歌愛好者，或多或少讀過一些傳統詩作，且各有偏好，自會根據自己的閱讀體會，有所欣賞，有所品鋻，不必拘泥於論者的排名，也可以說，讀詩，讀好詩，快我胸襟，斯為得之，又豈在為詩人排座次哉！

不過，從接受心理來看，一個讀詩的人總有更容易引起共鳴的題材和風調。讀鄭子尹寫自己親歷的窮愁坎坷，寫周圍的民間疾苦，總使我想到杜甫、白居易以至皮日休；偶寫鄉居閑情，又使我想起儲光羲、範成大；而詩人主體，更使我想起黃仲則、龔自珍。然而這隻是某些近似而已。鄭珍就是鄭珍。這部“詩傳”的好處，正在戴明賢創為“以人馭詩，以詩證人，因人及詩，人詩共見”的體例，避免了單純的傳記“見人不見詩”（往往需要另找詩集合參）和單純的詩集“見詩不見人”（往往需要另找有關詩人的史料），為讀者了翻檢之勞，也更利於知人論世，不但有助於讀者了解歷史的大背景，而且交代了詩人的具體處境，乃知一詞一語，都自有心路歷程，不是無病呻吟了。

戴明賢這樣的寫法，也許不是學術論著的取徑，卻十分適合向一般讀者“普及”一位詩人及其詩作，猶如陪同遊客進入一條花徑，一片叢林，隨引隨行，即景指點，遠勝遙對草木花樹，空泛地說花有多麼香多麼好看，樹為什麼有的曲有的直了。

我之知遠在貴州的戴明賢，比我之知鄭子尹早十來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拜讀了他寫的歷史小說《金縷曲》，心向往之。“文革”後的文學界不斷發現被不正常年代埋沒的人，也發現了戴明賢——《金縷曲》選載於《小說選刊》。後來一九九二年我在貴陽見到了他，這是我們締交之始，於今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來，讀到他默默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於安順，他如數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熱土的感情，這與他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他精心摘引、解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串講”，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心會）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於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出來。

我相信，鄭珍——子尹先生和他的詩的巨大存在，一經這次發現，將永遠不會被中國人忘記或忽略。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