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序
一個詩人的存在和發現
鄭珍,生卒於一八〇六至一八六四年間,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一代詩家,更是中國詩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這位生於偏遠的貴州山鄉,曾短期出任小官卻大半生窮愁潦倒的詩人,雖為鄉邦文獻所記載,也隻獲少數文史巨公青睞,而對於現代一般的新舊文學愛好者來說,他幾乎是從沒聽說過的陌生人。
這正像一顆行星,就其體量看,是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高懸天邊,寂然悄然,泯然於眾星之間,等待著被發現。
我之知有鄭子尹,是一九八二年一個偶然的機遇,來貴陽和遵義旁聽黎庶昌國際研討會,纔了解到鄭子尹和莫友芝與黎庶昌同為“沙灘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一次除了弄清遵義市區子尹路命名的由來,於其人其詩仍是一無所知。
本書的作者戴明賢在自序中說,他對這位鄉先賢也是從懵然不知,到經人點撥,在十年動亂中偷暇精讀,乃得成其知音。戴明賢對遙遠天際這顆詩星的發現,並著成此書,將帶領我,也將啟發眾多今天與爾後的讀者感知這顆星的存在,接受這顆星光芒的牽引。
套一句熟語,如果子尹先生在地下或天上有知,也該會感謝戴明賢為他寫這卷“詩傳”的勞績:讓更多後人走近這位寂寞百年的詩人及其詩作,也讓這些心血澆溉的生命史、社會史不至湮沒於歲月塵沙。說來可憐,我剛打開書稿時,竟不知道鄭珍是鄭子尹的本名,子午山是他家鄉的山,別署“子午詩孩”則寄托著他對慈母的孺慕之情。待讀到後一頁,這位陌生的詩人,已經成為我聲息相聞的近鄰、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遊,可以花前對飲,可以雨夜聯床,甚至是結伴奔波在逃難路上,可以互相傾訴共同的憂患與各自的悲歡,而不問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了。
戴序中介紹了晚清以來諸家對鄭詩的崇高評價,皆是有所據而雲然,並非溢美之詞。人們將他置於唐宋以來的大家、名家之間加以論列,多是從他與各家風格的異同來突出他的優長。這是學者之言。像我這樣的詩歌愛好者,或多或少讀過一些傳統詩作,且各有偏好,自會根據自己的閱讀體會,有所欣賞,有所品鋻,不必拘泥於論者的排名,也可以說,讀詩,讀好詩,快我胸襟,斯為得之,又豈在為詩人排座次哉!
不過,從接受心理來看,一個讀詩的人總有更容易引起共鳴的題材和風調。讀鄭子尹寫自己親歷的窮愁坎坷,寫周圍的民間疾苦,總使我想到杜甫、白居易以至皮日休;偶寫鄉居閑情,又使我想起儲光羲、範成大;而詩人主體,更使我想起黃仲則、龔自珍。然而這隻是某些近似而已。鄭珍就是鄭珍。這部“詩傳”的好處,正在戴明賢創為“以人馭詩,以詩證人,因人及詩,人詩共見”的體例,避免了單純的傳記“見人不見詩”(往往需要另找詩集合參)和單純的詩集“見詩不見人”(往往需要另找有關詩人的史料),為讀者了翻檢之勞,也更利於知人論世,不但有助於讀者了解歷史的大背景,而且交代了詩人的具體處境,乃知一詞一語,都自有心路歷程,不是無病呻吟了。
戴明賢這樣的寫法,也許不是學術論著的取徑,卻十分適合向一般讀者“普及”一位詩人及其詩作,猶如陪同遊客進入一條花徑,一片叢林,隨引隨行,即景指點,遠勝遙對草木花樹,空泛地說花有多麼香多麼好看,樹為什麼有的曲有的直了。
我之知遠在貴州的戴明賢,比我之知鄭子尹早十來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拜讀了他寫的歷史小說《金縷曲》,心向往之。“文革”後的文學界不斷發現被不正常年代埋沒的人,也發現了戴明賢——《金縷曲》選載於《小說選刊》。後來一九九二年我在貴陽見到了他,這是我們締交之始,於今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來,讀到他默默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於安順,他如數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熱土的感情,這與他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他精心摘引、解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串講”,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心會)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於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出來。
我相信,鄭珍——子尹先生和他的詩的巨大存在,一經這次發現,將永遠不會被中國人忘記或忽略。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