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tlsJoyce，1882— 1941）是愛爾蘭作家，現代主義文學大師，1882年2月2日生於都柏林郊區拉斯加爾，1941年1月13日在瑞士蘇黎世逝世。
    喬伊斯一生坎坷多舛。他生長在一個天主教家庭，父親是收稅官，起初家境相當舒適，但由於父親熱衷於政治，退休後又染上酒癮，家境開始衰敗，喬伊斯不得不一度輟學，後來進入一所免費的耶穌會走讀學校。1898年，他進入都柏林大學學習，在那裡他學習多種外語，以便閱讀歐洲大陸國家的文學作品。1902年大學畢業後，他結識了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的核心人物巴·葉芝、格雷戈裡夫人、喬治·莫爾、約·米·辛格等人，但他與他們的關繫並不融洽，觀點也不一致，後來甚至強烈地反對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指責葉芝迎合低級趣味。此後他離開愛爾蘭到巴黎，以教英文謀生。不久，他母親病危，他又回到愛爾蘭。其間他愛上了愛爾蘭鄉村姑娘諾拉·約瑟夫·巴納克爾。
    1904年，他們在朋友的資助下私奔，去到巴黎，但一直到1931年纔正式結婚。他們在歐洲大陸的生活十分艱辛，輾轉於法國和瑞士，沒有可靠的職業。1905年他們到意大利投奔在那裡教書的弟弟，靠弟弟的幫助在那裡安頓下來。但是，隨著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15年喬伊斯一家又被迫離開意大利，遷往瑞士的蘇黎世。由於生活的窘迫，喬伊斯經常醉飲，並且染上了濕熱病，視力也日漸衰退，但他一直堅持寫作。他一生寫出了四部現代主義的經典著作：《都柏林人》、《青年藝術家畫像》，以及驚世駭俗的巨著《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
    一般說，大部分短篇小說集都是選收多種題材的故事，但《都柏林人》與眾不同，從一開始它就被構想為一本有機的整體，其中的故事通過題材、風格、技巧和主題相互連接在一起。
    正如喬伊斯在1906年5月5日致格蘭特·理查茲的信中所說：“我的意圖是一章寫我國·的道德歷史，我選擇了都柏林作為地點，因為這個城市處於麻木狀態的核心。我試圖從四個方面把它呈現給無動於衷的公眾：童年，青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故事按照這個順序安排。大部分都采取審慎的平民詞語的風格……”正是由於《都柏林人》的內容和特殊寫法，《都柏林人》的經歷十分坎坷，拖了好幾年纔得以出版。大約1905年，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茲先生接受了《都柏林人》，但他把書稿扣壓一年之後又退給了喬伊斯。後來書稿交給了都柏林的出版商毛瑟爾先生，他與喬伊斯簽訂合同，約定1910年9月之前出版該書。但出版時間一拖再拖。後來毛瑟爾先生要求喬伊斯修改《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青節》中的一些段落。喬伊斯不情願地進行了修改，然而仍然拖著沒有出版。那時喬伊斯住在意大利，他專程到都柏林與出版商協商該書的出版事宜。1912年，書稿的清樣印了出來。
    據他的朋友帕德雷克·考勒姆說，當時他和喬伊斯去見毛瑟爾的經理，經理說：小說裡公共的房子用了私人房屋主人的名字。喬伊斯提出和經理一起去問房主人是否反對在書裡用他們的名字，但經理拒絕了，並說《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青節》談到國王愛德華七世時所用的詞語冒犯了許多都柏林人，如果小說出版會引起他們的抗議行動——這是拖延出版的又一個原因。雖然喬伊斯提出作某些修改，但經理卻要求他完全刪除某些小說。後竟宣稱他們不會出版《都柏林人》。
    考勒姆去找一個律師，也是喬伊斯大學時的朋友，問他是否可以使出版商照合同辦事。律師說，在都柏林無法補救，喬伊斯也得不到任何賠償。法官會認為《都柏林人》是一本不道德的、犯眾怒的書，因而不會追究出版商的違約行為。於是喬伊斯給出版商寫了一封信，提出他們可以以任何他們滿意的形式出版該書，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他們已經拆了鉛版，毀了已經印出的清樣。喬伊斯別無選擇，隻好帶著留下的一本《都柏林人》的清樣，離開了都柏林。
    究竟為什麼出版商拒絕出版這本已經簽約出版的書呢？出版商為什麼拆了鉛版、毀掉清樣？人們可以有各種猜測，例如喬伊斯可能有什麼仇人暗中操縱；‘或者天主教的都柏林覺得書裡描寫的事件和刻畫的人物觸犯了他們，使他們憤怒，因而迫使出版商放棄這本書；或者出版商覺得這本書有損他們的名聲，等等。無論如何，《都柏林人》終未能在都柏林出版。大約兩年以後，曾經接受爾後退稿的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茲先生纔出版了這本書。
    在《都柏林人》之前，喬伊斯出版了詩集《室內樂》，後來又先後出版了小說《青年藝術家畫像》、戲劇《流亡者》和劃時代的小說《尤利西斯》。研究者發現，《都柏林人》和所有這些作品都存在著聯繫。《都柏林人》裡的前三個故事顯然出於個人的記憶，它們可能是從《青年藝術家畫像》初稿裡剪取的事件；在《阿拉比》裡，男孩走過燈光搖曳的街道，不時受到醉漢和討價還價女人的干擾，覺得自己仿佛拿著聖餐杯安全地穿過一群敵人——這個男孩肯定就是小說《畫像》裡的斯蒂芬·第達勒斯。
    後一個故事《死者》裡的加布裡埃爾·康洛伊，通過另一個男人對他妻子的影響提出問題，明顯與《流亡者》裡的主人公相似。如果把這四個故事從《都柏林人》裡抽出來，那麼剩下的其他故事就都與《尤利西斯》相關，後者塑造的許多人物都曾在《都柏林人》裡出現，例如卡寧漢、郝勒漢、萊恩漢姆和奧曼登·勃克先生等。這種聯繫並不奇怪，因為按照喬伊斯的初計劃，勃魯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主題）也是《都柏林人》裡的一篇故事。
    年輕時的喬伊斯對都柏林人的兩個獨特的方面非常了解：一個方面是他們愛去酒吧；另一個方面是關於他們的政治。另外他也了解一個不太典型的方面，即都柏林的音樂。喬伊斯的父親在都柏林算是個著名的人物，他的社交活動使喬伊斯有機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人。老喬伊斯先生在帕內爾時期曾介入相關的改革；因此幼年的喬伊斯經常聽到憤怒和哀傷的聲音，因為帕內爾去世了，許多追隨者背離了他。喬伊斯九歲的時候，寫了篇文章《還有你，希利！》，這是一篇政治譴責文章，矛頭直指當時一個著名的政客，他背叛了帕內爾。他父親的一些老朋友認為，那篇文章是喬伊斯好的文學作品，而對他後來的作品感到哀傷。
    在《都柏林人》裡，《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青節》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隨意性地彙聚在一問淒涼的辦公室裡；他們的行為顯得有點荒誕，其中一個應邀朗誦一首他幾年前寫的一首詩——《帕內爾之死，1891年10月6日》。詩有些業餘，修辭也都是常見的，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透過這首舊詩卻傳遞出真實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誠。詩念完之後，人們對作者作了幾句評論，然後故事就結束了。讀者可能覺得與他們完全無關，但同時也會覺得作者了解事件的所有含義，而且完全是為讀者寫的。他在寫這首詩之前仿佛進入了海恩斯的心裡。
     “你覺得這篇東西怎麼樣，克羅夫頓？”亨奇先生叫道。“難道不好嗎？你說什麼？”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
    如果喬伊斯讓克羅夫頓先生自己說這些贊美的話，那麼他就冤枉了這位紳士善良的沉默。因為克羅夫頓先生曾為保守派拉選票，他必然覺得詩裡有某種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個普通的人，在那種場合裡他隻會寬容。“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這句話使人感覺到他超然的態度。這種超然的情調可以說是《都柏林人》的一個重要特點。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說裡，喬伊斯都使讀者通過他的目光來觀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評論。因此讀者在這些故事裡總感到一種疏離感，仿佛他要通過一繫列的報道來說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個注重科學性的歷史學家描繪事件那樣。
    不過《死者》的寫法不同。開頭三篇（《姊妹們》、《一次遭遇》和《阿拉比》）根據記憶而寫，也沒有這種疏離感或冷漠。但大部分故事都有。其中有三篇以女人為主要人物，即《伊芙琳》、《泥土》和《母親》。《母親》的寫法與其他關於男人的故事相似，也有冷漠的色彩。但《伊芙琳》和《泥土》裡卻充滿了感情，喬伊斯對伊芙琳的命運非常同情，對《泥土》裡瑪利亞的性格也多有崇敬。兩個女人都是思想單純，恪守常規，待人誠懇。
    《都柏林人》裡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孤獨寂寞、互不相關的人。他們大多生活在狹小的空間裡，但又以某種文雅的態度面對世界。有些人物的故事令人難忘，因為他們看到了黑暗的深處。
    死亡是《都柏林人》重要的一個主題。後一篇故事是《死者》，但死者也出現在篇故事裡，《姊妹們》裡的男孩遇到了他的鄰居老牧師的死亡：老人躺在那裡，死了，對這個男孩而言變成了一個活的不可思議的人。《伊芙琳》裡的伊芙琳不斷憶起她死去的母親。《泥土》裡對瑪利亞隱蔽的預兆其實就是她死亡的預兆。在《痛苦的事件》裡，杜菲先生拒絕接受的一個女人死亡的消息，不斷在腦海裡浮現並使他孤獨的生活更加寂寞。《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青節》通篇圍繞著死去的帕內爾展開。而在《死者》裡，一個不知道是誰的男人，通過一首歌對死者的回憶，使一個丈夫意識到他妻子生活中有一部分他不能參與。實際上，在《都柏林人》裡，令人難忘的是那些被死亡感動的人的故事。因此後一個故事結尾的那段話，帶有一種安魂曲的音樂感：幾聲輕輕拍打玻璃的聲音使他轉過身面向窗戶。
    又開始下雪了。他睡意蒙嚨地望著雪花，銀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燈光的襯托下斜斜地飄落。時間已到他出發西行的時候。
    是的，報紙是對的：整個愛爾蘭都在下雪。雪落在陰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沒有樹木的山丘上，輕輕地落在艾倫沼地上，再往西，輕輕地落進山農河面洶湧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個角落，邁克爾·福瑞就埋葬在那裡。它飄落下來，厚厚地堆積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積在小門一根根柵欄的尖頂上，堆積在光禿禿的荊棘叢上。他聽著雪花隱隱約約地飄落，慢慢地睡著了，雪花穿過宇宙輕輕地落下，就像他們的結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總起來看，《都柏林人》可以說是由十五個故事組成的一個整體，它反映了都柏林不同層面的生活，在寫作方法上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它集中使用某些詞彙，例如“徒勞”、“無用”、“厭倦”、“絕望”等在多個故事裡反復出現，其目的是使讀者不知不覺地感受到每一個故事是普通人的道德構成。第二，以“混亂”表示癱瘓，每當人物不得不面對選擇某種積極生活的關鍵時刻，他們就變得不知所措，像嚇壞的兔子一樣靜止不動。第三，以單色調的散文風格像征都柏林單調乏味的生活，產生出黑白照片的效果，但並不是一種單純懷舊的風格。第四，故事的情節都是瑣事，人物是一種導致癱瘓的體制的受害者，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以微妙地改變了的目光觀察細小的事件。第五，故意破壞讀者通常期望的“開始、中間和結束”的順序，但不是采取蒙太奇式的編織方式，而是依靠在讀者記憶中揮之不去的轉折點。
    當然，與所有經典名著一樣，《都柏林人》為讀者提供了充分的解讀空間。上面的一些看法隻是一己之見，的希望是它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這次《都柏林人》的出版得到譯文出版社領導和馮濤編輯的大力支持，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翻譯永遠難以達到至善至美，總有需要改進甚或疏誤的地方，因此懇切希望讀者提出寶貴的批評和建議。
     王逢振 2010年盛夏

     一次遭遇真正使我們了解荒涼西部的是喬·狄龍。他有個小小的圖書館，收藏了一些過期的舊雜志，有《英國國旗》、《勇氣》和《半便士奇聞》。每天下午放學以後，我們便聚在他家的後花園裡，玩印第安人打仗的遊戲。他和他那又胖又懶的弟弟利奧把守馬廄的草棚，我們猛攻盡力去占領；有時候我們也在草地上進行激烈的對搏。可是，不論我們戰得多勇，在圍攻和對搏中我們從未勝過，每次較量的結果都是喬·狄龍跳起勝利的戰舞。他的父母每天上午八點都到加迪納街去做彌撒，房子的大廳裡充滿狄龍太太喜歡的靜謐的氣氛。然而對我們這些年齡更小、更膽怯的孩子來說，他玩得太狠了一些。他看上去真有些像個印第安人，他在花園裡跳來跳去，頭上戴著一隻舊茶壺套，一邊用拳頭擊打罐頭盒一邊喊叫：“呀！呀咔，呀咔，呀咔！” 當大家聽說他要當牧師的時候，誰也不敢相信。
    然而，這卻是真的。
    我們當中擴散著一種頑皮不馴的精神，在它的影響之下，文化和體格上的種種差別都不起作用了。我們結成一伙，有勇敢的，有鬧著玩的，也有戰戰兢兢的。我屬於後一種，勉強裝扮成印第安人，唯恐顯出書獃子氣，缺少大丈夫的氣概。
    描寫“荒涼西部”的文學作品所敘述的冒險故事，雖然與我的天性相去甚遠，但它們至少打開了逃避的大門。我比較喜歡某些美國的偵探故事，其中常常有不修邊幅的暴躁而漂亮的女孩出現。這些故事裡雖然並無什麼錯的東西，雖然它們的意圖有時還是文學性的，但它們在學校裡卻隻能私下裡流傳。一天，巴特勒神父聽學生背誦指定的四頁《羅馬史》時，發現傻乎乎的利奧·狄龍正在偷看一本《半便士奇聞》。
    “這一頁還是這一頁？這一頁嗎？喂，狄龍，站起來！‘天剛剛’……下去！哪一天？‘天剛剛亮’……你學過沒有？你口袋裡放的是什麼？”利奧·狄龍把那本雜志交上去時，大家的心撲通撲通地直跳，但臉上卻裝出一副天真的樣子。巴特勒神父翻著看了看，皺起了眉頭。
    “這是什麼破爛東西？”他說。“《阿巴奇酋長》！你不學《羅馬史》就是讀這種東西嗎？別讓我在這個學校裡再發現這種肮髒的東西。寫這種東西的人想必是個卑鄙的家伙，他寫這些東西無非是為了賺杯酒錢。你們這些受過教育的孩子讀這樣的東西，真讓我感到喫驚。倘若你們是……‘公立學校’的學生，我倒也還能理解。喂，狄龍，我實實在在地告誡你，要認真地學習，不然的話……”在課堂上頭腦清醒之際，這番訓斥使我覺得西部荒野的榮光大為遜色，利奧·狄龍惶惑的胖臉也喚醒了我的良知。可是放學後遠離學校的約束時，我又開始渴求狂野的感受，渴求隻有那些雜亂的記事似乎纔能提供的逃避。終於，每天傍晚模仿戰爭的遊戲，也變得像每天上午上課一樣令人厭倦，因為我想親自經歷一番真正的冒險。然而，我想了想，一直待在家裡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險：要冒險非到外面去不可。
    暑假即將來臨，我打定主意，至少花一天時間擺脫令人厭倦的學校生活。於是我與利奧·狄龍和另一個叫馬候尼的男孩，計劃到外面去瘋狂一次。我們每人都攢了六個便士。我們約好上午十點在運河的橋上會面。馬候尼準備讓他大姐寫張請假條，利奧·狄龍叫他哥哥去說他病了。我們說好沿著碼頭路一直走到船隻停泊的地方，然後乘渡船過河，再走著去看鴿子房。利奧·狄龍擔心我們會踫到巴特勒神父，或者會踫到同校裡的什麼人；但馬候尼卻非常清醒地反問說，巴特勒神父到鴿子房那裡去干什麼呢？於是我們又都放下心來。接著我完成了計劃的步，向他們每人收了六個便士，同時把我自己的六個便士亮給他們看了看。在我們出發前夕做後安排時，我們都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興奮。我們互相握手，哈哈大笑，然後馬候尼說：“明天見，哥兒們！”那天夜裡我一直睡不安穩。第二天早上我個來到橋上，因為我的家離那兒近。我把書藏在花園盡頭草灰坑旁邊茂盛的草裡，那地方誰也不會去的。然後我便沿運河的河岸急急地走去。那是六月頭一個星期的一個早晨，天氣溫和，陽光明媚。我坐在橋欄上，欣賞著我腳上的輕便帆布鞋，頭天晚上我剛剛用白粉精心地把它們刷過，接著我又觀看馴順的馬拉著滿滿一車干活的人上山。路邊高大的樹上，樹枝都長出淡綠色的嫩葉，充滿了勃勃生機，陽光透過樹枝斜照在水面上。橋上的花崗石開始變熱，我和著腦海裡想的一支曲子，用手在花崗石上打著節拍。我快活極了。
    我在那裡坐了五到十分鐘的樣子，便看見馬候尼的灰衣服朝這邊移了過來。他滿面笑容地走上斜坡，爬上橋欄坐在我身邊。
    我們等著的時候，他把從內衣口袋裡鼓起的彈弓掏了出來，向我解釋他做過的一些改進。我問他為什麼帶彈弓來，他說他要逗鳥兒玩玩。馬候尼善於使用俚語，他說到巴特勒神父時稱他是老崩塞。我們又等了一刻鐘，可是仍看不到利奧·狄龍的影子。後，馬候尼從橋欄上跳下來說：“走吧。我就知道小胖子不敢來。” “他的六個便士呢……？”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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