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下面請您說一些您熟悉的作家。

答：我熟悉的作家不少。怎麼說呢？先大體按認識和交往的先後吧，但也不是的。

郭風。1918年生人。是老作家、散文家，福建莆田人，我的同鄉，生前是福建省作家協會主席。認識郭鳳比較早，80年代開始就與他有些交往。大概是1982年吧，《文學評論》發表過一篇上海青年評論家鄒平寫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多樣的創作方法》的文章，他對這篇文章很感興趣，寫信向我索要這期刊物，我們還就這個問題有過文章交往，這就是《關於創作方法多樣化問題的思考》的二人談。那些年，凡是回老家，我都要去看望他。郭風為人樸實忠厚，他在福建，很有人緣。“文如其人”，他的散文和散文詩也是素樸厚實的。1994年福建省開郭鳳作品研討會的時候，到會的人很多，不少在外地的閩籍評論家都到會了，我也去了，我還根據在會上的發言寫了一篇《“你是普通的花”——讀郭風》的文章，在《福州日報》發表過。

秦牧。1919年生人。也是一位老作家，我與他的交往也比較早。我年青的時候就喜歡秦牧的散文，他的散文，哲理、知識、感情和文采是熔為一爐的。像《藝海拾貝》，我在大學的時候，就買過一本。“文革”以後，他一度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我跟他有過聯繫。那時正值《文學評論》復刊，讓我組織一組筆談文章，擬定的筆談作者中就有一個秦牧，他寫的《畫地為牢與廣闊天地》刊登於1978年《文學評論》第1期。後來在第四次文代大會上和他回廣東的一段時間裡，我跟他還有過聯繫。秦牧是歸僑，1990年11月，廣東開秦牧創作研討會的時候，我正好在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工作，曾作為華僑出版社的代表參加了研討會，並在會上有一篇發言，後來發表的《我所認識的秦牧》就是脫胎於這篇發言。

徐懷中。1929年生人，也是新時期以來認識早的作家之一。那個年代他發表的《西線軼事》和《阮氏丁香》等名作，我都寫過評論，我早的一篇作家論也是寫徐懷中的，即《徐懷中創作漫論》。1984年“軍藝”——解放軍藝術學院——開創時，他是軍藝首屆文學繫主任。當年他到社科院來，搬師到軍藝講課，我曾當過他的向導，文學所和外文所有好幾個人都到軍藝講過課，我也去了。我與軍藝早的幾個學員——朱向前、李存葆、莫言等，也都是由於與徐懷中的關繫而在那個時候認識的。徐懷中當過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長，為人樸實忠厚，絲毫沒有官架子。2006年，你們策劃出版我的紀念文集《這一片人文風景》時，我請他作序，他欣然應承，寫了那篇膾炙人口的《記憶中的“風景”》。今年在我住院期間，他與他夫人還特地到醫院來探望過我，這都使我深受感動。他年長我7歲，但身體依然很好，無論是為人還是為文，都是可親可敬的。

張潔。這是一位同齡人女作家，也認識得比較早。早期的《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愛，是不能忘記的》就曾引人注目，稍後的《方舟》、《沉重的翅膀》還引發了爭議。在《沉重的翅膀》還有很多爭議的時候，在當年《文藝報》召開的關於這部長篇小說的研討會上，我對它做了肯定的評價，並且寫了一個長篇評論——《評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 >》。後來我主編“跨世紀文叢”的時候，邀請她加入，他也欣然應承。正是由於這些緣故，在八九十年代我與她聯繫較多。張潔的小說大都注入了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有些小說更是快人快語，鋒芒畢露，幾十年不變。這是一位很有個性，也很有纔情的女作家，後來她出國了，在國外也有些影響。

王蒙、張弦、李國文、張賢亮、從維熙。都是30年代生人，也都是1957年“反右”時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在“四人幫”垮臺以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他們的創作都迎來了第二次青春。我與他們的交往，也多半都是由於評論他們作品的緣故。像王蒙的小說和理論批評，張弦的《掙不斷的紅絲線》，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張賢亮的《靈與肉》和《小說中國及其他》，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我都寫過文章，或與他們有過對話。

比王蒙這一批作家稍後，一批40—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七八十年代，我也都是因為評論他們的作品，寫過他們的文章，而與他們有所交往的，這也可以列出一批，如劉心武、陳建功、張承志、路遙、李陀、航鷹等。像劉心武和陳建功，我還都寫過他們的作家論，而且不止一篇。

再往後，就是90年代前後，特別是我主編“跨世紀文叢”的那個階段，認識和接觸的作家就更多了，覆蓋面幾乎包括當年的老、中、青三代，以當年的中、青年兩代，也就是50—60年代生人居多。像張承志、鐵凝、殷慧芬、方方、陳染、林白、徐坤、周大新、畢飛宇、紅柯、鐘晶晶等等。

進入“跨世紀文叢”中的作家，有些是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認識的，像張承志就是。他的中篇小說《黑駿馬》，我在1983年就寫過一篇評論：《藝術魅力從何而來》，並跟他有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有的雖然認識得比較晚，但後來卻交往得比較多，像徐坤、周大新、殷惠芬、鐘晶晶等人都是。

徐坤是90年代到文學研究所以後纔認識的，那時她在社科院攻讀博士學位，卻發表了一批像戴錦華說的“嬉戲諸神”的小說，有的人還說她就像“女王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我也在報刊上發表過幾篇推介她的文章。

周大新是在90年代一次部隊創作討論會上認識的，那時根據他的小說《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編的電影《香魂女》，在柏林的國際電影節上得了“金熊”大獎，他的一批主要寫河南南陽這塊小盆地的小說也就逐漸引人注目。

跟上海殷惠芬的認識，也是通過讀她的小說。她寫的那些上海石庫門（老弄堂）人家的小說，引發了我對上海弄堂文化的記憶。於是一本名為《吉慶裡》的小說集1999年就加入了“跨世紀文叢”第7輯。後來，我還為她的另一本小說選集《石庫門風情畫》寫過一篇“序”。

跟認識張承志、徐坤、周大新、殷惠芬等人不同，鐘晶晶的小說我以前從沒有注意過，還是通過一位老朋友——當時的《文藝報》副總編劉錫誠——的介紹纔認識的。讀了她的幾篇小說我有一點驚喜。覺得她的小說有些與眾不同，帶有某種夢幻性和陌生感，文筆也很優美，就像郭素平跟她對話中所說的那樣，這是“另一種風景”。這樣，她也加入到了“跨世紀文叢”第7輯的行列中。

認識陳染、林白、方方、池莉等女作家的情況也都與上述大同小異。她們都是當年實力的女作家，特別是方方，近年還不斷有引人注目的新作問世。她們當年都曾加入“跨世紀文叢”，我也都寫過她們的文字。

主編“跨世紀文叢”，還有“紅辣椒女性文叢”，讓我認識了許多作家。這裡有許多溫馨的記憶，當然，也有個別不愉快的經歷。比如河南有一位作家就因為暫時進不了“跨世紀文叢”而負氣，甚至發誓：“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想加入這套叢書了！”其實，這完全是一場誤會。同樣，1996年浙江女作家顧艷有一本小說集《無家可歸》，通過女作家方方的介紹，也想加盟“跨世紀文叢”，卻由於各種原因而未能如願，但顧艷與我的交往卻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