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是一個有著輝煌的創作成就而又歷經苦難的作家。他的朋友，“七月派”著名詩人、翻譯家綠原把他比作《聖經》中的聖徒“約伯”，綠原說：“他的忍艱耐勞如約伯的一生及其輝煌的成就正是一座橋梁，後人將從它上面向更清醒更有韌性更富於希望的未來邁進。”
筆者考證，路翎的生父是《財主底兒女們》中蘇州富戶蔣家的上門女婿趙震寰，路翎出生在蘇州，從母姓“徐”名嗣興。他的父親在他三歲時自殺了——路翎母親說他出生在南京，父親是病死的。幼年喪父，還要承受周圍人的“拖油瓶”(後來母親改嫁)的指指點點，給路翎的少年時代留下難以抹去的心理創傷。
1937年，十五歲的路翎，在國難中顛沛流離，輾轉到了大後方的重慶。他先是在“國立二中”，後在“育纔”學校讀書。很早就能自食其力，在天府煤礦區“礦研所”當了一名辦事員，後來又在黃桷鎮碼頭當記帳員。自身的痛苦，國家的淪亡，民族的苦難，他生活的礦區重慶鄉鎮底層生存的艱辛，使他拿起了筆，抒寫民族、民眾的呼聲。在胡風的引領和支持下，路翎很快成了“七月派”的重要作家。內外的壓力，民族深層的苦難的孕育，使路翎的創作像火山噴發一樣，熾熱，強烈，有力。
本書選編了這個時期路翎的重要作品。比如，次以“路翎”為筆名發表的《“要塞”退出以後》以及《谷》《棺材》等等。由於篇幅所限，長篇《財主底兒女們》和近於長篇的《饑餓的郭素娥》等不在入選之列。
在路翎筆下，小人物，底層人物，如挑夫、礦工、流浪漢、乞丐，大多成了作品的主角。他們出身卑微，處於重重壓迫之下，然而他們並不卑賤。他們挺立、自尊，即使是死，也不跪下，他們的靈魂是高潔和偉大的。在《蠢豬》裡，我們看到為“專員”撐船的船夫，在承受壓力的同時，也感受到了與激浪搏鬥時的生命的原始強力的激發。在艱難的行船中，專員嫌船慢，不斷罵他：“蠢豬”、“鴉片鬼”，揚言要“槍斃”他，於是，他反抗了。他機智地將專員送到一個荒灘，自己隱匿在一片竹叢之後。
路翎的創作來自民族的生命力的啟發，同時也受到人類其它文明的養育。如俄羅斯文明、西方文明。胡風曾說：“七月派”是遵循著“高爾基——魯迅”的道路前進的。路翎對高爾基的小說《底層》就特別崇拜。他深刻地認識到，人的真正解放，不僅是在物質上，社會生活的改變上，生命的形態上，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真正自由、獨立和尊嚴。而剔除幾千年烙印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封建專制奴役的創傷，纔能獲得如高爾基說的真正的“人”的資格，告別魯迅所解剖的阿Q的奴性，纔能走上“五四”以來“立人”的道路。
如是，我們在路翎的小說中，看到幾乎每個人物，都在與社會的搏鬥中同時也進行著自身靈魂的搏鬥。這種創作是與他們認同的“主流社會”一路前行的。然而總是有點異類性，所以不斷受到批評，什麼
“唯心主義”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啊。路翎們也在批評他們的對手，比如當時“延安派”推崇的經典《白毛女》。路翎就曾指出：喜兒一會兒被變成鬼，一會兒被變成人，那麼，喜兒自己呢，她人呢，她的靈魂在哪裡？路翎認為：沒有靈魂的人，無疑隻有人的軀殼，隻能成為某種社會力量的奴隸，而不是真正的“人”。
關於靈魂搏鬥，新生，不能不談到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應當承認，“七月派”的同仁們是接受了它的洗禮的。基督教精神(特別是宗教改革以後)已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平等、博愛”，與源於希臘的“民主、自由”，共同成為西方文化精神的兩根支柱。路翎喜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可以說就是一部“贖罪記”。路翎愛的羅曼·羅蘭，也是宗教性很強的作家。有人把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與羅氏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相媲美。“七月派”作家的重視批判、修復人的精神創傷，重視人的精神搏鬥和重生，與基督教教義“罪一贖罪”是相通的，不過也有些區別，即不是為了進天國，而是為了更現實的目的：民族的解放、復興，民眾生活的改善、幸福。這是中國文化的重“現世”的特點所決定的，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是也。“五四”以來的傳統也是如此，當然也與路翎們所處的窘迫社會現狀有關。
因為重視人，重視人的心靈的新生，所以我們看到路翎的作品中，不管是多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都在進行著靈魂的搏鬥，也都在靈魂搏鬥中成長，即使是死，而靈魂猶在。《卸煤臺下》裡有一個礦工許小東，生活貧困，妻子在病中，家裡的財產一口煮飯的鍋打破了。悲傷不已的他，在一場礦裡大水後，正好發現泥堆裡有一口鍋，他將鍋刨了出來。於是“偷鍋賊”的靈魂搏鬥就占據了他的心靈：自責、無力、後悔、自憐，他不斷地被噩夢纏繞。在同情與責罵的社會氛圍中，他瘋狂了，後被趕出了礦區。
路翎從十七歲投稿《七月》，認識胡風後，他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家園，開始了他的非常豐富的創作時期，艱苦的抗戰時期加上回南京後的幾年，他寫了約二百多萬字。
1949年後，路翎調整心態，努力跟上時代的步伐，創作了大量表現工農大眾的作品。但是，與主流文壇存在的不完全一致的文學主張和實踐，還是使路翎和他的朋友們受到了又一輪的批判。路翎筆下的人物，即使是模範，也總有那麼一點小缺點，不完美，更不“高大全”，精神獨立的路翎認為這纔是“真實”，否則虛偽。於是路翎寫出了反批評的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在周總理的協調下，路翎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線，他又很快寫出了表現志願軍英雄的作品。在《窪地上的
“戰役”》這部小說中，路翎寫了英勇的志願軍戰士，在前線作戰的間隙，克服了朝鮮女孩的愛戀，自覺遵守紀律的故事。於是批判鋪天蓋地而來，不久，路翎被打入“胡風反革命集團”，關進了秦城監獄。從1955
年始，到1980年冤案平反的二十五年，路翎在監獄和勞改中度過。他由一個三十二歲年輕、帥氣的青年，變成了精神病患者的、白發蒼蒼的老頭。
如綠原所說，路翎像約伯一樣，雖歷盡苦難卻九死不悔，老年的路翎仍堅持每天寫作，到1994年他去世的十幾年中，共寫作五百多萬字，然而遺憾的是，被刊載的機遇幾乎等於零。經過監獄、勞改後的路翎已經完全不適應“改革開放”後人文精神的初步復興了。路翎是死了，死在了過去。路翎一生追求的精神自由，一生都未得到。
朱珩青 2011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