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婚姻持續了五十二年，這是在文學界夫婦裡的一個記錄，他們的親密關繫幾乎是與世隔絕的。她是他的di一個讀者，他的代理，他的打字員，他的檔案管理員、翻譯，他的服裝師，他的會計，他的代言人，他的繆斯，他的助理，他的司機，他的保鏢（她手提包放著一把手槍），他孩子的母親。

——《紐約客》

當納博科夫寄給這個將要成為他妻子的女人di一封信時，他隻是一個貧困的、在柏林僑民社區小有名氣的詩人；在納博科夫為她寫zui後一封信時，他是居住在瑞士的一個富有的美國小說家。這期間，他著作等身，歷經三個國家的流轉，以及近五十年的婚姻。這是納博科夫生活中持續時間長、親密的通信。

——《紐約時報書評》

跨越一生的書信成為文學史偉大的情書的典範，語言的力量和美感可以媲美薩克維爾—韋斯特和特雷弗西斯以及弗裡達·卡羅與迭戈·裡維拉的書信。

——獨立書評網站Brain picking

他的每一本書都獻給薇拉，她是他世界的中心。——《衛報》

納博科夫的情書並不香艷，但有許多有趣的內容，他還表現出了高超的語言教學技巧。

——《三聯生活周刊》

在納博科夫的情書中，死亡、流亡、失落、歧視是揮之不去的陰影。但他在給薇拉寫信時不是談論這些而是抗擊這些。它們是幸福天然的敵人，而幸福是掙來的，不是領來的，幸福不是拒絕承認或躲避困難，而是努力尋找體面和光明。

——邁克爾·伍德

納博科夫的文學層次隻有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作家——博爾赫斯纔能企及。——略薩

納博科夫一直是我喜歡的作家之一，他能夠像玩雜耍一樣一下擺弄十個球，而大多數作家隻能玩三四個。——傑弗裡·尤金尼德斯

《致薇拉》英譯前言（節選）

                                                 奧爾加·沃羅尼娜

夫婦間的通信多半難以示人。即便著名作家給他們的配偶寫起信來，也無多少情趣可言。喬伊斯寫給諾拉·喬伊斯的情書，主要因信中猥褻的語言而為人熟知，而不是信的抒情性。在弗吉尼亞·伍爾夫寫給她丈夫的信中，隻有後一封信——即“自殺便函”，信中她為“生活中的諸多幸福”感謝他——會在讀者的記憶中留存下來。顯然，納博科夫寫給他妻子的信則寫得異常豐滿，令人難忘。這些信幾乎總是有趣、浪漫和精練，並不能簡化為幾句金玉良言。

在《說吧，記憶》中，納博科夫將往事編織成一塊“魔毯”，讀者能夠折疊或展開，在文本中徜徉。在《天賦》、《洛麗塔》、《普寧》、《阿達》中，他創造出多維度的藝術世界，其中的每一個文本細節奇妙地聯繫在一起，組合成這些小說各自的時空，並將某種天命觀與人類意識相聯繫。盡管這些寫給薇拉的信各有其情景，但這些信展示了一種相似的情景上的完整性。如其中兩封——一封始自他們通信的開端，另一封則作為通信的結束——組成一個敘事之弧，跨越了獨具慧心且妙筆生花的四十六年。

    1924年，納博科夫去布拉格探訪家人，他參觀了在維謝赫拉德的聖彼得和聖保羅教堂。他對這座城市並無好感，然而他欣賞雕刻在大教堂聖殿門上的宮廷小丑的頭像，他寫信給薇拉：“我不禁想，那個雕刻家，因微薄的酬金，因陰沉的僧侶的吝嗇而受到傷害，他被指令在牆上雕刻，在不改變肖像的情況下，將那些臉處理成了小丑的臉。”（1924年1月10日信。）1970年，他又注意到了一個修道士的臉——此次興致勃勃。當納博科夫和妻子去陶爾米納度假時，這張臉出現在一家旅店的牆上：“正對你房間的門是個奇特的景觀：它是假的，畫上去的，從門後，一個相當快樂的白須僧侶伸出頭來。”（ 1970年4月8日信。）

這些由重復出現的圖像所構成的主題性設計說明了納博科夫個性的連續性，也顯示出他的書信風格的一致性。我們翻譯這些書信時尊重這兩個特性。我們也認同這位大師自己的信條：一個好的作家亦是個魔法師，讀者至少應該欣賞甚或識破其騙局。（《文學講稿》，第5-6頁。）作為一個熱心的棋題編寫者，一個投入的迷宮制作者，以及一個擅長說俏皮話的人，納博科夫將他的許多書信變成一種代碼遊戲，那些短簡便函成了小說。尤其在1937年的信中，他那些異想天開的昵稱，獲得了個性、行程，甚至檔案的特征。他去布魯塞爾、巴黎和倫敦作文學朗讀及向出版商推銷他的小說，在給薇拉的信中避免直接提及他的收入——即不願與德國稅務局打交道，也討厭一個可能存在的十分警覺的監管者。所以，他在信中虛構了兩個人物來代表他掙了多少錢。這兩個幽靈戲仿了他們的創造者，既具有納博科夫的一些品性又與他大相徑庭。格裡高裡·阿布拉莫維奇在1936年2月13日的信中露面，他“敏銳、務實、秀美”（1936年2月19日信），有家庭，希望在巴黎定居（1936年2月17日信），無法像納博科夫那樣計劃去倫敦旅行，因為他拿不到簽證（1937年2月4日信）。維克托，另一個幽靈，出現在1937年1月22日信中，他的生平資料並不全面，兩周後（1937年2月5日信）他暫時消失了。某種程度上，他與其創造者更接近：因一個耳背的神父的錯誤，納博科夫受洗時差點被命名為維克托，他把這個名字給了短篇小說《音樂》的敘述者和主人公，之後又為《普寧》中那位有天賦的年輕藝術家取名為維克托·溫德。在信中，維克托比格裡高裡具有更多的活力，被趕走後很快又出現，掙了更多的錢，並以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身份變化，成了一位有血有肉的父親，名為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盧得涅夫，即俄國僑民雜志《當代年鋻》的主編。（“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給他父親幾百法郎作為酬金。那位父親會收下的。”）既然父名是由父親名字派生而來的，那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盧得涅夫就意味他叫瓦季姆，維克托的兒子，而維克托是納博科夫的文學虛構，他的另一個自我。寫下這封有關盧得涅夫的信四年之後，納博科夫會稱贊果戈裡創造“次要角色”的技巧，這些角色“由這樣的從句……各種隱喻、比較及直抒胸臆所產生”。無疑，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書信體散文是很果戈理式的。

如同果戈理，納博科夫不失時機地將生活的一絲一縷——或語言的一詞一句——變成一席小說盛宴。甚至他實際的財務狀況也用虛構性的花絮來裝飾。比利時法郎變形為謝苗·路德維格維奇·法蘭克（ 1936年1月27日信），這位哲學家和老相識，讓納博科夫描寫這種貨幣，仿佛數以百計的人紛紛復制他們自己。他在英國和法國的收入成了“蝴蝶”（在1937年2月5日信中，他談及收集了“三千隻蝴蝶的藏品——至今”），而維克托此刻成了一個蝴蝶專家，在大英博物館謀得一個職位，（“維克托，我也是在博物館拜訪的，他現在已經收集了129份蝴蝶樣本——從英國地帶。”）這是納博科夫夢寐以求的學術天堂，沒有經濟上的擔心及其他後顧之憂。蝴蝶代碼終失去了它的光澤。在1937年春季，他開始寫到收藏、儲存以及給他母親寄“書”——即他母親急需的錢。他的財政密碼添加了“期刊”和“書籍”，“頁碼”。（ “……所以加在一起，從我的‘百科全書’共寄了九百頁捷克”；“維克托昨天給他母親寄了第四冊——這兩個月來，總共一千兩百頁捷克語譯文。”）——用一繫列的語言表示——代表他掙得的不同貨幣的數量。

納博科夫熱衷於將他的收入進行編碼，並能夠讓這種遊戲看起來相當普通，相對於果戈裡極為豐沛的文學想像，這種遊戲甚至有點俗氣。但他書信中的大部分文學虛構源於戲謔行為，而非實用主義。1926年，當薇拉去德國南部一家療養院進行治療，他發明了一大群小動物，有些名稱聞所未聞，是從他為薇拉煞費苦心所取名稱中衍生出來的，每封信中均出現新的稱呼。這些“小動物”中，許多確實很嬌小，屬於貓科及犬齒類動物——如“普齊”（Pooch, Poochums），（見1925年8月27日信、1925年8月29日信、1926年6月6日信、1926年7月3日信。）一種雜種小狗，1925至1926年，納博科夫給妻子取的綽號。另一些名稱顯然與人有關，如塔夫蒂夫人（Mrs. Tufty），一個穿著時尚的人，再如達令先生（Mr. Darling），一個口齒不清、天性敏感，書信中“字謎部”的德裔“編輯”，他暗戀薇拉，因她對“他的”數量眾多的字謎和文字遊戲懶得理睬而耿耿於懷。達令先生躲在字紙簍裡哭泣，或者膽大妄為地想借納博科夫的筆在信中給心愛的人寫上幾句，這些都是藝術的神來之筆，就像達令本人，雖有名字，但避免歸類。這猶如在藝術上走鋼絲，是“生命生成”的小說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