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書信中的浪漫傳奇

編者的話

部分   1949年3月—1959年12月

第二部分   1960年4月—1963年4月

第三部分   1963年9月—1966年12月

第四部分   1967年2月—1970年12月

第五部分   1970年12月—1973年4月

第六部分   1973年5月—1975年12月

後記

漢娜•阿倫特著作目錄

瑪麗•麥卡錫著作目錄

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

很難找到另一位比阿倫特更適合引導人們面對21世紀人類困境的20世紀思想家。

——《紐約客》（New Yorker）

瑪麗•麥卡錫是我們時代真正的女作家。

——《紐約時報》（NewYork Times）

這兩個有著截然不同的過去和氣質的女人之間的友誼是什麼樣的？她們成為朋友並非因為她們“想著類似的事”，而是因為她們都以與對方、為對方“思考”為己任。

——《紐約時報》（NewYork Times）

對一個時代、一種文化、一段友誼的耐人尋味的記錄。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這些信件智慧、雄辯、有愛，勾勒出這段跨越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友情。……也是藝術批評的典範和友誼的見證。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她們漫長的通信異常精彩，反映了二人截然不同的人格和對政治、哲學、文學人物、當代事件的觀點。

——《圖書館期刊》（Library Journal）

書信中的浪漫傳奇

“除非通過講故事，否則我們無法說清生活是什麼樣子，無法描述造化如何弄人。”

 ——漢娜•阿倫特，1971年5月31日

   
1944年，她們在紐約曼哈頓的莫雷山酒吧（Murray Hill Bar）次見面。當時，瑪麗•麥卡錫還處於和埃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的婚姻之中，陪同她的是評論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其弟馬丁•格林伯格（Martin Greenberg）是漢娜•阿倫特在修肯出版社的同事。阿倫特的評論和散文初隻發表在《猶太雜志》（Menorah Journal）和《當代猶太人檔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上，後來也開始出現在《評論》（Commentary）、《黨派評論》（Partisa
Review）和《國家》（The Nation）上，這使她的名聲不再局限於她所屬的德國猶太移民圈，而是被更多紐約知識分子所了解。那時，她還遠沒有後來那麼大的影響，但也已經來美國三年。她傳遞著一種權威——“代表某種更加古老更加深刻的東西，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歐洲文化”，她的同時代人威廉•巴萊特（William Barrett）後來這樣回憶——這著實讓她的美國新朋友著迷。

   
1944年的瑪麗•麥卡錫被阿倫特懷疑主義者的機智所震撼。後者和她出生在柏林的丈夫——海因裡希•布呂歇爾（Heinrich Blücher）的身上都有一種漫不經心的氣質，讓人感覺很輕松。比如她曾講過一個關於逃亡者的笑話，說一隻逃難的獵獾狗哀嘆自己作為聖伯納犬的前世。1985年我對麥卡錫進行采訪時，她回憶說：“她充滿了活力，一種讓人激動的不同尋常的活力……她給我帶來快樂和驚奇。”在莫雷山酒吧，阿倫特笑著說，美國還沒有“定型”，這還是一個小店主和農民的國家，與其說這是個新世界，它其實更像是一個“舊世界”，這裡的社會視野非常狹隘，和這個國家的開國者擁有的政治視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這些觀察與麥卡錫1947年9月的一篇文章呼應，但視角有所不同。為了解釋美國生活中的遊牧性質，解釋她所看到的“美國裝飾、美國娛樂和美國文學中存在的丑陋性”，她在《美麗的美國》一文中寫道，這種“庸俗”是不是“以看得見的形式表達了歐洲大眾的貧窮，表現了漂洋過海來自歐洲的落後和貧困”？關於美國電影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她指出，“歐洲是未完成的底片，而美國已是樣片”。

    麥卡錫認為，歐洲擁有“穩定的上層階級”，而在美國，這種階級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庸俗化”。這和漢娜•阿倫特眼中的歐洲不同。阿倫特經常把美國這個她的移居國稱作“共和國”（Republic），她眼中的美國和麥卡錫描述的戰後美國也不盡相同。阿倫特看到了其他東西。在1946年給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Carl Jaspers）的信中，她用贊許的語氣提到，美國不存在“民族國家”和“真正的民族傳統”。

    幻想（fantasy）在這裡也起了作用，對於她們倆來說，這是一種具有巨大創造潛力的幻想，不僅讓她們的友誼在經歷了早期的一次誤解之後迅速加深，而且也促進了她們的寫作，她們的很多作品都從對方的文化傳統中獲取了靈感。我們很容易注意到，阿倫特在《論革命》（On Revolution）和《共和國的危機》（Crises of Republic）裡對憲法與人權法案中所蘊含的政治原則進行了批判性思考，而麥卡錫寫的是《我眼中的威尼斯》（Venia Observed）、《佛羅倫薩的石頭》（The Stones of Florence）和《美國鳥》（Birds of American），《美國鳥》中處處體現著康德的道德哲學。即使是《群體》（The Group）這樣一本書中全部角色都出自瓦薩學院1933屆美國女孩的書，也還是在小說的結尾處把視線投向了那個遠行去了歐洲的女孩“雷姬”（Lackey），她在戰爭爆發前夜回來了，帶著一個像男人一樣的埃斯蒂安納男爵夫人，後者是個德國人。

    晚年的瑪麗•麥卡錫把她與漢娜•阿倫特以及意大利評論家尼克拉•喬洛蒙提（Nicola Chiaromonte）的友誼看作是一種皈依的體驗，後者也是她在1944年認識的。“也許那就是歐洲！你知道，直到剛纔這一分鐘我纔意識到這一點。”1980年秋天，她向我追憶了那個讓她難忘的夏天，喬洛蒙提深深地影響了她。那是1945年的夏天，在馬薩諸塞州特魯羅的海灘上，當時她和埃德蒙•威爾森已經分手。她和喬洛蒙提談論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種從埃德蒙和他的世界……還有《黨派評論》那些家伙的世界走出來的感覺，”她感嘆道，“實在太美妙了！”

    麥卡錫之前曾為《黨派評論》寫過戲劇評論，還寫過一本叫《她所結識的人》（The Company She Keeps）的半自傳體小說。1945年，她為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的《政治》雜志（politics）翻譯了西蒙娜•韋伊的散文《〈伊利亞特〉，或力量的詩歌》（“L’Iliade ou le poème de la force”），她還在巴德學院研究俄國小說，這是她的份學術性工作。當時很多東西都處在變化之中，特別是廣島原子彈的爆炸結束了慣常的政治，也終止了她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短暫興趣。“我們非常活躍，”她回憶著特魯羅的那群人，包括詹姆斯•艾吉、尼科洛•圖奇（Niccolo Tucci）和喬洛蒙提的妻子瑪麗亞姆。但是她所說的“的覺醒”其實也就是“思考這些作家［韋伊和俄國作家］說了什麼！”

    就在六年前，埃德蒙•威爾森寫了《到芬蘭車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這是研究歐洲革命傳統的重要作品，麥卡錫認為，“相比之下，那隻能代表空洞的文學觀”，他隻會把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兩個作家”，認為“托爾斯泰當然是個更好的文體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語寫得很糟糕，諸如此類……他們誰也不會想到應該把作家的生活和他們的作品聯繫起來，他們是怎麼生活的，他們信仰什麼”。對於麥卡錫來說，這種聯繫至關重要。她童年生活中失去的東西讓她特別容易受到傷害，特別是害怕文學賦予那些“急急爬過沉默的海底”的純屬個人的“蟹鉗”以某種目的和意義，這是艾略特在《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描寫。

    喬洛蒙提和阿倫特是不同的，他們倆和麥卡錫認識的那些紐約知識分子也不一樣，但他們倆都是歐洲人——“也是柏拉圖主義者”，麥卡錫在1980年這麼評價道，“更應該說是蘇格拉底的信徒”——他們都非常關注個人和政治的道德性，這讓麥卡錫感到非常激動，而這種激動是那種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政治無法帶給她的。例如，阿倫特的信條——用對世界的愛來代替對個人的過分關注，賦予了政治生活某種救贖的力量，而童年時代的麥卡錫是從宗教中獲得這種力量的。

    不難想像麥卡錫在漢娜•阿倫特身上發現的那些特質，正如一位崇拜阿倫特的耶穌教信徒所寫的，她“具有在現代黑暗時代的廢墟中進行詩意思考的天賦”。但是，她們的友誼也經歷了考驗，1945年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麥卡錫說了錯話。在談話中，大家談起法國公民對占領巴黎的德國人的敵意，她說她為希特勒感到難過，因為他竟然會荒唐到希望得到他的受害者的愛戴。這完全是瑪麗•麥卡錫的風格，她說這話是要故意冒犯那些道貌岸然的反法西斯分子，絕不是針對漢娜•阿倫特的。但阿倫特非常憤怒，她當時就生氣地說：“你怎麼可以在我面前說這種話—一個希特勒的受害者，一個去過集中營的人！”麥卡錫根本沒有機會道歉。據麥卡錫說，三年後，她們在一個會議上討論《政治》雜志的前途，她們同屬少數派。在地鐵的月臺上，阿倫特轉身對她說：“我們結束這荒唐的爭吵吧，我們的想法如此相近。”麥卡錫為關於希特勒的話向她表示歉意，阿倫特承認自己從來沒有去過集中營，隻在法國的一個拘留營裡待過。她們的友誼之花從此常開不謝，在現代知識分子中無人可以媲美。

    瑪麗•麥卡錫1912年出生在西雅圖，六歲時就失去了父母，是被天主教、新教和猶太教的監護人撫養長大的。她任性固執，除了學校裡的那些知識女性，其他人她誰也不服。這種情況次是出現在西雅圖聖心修道院的嬤嬤中，後來是在塔科馬的安妮賴特神學院，再後來就是瓦薩學院。漢娜•阿倫特1906年出生在漢諾威，在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長大，她的父母親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她是家中的獨女。在某種意義上，阿倫特是麥卡錫所有老師中出色的一位，但她的權威，不論是在道德上還是知識上，都沒有阻止麥卡錫對她的思想提出質疑，尤其是當她的思想晦澀難懂，同時又和麥卡錫本人的現實感產生衝突的時候。

    所以，在贊揚《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類思想方面至少領先了10年”之後，麥卡錫在她寫給阿倫特的封信中還是忍不住指出，“書中確實有些不規範的表達，比如用‘ignore’（忽視）來表達‘be ignorant of’（不知道、不懂）……再版時也許應該更正”。她還對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自己“更重要的異議”——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是一些喪失家園的人用來剝奪他人現實感的一種體制”——她觸及了她們之間一個有趣的差異，這種差異讓她們持續了25年的通信充滿了活力，並且為她們之間的幾次爭論添加了一種“哲學小說”（conte philosophique）的色彩。

    麥卡錫認為，阿倫特削弱了極權主義中的“偶然因素”，她這麼說指的是某種可能，即“某些特征被融入了這些極權主義運動中，僅僅因為這些特征很管用”。阿倫特似乎認為“納粹和斯大林有特殊的方法能夠掌握政治行為的法則”，這是麥卡錫在1951年4月的信中寫的。麥卡錫承認人們常常有這種印像，但阿倫特沒能把自己的觀點說明清楚，因為她自己有時候似乎也持相反的觀點：“人不是理性世界的闡釋者或藝術表現者，而是一個無例可循的創造者。”

    麥卡錫深信，機會和選擇共同塑造人生，而且機會的重要性大於選擇。在她的文章中，隨處可見各種精彩的創造，任何東西都可以推陳出新，比如家裡的舊布、習俗和歷史。這種創造不僅出現在她常常用來檢驗自己創造力、表現個性的回憶錄和信件中，而且還出現在對歷史的思考中。在《我眼中的威尼斯》中，威尼斯這座文化傳統的城市正好讓麥卡錫自嘲了自己多宗教背景的童年，她這樣寫道：“作為一座城市，威尼斯是個棄兒，像被放在籃子裡的摩西一樣漂浮在水面上，因此它必須學會創新，必須學會偷竊，必須急中生智。”

    她和阿倫特的本質區別在於對變化的態度——不是政治上的變化，這一點她們是一致的，在危機時期她們都能勇敢面對，雖然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理解使她的態度更為悲觀。她們的差別在於個人的變化，特別是在與異性交往中的變化。麥卡錫相信，在戀愛中，某種個人的改變不僅僅是可能的，而且還是戀愛的理由。（也許，這正是她不斷戀愛的原因。在麥卡錫的中年，愛情在她自我提升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阿倫特更喜歡尼采所說的“保持自我”，不願受任何思想規範和社會習俗的約束，她堅持一種更為悲觀的、更具歐洲人特點的觀點，但她也是浪漫的，隻是方式不同。

   
1956年，麥卡錫和倫敦的一位評論家開始了一段注定失敗的戀情。阿倫特這樣寫道：“你知道，我認為一個人應該相信自己的感覺，所以我認為你的感覺不會錯。”但是她很高興瑪麗決定不再見那個男人。她為那個男人的謊言向瑪麗表示了同情，她稱這種撒謊的行徑為“幻想型謊言癖”，是那種自吹自擂的謊言，所以不能相信（這是典型的阿倫特式的悖論，源自拉丁時代的傳統，在現代演講術中已經衰微）。她認為，“對自己的出身撒謊，假裝自己是英國的貴族”是一種冒名頂替，是對英國的諷刺。這種謊言隻和事實有關，所以終會真相大白，但是“如果一個人撒的謊是關於他的‘感情’，他是安全的，誰會發現呢”？阿倫特認為，“他們的謊言裡有一種公然的蔑視，這種蔑視正是他們吸引人的地方”。

    這裡阿倫特提到了布萊希特的警告，“這裡有一個你不能依靠的人”，她還提到了海德格爾，他是阿倫特1925年時的老師，他們之間有過一段戀情（1985年麥卡錫告訴我，“這是她一生中真正的一場戀愛”）。阿倫特認為，對於這樣的男人來說，纔華掩蓋了他們的不可靠，或者說彌補了他們的不可靠。而對於那些沒有天賦的叛逆者來說，他們的價值在社會中得不到認可，所以生活就變得毫無意義。因此，“自我毀滅將成為一項持久而光榮的任務，這比拯救自己更加光榮，也許也更加有趣。不能允許的是，他可以自娛自樂，但不能把別人拖下水”。所以，他要把瑪麗嚇跑，“當然，這麼做很殘酷，”阿倫特對她說，“但是你不能指望一個愛你的人對你不殘酷，尤其是他也是用殘酷的方式對待自己的。”

    這些關於愛情的觀點揭示了阿倫特讓人意想不到的一面，這無疑是因為麥卡錫那些感情糾葛促使她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態度。1960年，麥卡錫和華沙美國大使館的外交官員詹姆斯•韋斯特（James West）開始了一段瘋狂的跨洲戀情，為了這個男人，麥卡錫願意放棄一切，阿倫特對此深表憂慮。後來，韋斯特成為了麥卡錫的第四任丈夫。

    阿倫特“害怕”麥卡錫“可能受到傷害”，麥卡錫在1960年5月的一封信裡讓她不要擔心——她和韋斯特在蘇黎世共度周末後，向阿倫特描述了他們的情人之旅，並且說：“我是真的受了傷害。”麥卡錫愚蠢地告訴了韋斯特她以前的一段戀情，他表示難以置信，而且非常憤怒，結果她傷心地痛哭。他後悔了，承認自己性格裡有“惡劣的東西”，麥卡錫也感覺很愧疚，她安慰自己說“惡劣”的性格可以“改正”。

    “你關於［以前那次戀情］的故事聽上去很滑稽”，阿倫特在回信中戲謔地說，“過了這麼多年你還是得自食其果啊。”但她指的不是“受傷害的事——這隻是表達感情的另一種方式”。同時，她希望麥卡錫不要自欺欺人：“沒有一個男人會因為一個女人去改變任何東西……這隻是女孩子們一廂情願的幻想罷了。你要麼願意接受‘原來的’他，要麼趁早離開。”

    這種潑冷水的做法和漠不關心是不同的，這在另一個故事中也可略見一斑。《黨派評論》的編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7年見過一面，他後來向阿倫特抱怨波伏娃談論美國時“沒完沒了地胡說八道”。“威廉，你的問題是，你沒有意識到她並不非常聰明，”她建議說，“你不要和她爭論，你應該和她調情。”

    雖然阿倫特警告說“沒有一個男人會因為一個女人去改變任何東西”，麥卡錫還是認為他們“都應該有所改變”，她回信說：“如果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毫無改變，那相愛還有什麼意義？”很快，她再次結婚（這一段婚姻持續了28年）。但是阿倫特一直不能理解她為什麼要急著離婚再婚，“你們為什麼不能就住在一起呢？”1985年，麥卡錫回憶起阿倫特的這個問題時告訴我，“她希望我認真考慮這個建議，無論她現在哪裡，她也許都在不滿地搖頭，因為我們沒有聽她的話。”

    阿倫特知道麥卡錫和她的第三任丈夫鮑登•布羅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之間的問題，她甚至出面勸說鮑登同意離婚，在此過程中，有一次她曾表達過不滿。布羅德沃特威脅說，隻有等韋斯特離了婚，他纔會同意離婚，麥卡錫1960年10月7日寫信給阿倫特說：“我的心裡充滿了憤怒、失望和懷疑，難以平靜。”她猜疑鮑登說服了阿倫特，讓她認為他的做法是對的。“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愛吉姆了，他也一樣。我們這樣被動地受制於別人實在太荒唐了”，幾個星期後她這樣寫道。在1960年11月11日的回信中，阿倫特隻是重申了一些事實，她說布羅德沃特在這件事中“完全可憐無助”，她“作為朋友”和他談話，非常誠懇，“沒有威脅”，因為麥卡錫他們纔會結識（“不是我個人的朋友……而是家庭的朋友”），也因為她似乎對他還有些影響。至於麥卡錫說她和韋斯特“受制於別人太荒唐”，阿倫特回答說：“顯然，你們倆的痛苦是你們自己造成的，過去的事都是你們自己的選擇。這也許給你們帶來了麻煩，但並不荒唐，除非你說你們的整個過去不僅是個錯誤，而且是個荒唐的錯誤。”

    這些對“心裡像螺旋形開瓶器一樣曲裡拐彎的欲望”（這是奧登的話，也是阿倫特喜歡的一個表達）的評論貫穿著她們的通信，和其他作家發表的書信不同的是，她們的通信中不僅有高尚的思考，還有女人間輕松的閑聊—不是八卦，雖然也有八卦，而且不完全是瑪麗•麥卡錫的。阿倫特在1960年的信中，描述了“小個子波德霍雷茨（Podhoretz）看上去像個猶太服務生一樣疲憊”，還有艾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jin）［哈羅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告訴她的］“走路的姿勢和動作就像一頭傲慢的駱駝”，這些文字都令人難忘。讓麥卡錫和阿倫特的信與眾不同，並且賦予它們一種罕見的戲劇力量的，是她們在信中如在耳邊的聲音，這種直接性有時會產生一種戲劇效果。即使是關於個人私事的評論讀起來也像對話—是可以傳遞思想的對話。

    這些信中的思想（“思考這種事”，阿倫特這樣稱自己喜歡的消遣）和想法或觀點不同，後兩者可能產生於思想但不盡然。阿倫特和麥卡錫對於20世紀思想界“習見”（idées reçues）的很多思考都是批評性的思考，但這和我們在信中發現的思維活動也是不同的。這種思維活動可以被稱為“純粹的”思想（pure thought），如果這個定語不違背阿倫特的“思考的自我”（thinking ego）這一精神的話。在這種思維活動中——無論是關於感情問題、街頭犯罪、學生叛亂或是“黑色力量運動”——阿倫特，尤其是阿倫特，會來回穿梭在日常生活的體驗和對此的思考之間，從而填補了兩者之間的鴻溝。這種思維活動的本質在於它具有能夠直接關注世界的能力，不僅僅是關注我們對世界的體驗，而是關注世界本身，並且剝去了思維中可能存在的迷信、情感因素以及理論的裝飾。

    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在她的政治文章中還是她的書信中，阿倫特確實都很像蘇格拉底，他們都努力讓哲學貼近現實，審視那些我們用來判斷世事的看不見的標準。我曾經問過20世紀70年代擔任阿倫特助教的傑羅姆•科恩（Jerome Kohn），《精神生活》（The Life of Mind）未完成的第三部的主題——“判斷”是否會成為阿倫特寫作中的一個攔路虎，他說，“根本不會，”他向我指出了一個這本通信集的讀者也很容易發現的事實，“漢娜一生都在進行判斷，判斷各種事件，理解它們給其他人帶來的後果，這些對她來說就是運用常識。”

    這種多思（thougtfulness）——不要和“為善”（being
good）混淆起來——和傳統意義上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後者是一種遠離瑣屑表像世界的途徑。閱讀阿倫特關於“知識分子無判斷力的多思”的論述時，那些笨拙的德語式英語句子也許會讓讀者蹙眉（英語是阿倫特的第三語言，排在德語和法語之後），但是如果認真閱讀，讀者對如何思考這個世界一定會有全新的理解。我們可以用阿倫特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喜歡乘坐的小火車來比喻她的這種思考。她把這種火車稱為“叮叮當當”，從她避暑的位於山區的臺格納坐到洛迦諾去看馬戲或電影。“雖然身邊都是朋友，但她卻像一個孤獨的乘客，一個人乘著她的思想列車”，麥卡錫在《和漢娜告別》中寫到了1970年海因裡希•布呂歇爾去世後阿倫特的淒涼，這個沉靜的形像讓我們在閱讀阿倫特的文字時感受到了一場神秘的精神旅行。

    據高登•A.克雷格說，他近乘坐從法蘭克福開往漢堡的火車，聽到播音員在廣播裡說：“歡迎乘坐漢娜•阿倫特城際快車——不管她是誰——祝您旅途愉快。”過了一會兒，那個聲音又回來了：“漢娜•阿倫特是一個作家”，後又說：“對了，我剛剛知道——漢娜•阿倫特是一個哲學家。”這隻是一件有趣的軼事，但至少說明她得到了公正的認可。［在美國，我們不以詩人或哲學家的名字來命名火車，但美國航天局的科學家在給金星繪制地圖時，用一些著名女性的名字來命名那顆遙遠行星上的火山口：賽珍珠、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克萊爾•布斯•盧斯（Clare Booth Luce）、麗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瑪麗•斯圖亞特（Mary Stuart）和蘇格蘭女王，阿倫特和麥卡錫和這個殊榮無緣。］

    麥卡錫喜歡看她的朋友“思考”。“聽漢娜演講就像看到她的思想通過動作和手勢變成可以看得見的東西。”1975年在阿倫特的葬禮上她這樣告訴來悼念的人。她生動地描繪了阿倫特和思想之間富有活力的關繫：“漢娜是個保守主義者，她不會把任何思考過的東西隨便扔掉，她一定會讓它派上用場，”她接著說，“思想對她來說是一種資源管理，把體驗的荒野變成適合人居的地方——建造房屋、開闢道路、攔堤築壩、造林防風。這些任務都落到了她的肩上，因為她具有不同尋常的智慧，是前後幾代人的傑出代表，她有責任繫統地思考她在這個時代中每一個特有的經歷——社會混亂（anomie）、恐怖行為、高級戰爭、集中營、奧斯維辛、貨幣膨脹、革命、取消學校種族隔離、五角大樓文件洩密、太空探險、水門事件、教皇約翰、暴力和公民抗命——完成了這些工作後，再讓思想回到內心世界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形成過程中。”

    這本通信集並沒有涉及所有這些重要話題，但已提及很多，還有一些話題是她們當面談話時討論的。哲學給了阿倫特一種思考政治和社會世界的方法，從實際的角度來說，這對麥卡錫以及今天的我們都是很重要的，因為這種方法既不同於政治思考的煽動術，又不同於“理論知識分子”（麥卡錫對肯尼迪總統學術顧問的稱呼）對社會科學的真實性所表現出來的宗派信仰。在世界裡到底什麼纔是知識傳統讓當今的學術界爭論不休，對於當代讀者來說，阿倫特和古典哲學文化主義者可能會稱他們為“死白男”）的對話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答案。阿倫特毫不掩飾自己的歐洲中心主義，她關於西方歷史和哲學的閱讀散布在她的書信中，今天這些東西仍和我們密切相關，因為它們會激勵我們為了自己而思考：不是獨自思考（by ourselves）——“我一直認為，我們剛開始思考的時候要從頭開始，就好像以前從未有人思考過，然後就要開始向所有人學習”，阿倫特曾經這樣建議——而是為自己思考（for ourselves），阿倫特稱之為“沒有依傍的思考”。

    她這麼說不是一種自負，隻是因為那些可以依傍的人已經不在，早已不在。托克維爾說得對：“既然過去已經停止把光明投照給未來，人們的思想就隻能在黑暗中徘徊”（阿倫特喜歡的引言）。但是在阿倫特看來，黑暗蘊含著希望——就像但丁在“黑色森林”中所進入的黑暗世界。如果旅行者敢於把他看到的可怕景像說出來，那麼他就獲得了解脫。

    漢娜•阿倫特從小受到“高貴的獨處”這一德國傳統的熏陶，這既是出於偶然因素，也是她個人的選擇。她的這種性格有時會讓她的美國朋友們困惑不解。她六歲失去了父親，這也是麥卡錫失去雙親的年齡。即使是在她離開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去巴黎避難之前，她已經有了一種“無家可歸”感，後來她一直提到這種感覺。她在馬爾堡大學的同學都覺得她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她很害羞，性格內向，五官非常美麗，眼睛裡透著孤獨，她是個與眾不同的人。”1975年阿倫特去世後，她的朋友漢斯•喬納斯（Hans Jonas）回憶起20世紀20年代中期她在馬爾堡大學時的樣子：“在她身上你很容易看到閃亮的智慧。”阿倫特擁有的是“一種強度，一種內在的指引力，一種追求質量的本能，一種對本質的探索，這些東西使她具有一種魔力”。

    她的孤僻性格並沒有讓她厭世。她具有建立友誼的天賦，在她的這種友誼裡，給予的多，索取的少。1940年年中她在給蘭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的信中寫道，和她的知識分子朋友在一起時，她有時候會覺得“有人共同面對滿世界的敵人真讓人陶醉”。麥卡錫是個越戰越勇的人，特別是在和其他作家的爭論中（尤其是其他女作家），阿倫特常常不得不給她潑冷水，讓她不要一時衝動。即便如此，阿倫特對麥卡錫這位親近的美國朋友的忠誠以及綿長的情誼為後者提供了一個精神家園，讓她可以一次次地尋求庇護。

    在她們的關繫中有一種母親和素，雖然這也是一種幻想，卻是很真實的。它讓麥卡錫在良心不安時會尋求阿倫特的幫助，甚至是在寫作過程中。“我的小說［《令人迷戀的生活》（A Charmed Life）］進展順利，但是每當我寫到性的時候，你總讓我良心不安。”她在1954年12月的一封信裡這樣寫道，當時她的《令人迷戀的生活》正在寫作中，“我在描寫一個有關色誘的場景時，你會拉著我的胳膊說‘停’。這種想像中的抗議非常有效，我隻好重寫，把原來女主人公的視角改換成男人的。”這段描寫是關於以埃德蒙•威爾森為原型的邁爾斯•墨菲引誘瑪莎•辛諾特的，幸虧她進行了修改，讓一本原來對白有過多隱射的小說變得更加簡潔。

    麥卡錫從來沒有和我說起過她和漢娜•阿倫特之間的這素，但她對阿倫特文章中出現的母性非常敏感。“漢娜，這本書的文字充滿了母性，德語中是叫‘mütterlich’，對吧？”她在1968年12月談論《黑暗時代的人們》（Men in Dark Times）時這樣寫道。書中關於當代詩人、哲學家和革命家的描寫讓她想起“北歐森林的童話故事”，他們身上那種“有趣的侏儒怪的感覺是因為你用‘黑暗的時代’賦予了他們一種恐怖的氣氛”，因此，他們“各自的事業”獲得了“手工木刻畫中傳奇英雄的命運”的性質。這是阿倫特所有作品中她認為“有德國味兒的書”。麥卡錫不僅注意到這些故事中“神秘的北歐風格”，而且還提到“友誼在裡面起的作用，這是一種同道者的友誼，新手上路，大家挑著行李同行”。

    阿倫特坦言不知道為什麼麥卡錫會覺得這本書“有德國味兒”，但她也同意“這些描寫有童話的味道”，她把這些描寫稱為“剪影”。對友誼在這本書中所起作用的闡釋讓麥卡錫很感動，“‘同道者’的友誼——以區別於親密的關繫”。對這兩種關繫的區分是很耐人尋味的。我們在阿倫特的文字中很少發現親密態度的流露，即使是在她給瑪麗•麥卡錫的信中。這不得不讓人懷疑，親密關繫對於她來說並不重要，而親密關繫所帶來的苦難幾乎是一種普世的體驗，所以也不值得一寫。或者，如果這樣的體驗觸動了她的神經，那麼說得越少越好，直到有一天這種體驗成為筆下的故事。

   “敢作敢為的漢娜，”一位老朋友曾這樣稱呼阿倫特，“因為她會把任何人寫進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形像對他們進行重塑。”失敗的革命、戰爭和種族滅絕像一塊裹尸布一樣籠罩著阿倫特這一代人，這位朋友所說的“任何”人，指的就是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和作品刺破這層裹尸布的人，包括《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描寫的那些人，如羅莎•盧森堡、文學批評家沃爾特•本雅明、卡爾•雅斯貝爾斯、布托爾特•布萊希特、伊薩克•迪內森（Isak Dinesen）和安吉洛•隆卡利（Angelo Roncalli）（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事實上，他們並沒有被重塑成她的形像，隻是漢娜•阿倫特身上那些革命家、批評家、哲學家、詩人、作家和神職人員的特質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她描寫他們的文字。

   “傲慢的漢娜”，這是《黨派評論》的“那些家伙”對她不太友好的稱呼。“她以為她是誰？亞裡士多德？”阿倫特記得威廉•菲利普斯這樣說她。在這封寫於1964年的信中，她對美國知識分子喜歡攀比競爭的不良傾向感到痛心。阿倫特從來不喜歡攀比競爭，也許是因為（在她發表政治觀點的時候）她是真正站在“所有流派之間”的。也許更有可能的是，她的理解比別人更深刻。傑羅姆•科恩（Jerome Kohn）後來總結說：“她是謙遜的，但她從來不害怕表明自己的觀點。”

    《群體》的出版讓瑪麗•麥卡錫家喻戶曉，艾爾弗雷德•卡津在《從30年代開始》（Starting Out in the Thirties）中對麥卡錫的性格和寫作進行了攻擊，阿倫特在1965年10月的信中安慰麥卡錫，“妒忌心是惡魔”。阿倫特認為，《群體》出版後紐約知識分子對瑪麗的攻擊是妒忌心和群體思維所致。她認為這本小說是麥卡錫向30年代的“過往”說再見的告別之作，“文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有趣”，對她來說，小說的質量根本不是問題，但是她也認為不必把這本書看得太重。1964年6月，她提到麥卡錫的德國出版人為推廣《群體》所寫的“宣傳資料”，她覺得那些評論充滿了“高深玄奧的理論”，但“都沒講到點子上”，就好像這些人——阿倫特稱這些評論家為“嚴肅的動物”——“已經忘記了該怎麼笑”。

    這種對文人生活的評頭論足是她們通信的一個主題。對於1941年纔到紐約的阿倫特來說，周圍的很多東西都是陌生的。在1952年3月的一封信裡，麥卡錫向她傳授了解讀美國文學政治的訣竅。在談到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對斯大林主義的過度擔心使其無法質疑約瑟夫•麥卡錫議員時，麥卡錫告訴阿倫特，她不相信委員會的成員（很多都是她在《黨派評論》的同事）“真的認為斯大林主義大規模地潛伏在這裡，隨時會死灰復燃。但是如果他們不這麼認為”，如果他們不僅僅是“某種勢力的犧牲品”，她的疑問是，“那麼他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麥卡錫認為，他們的擔心是真的，但卻是出於個人的原因。她告訴了阿倫特一些內幕，這些內容到現在都還沒有寫入學校的教材。在1936—1938年莫斯科肅反運動的公審之後，美國的左派也發生了分裂。關於文化自由委員會的那幾個堅定分子，麥卡錫寫道：“他們擔心30年代的局面會卷土重來，那時‘同行者’在教學、出版和電影等領域很有勢力，斯大林主義大行其道，而他們這些人選擇了遠離，結果被社會所輕慢，失去了經濟利益，並成為惡語中傷的對像。這些人爭強好勝”，她接著說（向漢娜描述了“陰暗的一面，但至少是符合人性的”），“他們現在推崇團體共同發展和文化壟斷，就是因為他們在30年代斯大林主義盛行的時候確實受到了傷害……這段經歷總是不斷地回到他們的夢裡，比現實‘還要真實’。”

麥卡錫對她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渴望“文化壟斷”的敏銳觀察在今天聽上去還是非常耳熟。如果把她上面那段話中的“同行者”換成“大男子主義者”，我們就可以明白是什麼造成了美國女權主義中的偏執傾向。對於那些20世紀50和60年代在研究生院以及職業生涯中因為性別歧視而受到傷害的事業型女性來說，那個時期也是比現實“還要真實”。

    在麥卡錫關於政治思想和“團體共同發展”背後那些有利可圖的隱秘動機的評論中，我們可以找到她所說的“觀察和分析的天賦，這種社會天賦是女人在特定的歷史定位中形成的，因為她們必須要在沒有直接對抗的情況下達到自己的目的”。阿倫特在沒有直接或間接對抗的情況下走著自己的路，她在剖析20世紀知識分子生活時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纔能。

   
1954年8月20日，在提到“知識分子無判斷力的多思或多思的無判斷力”時，針對知識分子喜歡用爭論代替真正的思考的現像，阿倫特引證蘇格拉底來回答麥卡錫在8月10日信中提出的問題：“如果我想謀殺我的祖母，我為什麼不能這麼做？”這個問題是麥卡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所提出問題的轉述，她小說中（在《令人迷戀的生活》中）的一個人物不斷地對事實或美學領域的任何結論提出“為什麼不能？”和“你怎麼知道這個”之類的問題。她的問題隻是一個例子，用來證明她書中“那些行為放蕩不羈的文人”總是痴迷於這類問題。她補充說：“我覺得我發現了一個自己無力對付的話題。”阿倫特收到這封熱切的求助信“非常開心”，她在回信中提供了一個“哲學的回答”。

    她說：“因為我得和我的自我生活在一起，我的自我事實上是那個永遠不會和我分開的人，我得永遠忍受它的陪伴，我不想成為一個謀殺者。”她完全否定了“宗教的回答”（害怕地獄）和“常識的回答”（害怕死亡），因為這兩者對於現代人已經不起作用。但她的這句話純屬個人準則，這是蘇格拉底的回答，對於他們這個時代那些“行為放蕩不羈的文人”來說也已經失去了效力。為什麼？因為“他的回答要取決於一種自我的生活”，阿倫特解釋說，“這樣的生活隻有秀的哲學家纔可能擁有：在思想活動中，我和我的自我在一起—和別人無關，和這個世界無關，就像藝術家一樣。而我們的朋友呢，渴望獲得具有哲理的‘信息’”——這裡她提到了德懷特•麥克唐納，一個喜歡爭論的人——“他們根本不是‘思想家’，也不可能與他們自己的思想對話。”

    這段話也許可以用來證明阿倫特的傲慢，但它讓我們突然理解了現代疏離感的本質，正是這種疏離感讓她的思考充滿了活力。“現代主義的根源”——也就是始於笛卡兒的“懷疑的習慣”——歸根結底在於“不相信感覺”。在她1954年8月的信中已經可以看到《精神生活》“思維篇”的相關論述，阿倫特認為這種不信任“也許是自然科學的重大發現帶來的直接後果，因為這些發現證明了人類的感覺不能解釋世界的本來面目，相反往往會把人引向錯誤，由此而生的是對常識的扭曲”。阿倫特寫道：“常識是一種第六感覺，其他五種感覺的特殊感覺信息通過它被歸置於一個共同的世界中。”在經歷了科學革命之後，常識就變成了霍布斯所說的“已有結果的演算”（reckoning with consequences）的推理形式。常識不再是有知覺的個體生命體驗的精華，更不是人們的集體經驗，而僅僅是一種思維能力——一種“邏輯能力”，這種能力能夠保證人們對“2加2等於幾”這樣的問題給出相同的答案，但是“不能指引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找到方向，也不能把握任何東西的本質”。

    這封信彙集了阿倫特的很多觀點，其根本主題是關於感覺對於清晰的思考以及行動的重要性，這顯然也是她和麥卡錫無數對話的主要話題。1989年瑪麗•麥卡錫告訴我，她和阿倫特都有豐富的常識，但和大多數人的理解可能正好相反，“因為，常識是反常規的，墨守成規的人往往沒有任何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