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國文化走出去，已是流轉輿論和傳媒多年的一句老口號。伴隨著這口號，確實已有很多樣式、很多形態的中國文化走了出去：餐飲、瓷器、影視、書法、國畫、服飾、工藝品，還有雜技、功夫、中醫和舞臺表演藝術，以及關於旅遊名勝和歷史古跡的種種言說和故事。文學在這之中，算是相對抽像、相對深沉，也相對不那麼熱鬧、不那麼容易贏得可觀的人氣和火爆的現場效應的一個小眾品種。尤其是隔了語言文字的鴻溝，能夠直接閱讀和欣賞我們中國文學作品的域外人士，遠不及喫中餐、穿唐裝、看雜技和學書法、練功夫的人那麼多。
文學的跨國越境傳播，必須穿過語言的種類界域，同時又必須攜帶、必須保留由特定的語言傳統而來的那份獨異的精神韻味。哪怕仰仗了翻譯，在歸化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而異化也總不可能徹底排除的跨語際轉繹過程中，真正顯示著翻譯作為一個事件或一項實踐的那點根本價值的，恰恰隻能是對於異質的意義、異樣的體驗、異己的語用習慣和思維方式的導入和引進。如果不是這樣，翻譯就像是在語言和精神的世界裡，聽著門外的吆喝，而翻騰自家的箱底，挑揀可以兌換現錢的舊物件似的。對人對己，充其量這都隻是在發掘既有存貨裡的殘餘價值。其實這已不能算是翻譯，至少是不屬於魯迅所說的那種可有竊火煮肉之用的翻譯。多隻能說這是一種借他人酒杯澆自家胸中塊壘，或者借題發揮、趁便敷演的新形式。
各國各語種間的文學跨界越境旅行，實際上的狀態，往往卻多以這種做起來比較容易、效力也比較明顯的形式常見。通俗、大眾的類型化作品總是占據著各國文學翻譯中的大宗地位。也正因此，非通俗、非大眾的作品，必須先瞄準或先找到自己跨國越境傳播的特定受眾群體，然後纔談得上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有效的介紹，包括作品本身完整、準確的譯介，也包括與作品相關的時代背景、話語形態和社會意義賴以生發及獲得理解、認知的文化情境的譯介。這正像對水土條件要求苛刻的奇花異草，在移植外地時，需要更多地考慮把有助植株根繫存續生機和活力的土壤成分與酸堿、溫濕度等因素，都一概附帶著給予保障。
換句話說，在文學跨國越境的傳播與接受中，通俗化和大眾化程度比較高的一類作品，適應不同文化語境和社會土壤的能力也會比較強。因為他們原本表達和包含的就是超越或連通在國家、種族、語言、文化和媒介疆界之上的那些共感、共情和共識。在表達的出發點上，它們就沒有多少立足於某一確定的國家、種族、語言、文化方位或社群和媒介層次的特殊意識，所以整個作品終呈現出的風貌和內容，也就具有一種不受國家、種族、語言、文化、社群和媒介差異阻隔的性質。而通俗化、大眾化程度不高的一類作品，既在國家、種族、語言、文化、社群和媒介層次上取了明確的定位，那麼，對於它們的理解與認知，順理成章也就需要牽連著對國家、種族、語言、文化與社會等各方面背景的精準把握。
在當下中國，一如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百年前興起之初的情形，純文學或所謂嚴肅文學的受眾，仍是主體在青年。而且這部分青年，又以高校文科各專業所集納的在校生為重。盡管從常年執教文學課程的不少一線教師的直感來講，即便是在正就讀於文學專業的大學生中，閱讀文學經典和文學新作的人數及頻率，也較之理想指標或期待數據有極大落差。但縱使如此，誰又能設想，在文學本身的話語場和影響面已從整個社會生活空間裡嚴重收縮了的今天，還有別的哪個群體能比大學在讀的文科生更認真、更細致，也更深入地去關注、閱讀、並且體察文學作品中的一切。一百年的奮鬥，一百年的發展，精英文學的大本營和根據地，依然在學院文化和高等學府裡相對安靜的一角。
四年前，我隨北京作家協會代表團訪問歐美，在巴黎龔古爾兄弟故居，也是今天巴黎“文學與作家之家”的辦公地，與巴黎的幾位詩人和出版家見面交流，一位有名的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白發蒼蒼、氣質優雅而又謙和的老者，在談話末了，忽然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個問題，問我們王蒙是不是還在進行文學創作。乍聽之下，我們一行人甚覺奇怪。再一聊，卻知道這位老出版家早在1980年代九層策劃翻譯出版過王蒙小說集的法語譯本，不過之後三十年再沒有機會獲悉王蒙的消息。現在見了北京來的作家，忍不住打聽一下。而那些天，實際上正有一場在法國舉辦的中國書展，王蒙等幾位作家都應邀出席，國內的主流文學媒體上已做了報道。
當時，我的感慨是：我們自以為很強勢、很顯眼的許多對外文化、文學交流和輿論報道及宣傳推介，散播、折射到國外媒介、社會和輿論自有其明暗強弱的流脈節奏和能見度配比的總體格局中，或許常常隻是微不足道甚至無人矚目的一丁點兒泡沫。就算都在文學這同一名目所指涉的社會行當和社會話語的圈子裡，一位法國的文學行家，接連二三十年不特別去關切、搜羅一下他一度感過興趣的一位中國著名作家的消息，這又有什麼可奇怪或可責怪的呢？這和我們不會主動去追蹤了解某一位在法國當代文壇名聲響當當的作家，也沒什麼不同。沒有任何一位“他者”的存在或介入的文學生活世界，無論對於那位巴黎的資深文學出版家，還是對於我們這樣在中國以文學為業的人來說，都是正常的，也都是運行無礙、出入無虞，滿可以自給自足、自圓其說、自成一體的。
但文學本有和應有的天地，分明並不止於此。就像門窗外偶爾會響起的那一兩聲呼喚或吆喝，雖然來時總在我們無意間，但一旦來了，卻也總帶著幾分似乎就是特地衝我們而來的刻意和必然，突襲似地探詢、質問或擾動著我們的常識和習慣。這樣的時刻，無法避免，也無法杜絕。這也正像我們，在平淡不過的生活常態間隙，也會偶爾出門遠行，讓我們的文學去外面的世界尋找或者邂逅它們小眾的知己。
在這部定名為《當代中國實力派作家國際名片》的書稿裡，近年活躍於中國文壇前沿的八位分別主攻小說、散文、兒童文學和詩歌等不同體裁的實力派作家——寧肯、徐坤、祝勇、周曉楓、星河、史雷、石一楓、李成恩，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小說、散文創作領域都取得了突出實績的著名作家史鐵生，展現了各自的文學履歷和代表作概況。有關素材，都來自作家本人或家屬。撰寫這些文稿，則清一色是大學在校生，中文初稿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高年級學生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寫出，英、法、德、俄、西、朝六個語種的譯稿歐相應語種的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和外籍學生及教師完成。在作家提供的手材料基礎上，這些年輕的撰譯者都盡力再文稿中表露了他們對作家作品的特別理解。
作為一所以語言人纔的培養為傳統特色的大學裡的就讀者和任教者，他們都懂得：在確定的素材和內容框架之上，敘述、闡釋性質的語句措辭本身，也會“說”出自己的一些“話”來。甚至更進一步，在介紹和評述的文字表述裡，意義是同時體現在介紹、評述的對像和介紹、評述的形式中的。期望這些當今中國文學的主體受眾中的作者和譯者，通過這本書所傳達的他們對於史鐵生、寧肯、徐坤、祝勇、星河、周曉楓、史雷、石一楓、李成恩這九位作家的描述和認識，在英、法、德、俄、西、朝各語種文學和海內外華文文學的廣闊空間裡，都能遇到同聲相應的知音。
李林榮
2019年5月於北二外勤學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