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明朝一鋻開：熊召政讀史筆記》

對歷史人物的直接評論和對整體的思考

用評價式敘事的方式來講述和評論明朝的一些典型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故事。全書分三章，*章是對一些歷史人物的直接評論和對整體的思考。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全書的主體，主要講述和評論了劉伯溫、宋濂、方孝孺、姚廣孝、解縉、李東陽、楊廷和、嚴嵩、徐階、葉向高、張居正、張璁等明朝著名歷史人物。

《山自在，水如來：熊召政生活隨筆集》

對生活和人生的深度思考

書中精選熊召政遊記多篇，並有高考閱讀原文和模擬試題閱讀原文多篇。全書分三輯，*輯以旅行和生活中的感悟為主；第二輯以遊記為主，旅行和文化氣息濃郁；第三輯旅行遊記和佛語禪悟較多，大多數講淡然的心境，縱情於山水之間，不要太追逐利益等精神。

《文人的貴族精神：熊召政生活隨筆集》

對文化、生命的思考和感悟

由熊召政的20篇演講集結成冊，主講作者對文人、文化的理解和體悟，其中以湖北楚文化為重點，多篇都有涉及。本書分三章，*章主要講文人，第二章講作者自己對文化、生命等等問題的思考和感悟。第三章以楚文化為主題，也有篇章講其他地區文化和中外文化對比。

《百年明朝一鋻開：熊召政讀史筆記》

張居正之後好的帝王師

萬歷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十六個皇帝中享祚久的一個。有史家認為，明朝滅亡的罪人不是別人，正是這位萬歷皇帝。他一生中做過激烈的事，便是對張居正的清算。從那以後，他退居深宮，對一應朝廷大事，都表現出漠不關心，好像這天下不是他的一樣。斥責他的大臣很多，但他概不搭理。這種忍耐性也確實了得！他的爺爺世宗皇帝處理“大禮案”，凡是反對他的人，一律治以重罪。萬歷皇帝挨罵的次數與程度，都遠遠超過世宗，但他隻當什麼事都沒發生，十之八九的奏疏都留中不發。這其中當然也包括葉向高的這一篇。萬歷皇帝被葉向高斥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不但不生氣，反而給葉向高升官，調任葉向高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此次在北京隻待了兩年，名義上當了太子的老師，卻是連太子的面都沒有見著。在南京不知不覺又待了九年，由禮部右侍郎改任為吏部右侍郎。雖然品級一樣，但由禮改吏，在官場看來，這等於是晉升。

其時，在內閣任首輔的是瀋一貫。葉向高同瀋一貫一樣，都是史官出身，又同為太子的老師。所不同的是，葉向高的學問更扎實，他的論史文章，很多都有真知灼見。如他論述治理天下的原則：

夫王者之治天下，非以我治之也，以我治天下者，私天下者也。夫天下大矣，吾生一私心必有所徇於人，必有所不便，故其勢不得不出於術。彌縫掩飾以愚斯民之視聽，而濟己之私，此有我者也。有我則我之心狹隘，而與王者不相似。夫所謂王者何也？公其心而矣。

——《王道蕩平正直論》

葉向高認為王者應行的王道就是天下為公，不要試圖以權術蠱惑視聽，采取愚民政策。這種民主政治的觀念，在明代的政治家中並不多見。

論國家興亡，葉向高亦有創見：

天下之禍，莫大於人臣之求勝也。人臣有邪正，君子小人，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進退用舍，相為勝負，亦其勢有必然，未成大害。惟君子用而專，務扶小人之所為；小人用而專，務扶君子之所為。各恃其勝心，快於一逞。

以國家之政事詢臣下之意，向而為之君上者，泛泛然不能自主。卒之君子不勝則小人之禍烈矣。宋之極盛，則祥符、慶歷年間。其時君子小人亦屢進屢退，而無損於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留，不能大有變更也。

——《宋論》

這段論述，葉向高闡明一個觀點，國家興亡的主要承擔者，就是皇帝。若皇帝有主見，則臣子中的小人再多，也不能有損於政治。

葉向高治吏論政，很少說那種酸溜的秀纔話，也不落空泛。所發議論，都取之於史而落實在當下，是有的放矢，且切中時弊。張居正之後的帝王師與首輔，葉向高應是有思想的一位。

《山自在，水如來：熊召政生活隨筆集》

飲一口汩羅江

汩羅一水，迤迤邐邐，在中國的詩史中，已經流了兩千多年。詩人如我輩，當它為憤世嫉俗之波的，不乏其人；取它一瓢飲者，更是大有人在。當然，飲的不是玉液瓊漿，而是在漫長的春秋中濁了又清，清了又濁的苦澀。這苦澀，比秋茶更釅。

這會兒，我正在汩羅江的岸邊，捧起一攤渾黃得叫人失望的江水。手持鮮花時，花香浸入衣衫中；雙手舀水時，天空在水中反映出來。這一捧比蟲蛀的線裝書還要古老的渾黃能反映什麼呢？天上艷陽正好，今天恰恰又是端午節，軟白的粽子香在別人的嘴中，翠綠的艾劍戟立在蒼茫的原野上。這些，都使我手中的這一捧，渾黃有加。我想，大凡成了歷史的東西，肯定是再也清澈不起來了。可是，為了在端午節這一天，飲一口汩羅江的水，我可是千裡奔馳特意趕來的啊！

脖子一揚，我，飲了一口汩羅。

立刻，我感覺到，就像有一條吐著信子的蛇躥入我的喉管，冰涼而滑溜，在我肝膽心肺間穿行，如同在煙雨迷蒙的天氣裡穿過三峽的蛟龍。

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啊！

同行人大概看出我臉色難看，埋怨說：“叫你不要喝你偏要喝，這水太髒了。”

我報以苦笑。

朋友繼續說：“你們詩人都是瘋子，不過，也像聖徒。恆河的水污染那麼嚴重，聖徒們也是長途跋涉，非得跑到那裡去喝一口。”

我得承認，朋友這麼說，並不是譏笑我，他隻是不理解，我的行囊中，帶有青島啤酒和可口可樂，為什麼，我非得飲這渾黃的汩羅？

這小小的隔閡，讓我想起禪家的一段公案。

一次，著名禪師藥山惟儼看到一個和尚，問：“你從哪裡來？”和尚答：“我從湖南來。”藥山又問：“湖水是不是在泛濫？”答：“湖水還沒有泛濫。”藥山接著說：“奇怪，下那麼多雨，湖水為什麼沒有泛濫？”和尚對此沒有滿意的回答。因而藥山的弟子雲岩說：“是在泛濫。”同時，藥山另一個弟子東山大叫道：“何劫中不曾泛濫！”

細細品味這句話，不得不佩服禪家獨特的思維品質。何水不髒？我想對朋友當頭棒喝的這四個字，本源於何劫中不曾泛濫的設問。這種心境，當不屬於柳枝無主、憔悴東風的哀嘆。

不過，那四個字我終究沒有問出口。然而由禪家推及詩家，我想得更多了。

汛期湖水泛濫，每個人都看得到。可是，干旱季節的湖水泛濫，又有幾個人能感覺到呢？屈原淹死在汩羅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汩羅不隻是湘北的這一條，也不盡然是由波濤組成，知道這一點的，恐怕更是微乎其微了。

何劫中不曾泛濫！還可以推補一句，何處沒有汩羅江？

劉伶的汩羅江，是一把酒壺；嵇康的汩羅江，是一曲裂人心魄的《廣陵散》；李白的汩羅江，是一片明月；蘇東坡的汩羅江，是一條走不到盡頭的貶謫之路；秋瑾的汩羅江，是一把刎頸的大刀；聞一多的汩羅江，是一顆穿胸的子彈……寫到這裡，我禁不住問自己：

你的汩羅江會是什麼呢？

屈原本姓羋，後來改姓熊，是我的同宗。其祖上是楚王的兒子，封在屈地（即今秭歸縣一帶），從此便以封地為姓。大概因為這個緣故，我對這位天生叛逆的詩人也就格外敬重了。從知道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我寫詩做人的坐標。每當災難來臨，我就想到那形形色色的汩羅江。好多次，當我的憤怒無法宣洩，我就想跑到這裡來，跳進去，讓汩羅再汩羅一回。今天，我真的站到了這汩羅江的岸邊，飲了一口渾黃後，我的憤怒被淹滅了，浮起的是從來也沒有經歷過的惆悵。

徘徊又徘徊，在岸邊的蒿草叢中，我歌我哭的心境，竟淪為魚蝦之沼。

江面上，兩三漁舟以一種“與爾同銷萬古愁”的悠然，從我眼前飄過。不知道屈原為何許人也的漁翁，一網撒去，撈回來的是為奢侈的五月的陽光。偶爾有幾條魚嬰，看上去像二月的柳葉，也被漁翁扔進了魚簍。那也是他的收獲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漁翁之意，卻是肯定在於魚的。

中國的漁翁形像，從勸屈原“何不隨其流而逐其波”的那一位，到“貫看秋月春風”的那一位，都是明哲保身的遁世者。權力更迭，人間興廢，與他們毫不相干。船頭上一坐，就著明月，兩三條小魚，一壺酒，他們活得好逍遙啊！你看這條因屈原而名垂千古的汩羅江上，屈原早就不見了，而漁翁仍在。

這就是我的惆悵所在。

《文人的貴族精神：熊召政生活隨筆集》

楚人的文化精神

一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座講堂，與同學們做一次交流。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如果還有那麼幾塊土地，能夠生長我們的民族智慧之樹和人文精神之花的話，那麼我腳下的這塊土地，就是我們的未名湖畔——北大校園，應該屬於肥沃的一塊了。因此，來到這裡和同學們交流，對我來講是一種幸運。在這裡，我可以感受到很多過往的文化大師的呼吸，看到他們的學術剪影，他們給了我很多溫馨的人文回憶與懷念。今天，我在這裡沒有能力像大師們那樣跟你們進行正宗的學術探討，我隻能浮光掠影地說一些我對楚文化的認識與思考。

我曾對朋友們講過，我們的高考應該出這樣一道題目，什麼題目呢？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民族叫“中華民族”？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叫“中國”？這兩個題目裡面蘊含著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地域流向。中華的初定義是黃河流域的中部。有一個說法：山西和陝西交界的地方有兩座山，一座是中條山，還有一座是華山，這兩座山連在一起被稱為中華。姑存此說。由此也可見，中華民族早發源地是在黃河流域。偉大的黃河，那是一條流淌著東方人文的河流。在我少年的時候，我曾坐在羊皮筏上渡過黃河。面對黃河壯麗的落日，我當時不知道這條河流有多麼偉大，隻是覺得它很年輕，很有氣勢，它的波濤像橘紅色的晚霞一樣吸引我、親近我。後來，當我知道我們“中華”就是在這裡產生的時候，我對它表示了敬畏和親近。

中國文化的發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但是向世界散發出迷人光彩卻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特前6 世前5 世紀之間，以及稍後的戰國時期，一大批文化巨匠湧現在中國大地上，例如老子、孔子、莊子、墨子、荀子、孟子、韓非子等等，被我們統稱為先秦諸子百家。“春秋”一詞不僅僅指一個時代，亦是一個哲學命題，這種哲學觀念滲透在《易經》之中。“春”為陽之中，“秋”為陰之中。陰陽平衡的狀態，就是“中”的狀態。這個“中”，就是和諧，就是吉祥。我們的祖國以“中”命名，說明我們這一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是熱愛和平的，追求和諧的生活之美的。所以說，“中國”這個國家的名字蘊涵了很深的東方哲學意味。

中華文化雖然誕生於黃河流域，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它開始向南方的長江流域拓展。我們的先民，當他們逐水而居，慢慢由黃河流域向南方發展的時候，長江就成為中華文化繼黃河之後的另外一個源頭。黃河與長江，都是我們民族的母親河。兩大地域文化，呈現了中華文化的雄奇瑰麗，它們的美麗的姿態，就是龍鳳呈祥。長江流域文化有代表性的，早向我們的文明世界發出燦爛光芒的，就是我今天要講的“楚文化”。與它先後出現的還有巴蜀文化、吳越文化。但相比之下，春秋時代的楚文化為大氣，為遼闊。巴蜀的巫風，吳越的歌謠，雖然也讓人向往遠古的風流，但畢竟我們隻能從楚辭與屈原的詩歌當中看到當時南方充溢的魔幻與想像。

二

關於長江文化的特征，我曾說過，萬裡長江如果按區域劃分的話，大致可分為三個文化形態：個是巴蜀文化，第二個是荊楚文化，第三個是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展現的是詭異和瑰麗，荊楚文化展現的遼闊和大氣，而吳越文化展現的則是秀美和精細。這三種文化風格不同，各有特色。將其對應於人纔來表達，就是巴蜀出鬼纔，荊楚出天纔，吳越出人纔。我這麼說，並無意於對這三種人纔的表現方式做優劣的比較，隻是按照人纔的類型和特征進行分類。

中國地形的大致走向決定了區域文化的走向。中國的高山大都在西部，它們一直向東綿延下來，或許中間有大山突起，但是總體的海撥趨勢是漸趨平緩的。因此四川有眾多的奇山異水，有眾多像九寨溝那麼美麗的風光。地靈必定人傑，所以它纔滋養出了李白、蘇東坡、郭沫若那樣一些想像奇異的偉大的文學家，還有我們的小平同志這樣偉大的政治家。按我們現在來說，他們都是不按常規出牌的偉人，“得地氣之先”嘛。《易經》六十四卦之首乾卦，所對應的方位是西，對應的五行是金，對應的顏色是白色。大家知道，中國有很多美麗的雪山都在西部，它們都是白色的。我前段時間剛去了有“蜀山之王”之稱的貢嘎雪山，海撥將近八千米，站在雪山之下，我感到耀眼的白色是一種去偽存真的禮贊。在這片充滿神奇的土地上，產出的人纔大都充滿了詭氣。這叫“山水鐘靈秀”。

當長江流到三峽，切開夔門流入湖北的時候，這條大動脈便產生了變化。杜甫寫過這樣的詩句：“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當所有的水，千軍萬馬一般咆哮著衝出窄小的夔門，突然感到天地是如此寬闊。這片寬闊的土地就是鶯飛草長的江漢平原，就是孕育了燦爛文化的荊楚大地。

古時的楚國，從今天的地理看來，中心是在湖北。湖北是楚文化的發源地和核心。當年楚國的疆域，就是今天的中部地區。中部六省，除山西之外都是楚國的，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江蘇徐州的一部分。楚國當時地處中原，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特定的環境，導致這一區域產出的人纔都有一種非常硬朗強健的風格，所以說荊楚出天纔。天纔是不可復制的，天纔更是不按照遊戲規則出牌的。像我寫過的明代萬歷首輔張居正，像我們的開國領袖，都是這一類天纔。年輕的時候，以詩明志：“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裡”，真是同學少年，神采飛揚。若干年後，他又寫道：“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糞土當年萬戶侯”。這就是他的詩句，雄健的詩句，天纔的詩句。他給自己定位：要做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共產黨人的事業的確是前無古人的。這就是楚文化剛烈到極致的表現。

我們再說說吳越。當長江流過巴蜀與荊楚之後，那些刻在灩滪堆上、刻在荊江大堤上的噩夢般的記憶，一進入江蘇之後，都化作了槳聲燈影。中國南方的母親河在她的下遊如此柔順，兩岸的土地都變得那麼溫和，那麼充滿詩意。所以說吳越盡得東南地利，很少有天災。

在歷史上，它一直是中國的膏腴之地，真正的魚米之鄉。正由於這樣，這片土地上的人很少為生計犯愁，財富蓄積得多，生活必然精致，人也會變得優雅。所以，吳越地區自唐宋之後，一直到今天，總是人纔輩出。這裡的人纔大都是治世之纔，精於理財、治國。天纔和鬼纔不可復制，但人纔卻是可以培養的。在吳越這種紙醉金迷之地，歷史上也產生了不少溫婉的故事，比如“梁祝”這樣淒婉的愛情。愛情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在吳越這片土地上，愛情的表現形式就是像“梁祝”那樣生死相依，在巴蜀的表現就是卓文君的大膽私奔。這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文化有一方的表現形式。

以上三種文化風雷激蕩，交相輝映，一起構成了長江文化的燦爛。這種燦爛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作為長江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的楚文化，早的發源地就是在荊江這一段。長江衝出夔門流入武漢之前的這一段，俗稱荊江。荊江是因荊山而得名。荊山就是楚國的發祥地。春秋早期，楚國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侯國，它封閉在荒山野嶺之中，就是今天神農架下的鄂西北這一帶，叫荊山山脈。楚國八百年的根基，就是從荊山開始的，後人稱它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當時隻有數千人的一個小小的部落，在荊山上生息繁衍。他們披著獸皮，穿著極為簡陋的衣服，制作粗劣的陶器，誰會想到他們後會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化呢？

我剛纔看到，大廳裡安放著一隻安陽市政府贈送的大鼎，是復制的春秋早期的作品，這是黃河流域文化的傑作。前不久，我在湖北隨州還看到了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青銅器，其制造技術遠遠超過黃河流域。我不由得贊嘆，偉大的楚國先民，經過幾百年的奮鬥，終於從一個落後卑微的部落發展壯大成為中原霸主，成為能夠與秦文化抗爭的南方文化的代表。這是真正的“中部崛起”啊！它征服過吳越，擊敗過巴蜀，但殺伐並不是目的，楚人的可貴之處就是把每一個地方的文化都保留下來，兼收並蓄，博采眾長。這是一種開放的文化心態。當一個部落或民族知識層次比較低，而又有一種急於擴張和壯大自己的雄心時，那麼這個部落、這個民族的希望隻能存在於“網羅天下之纔盡為己用”，這種寬廣的胸襟，在楚人早的文化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湖北省博物館藏有一尊精美的青銅器——鹿角立鶴，荊州博物館藏有一尊精美的漆木器——虎座鳥架鼓。前者是一隻修長的立鶴，卻長著一雙吉祥的鹿角；後者是臥虎上站著兩隻鳥，形成一隻圓弧的鼓架。可以說，此二者都是楚國藝術的代表作。楚人可以把山中之王——虎，和空中飛翔之靈——鳥，以優美的線條構圖，愉悅地結合在一起。這種變形藝術，在今天看來好像很平常，可早這樣做的人，一定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楚文化在這樣的發展與融合的過程中，變得非常藝術和非常貴族氣，這種“貴族氣”會把他們的生活變得非常優雅，非常精致。但是，在用戰爭來給歷史定義的時代，優雅的貴族往往不堪一擊。所以，楚人的鹿角立鶴無法抵擋秦國的金戈鐵馬，終產生了滅國的悲劇。楚國因為發展文化而燦爛，也因為發展藝術而終喪失了英雄的稱號。所以說，當我們的生活用戰爭來定義的時候，成熟的楚文化沒有顯示出它的偉大；當我們的生活以和諧與發展來定義的時候，遠古的楚文化的優勢便會明顯體現。因為它不是一個戰爭的文化，而是一個藝術的文化，是一個把生活的快樂發揮到極致，把藝術發揮到一個靈性高度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