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處洞庭南緣的三湘四水，向來氣候卑濕、瘴癘橫行，自上古至明季，在數千年的中華史中，這裡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舉世注目的重大史事，亦缺乏引領時代潮流的風雲人物，以至於有學者雲：“湖南人物，罕見史傳。”然而，自清初以來，尤其是近代以降，湖湘大地竟呈現出人纔噴湧的瑰麗奇觀，甚至可以這樣說：“一部中國近代史，半部由湖南人寫就。”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作為“全國有生氣之省份”的湖湘大地，率先在全國發動聲勢浩大的維新運動，一批有熱血有擔當的舊式知識分子紛紛走出書齋，積極投身到維新運動的滾滾洪流之中。廖樹蘅就是這樣一位敢為人先的人物，他積極順應時代潮流，高舉實業報國的大旗，由此開啟了中國近代鉛鋅礦業的先河，被譽為湖南近現代礦業人。
曾國藩長孫、近代著名詩人曾廣鈞先生曾作《天運篇·贈鄒價人、向樂谷》詩，論及巡撫陳寶箴主持湖南新政時的代表性人物。詩中有雲：“一別湘州事勢新，其間歲月頗嶙峋。前輩將纔餘幾個，義寧孤立古君臣。我時謁告遊巡署，日接黃遵憲梁啟超一輩人。健者譚嗣同唐纔常時抵掌，論斤麻菌煮銀鱗。廖樹蘅梁煥奎詩伯兼攻礦，一洗騷人萬古貧。沅水黃忠浩熊希齡來應夢，雙珠萼生、鞠生鹽鐵佐經綸。”正因為廖樹蘅對中國近代有色金屬礦業的獨特貢獻，世人遂以實業家稱之，以至於劉宗向先生曾這樣感言：“世幾忘其文學矣！”殊不知，廖樹蘅在早年即以詩鳴於湘中，是近現代湖湘詩壇的著名人物之一。
在這裡，我們通過閱讀《廖樹蘅詩文集》所輯錄的詩文作品，從其字裡行間的點點滴滴，不僅可以窺探到晚清至民國初年那個特殊時代的波譎雲詭，更能感知到一位舊派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急遽變革背景下的學術理念、性情品格和家國情懷。
一、 廖樹蘅之家世淵源與生平事跡
廖樹蘅（1840—1923)，字蓀畡，一字笙陔，因室名為珠泉草廬，晚號遂為“珠泉老人”。湖南寧鄉人。湖南近代著名詩人、實業家，水口山礦開拓者，中國近代鉛鋅礦業先驅，也是近現代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據記載，廖氏先世原籍江西泰和。在南宋時，其先人廖庸，字淇惠，號奇聰，一號明浦，素諳方略，隨同名將孟珙一道抗金，因為護駕有功，被宋理宗敕封為“護國公”，鎮守潭州，世襲“指揮職”。廖庸即是廖氏家族從江西遷入湖湘的始祖。
其曾孫廖城景，字慶雲，襲“指揮職&rdqu朝延祐年間，由長沙卜居寧鄉之衡田。廖城景先後育有五子，其中第四子廖萬熙被留守在衡田老屋，繼守廖城景的遺業。廖萬熙，字宇平，其人富而好義，天子嘉之，敕為“義官”。自四世祖廖城景以降，數百年來，寧鄉廖氏，家族文脈，源遠流長。有清一代，寧鄉廖氏名人輩出。康、雍之時，廖城景的十六世孫廖方達被舉薦為茶陵州學正，他出私財搜集、整理明代政治家、茶陵詩派領袖李東陽所著詩文作品，刊刻成一百多卷的《懷麓堂集》，辭世後入祀郡縣鄉賢祠。十四世孫廖儼，曾任嶽麓書院山長，為清代湖南著名教育家，卒後祀嶽麓山長祠。
廖樹蘅的曾祖父廖錦江，雖然沒有為官，但其經濟、文章均被時人所稱頌。祖父廖含章，字芬田，國子監生，被清政府贈“奉直大夫”。廖含章是湘中宿儒，學者稱為“芬田先生”，為人識量宏朗，頗具名德，以讓產聞名鄉裡，縣人袁名曜稱之為“寧鄉孝友”。廖含章的代表作有《松泉書屋文鈔》《春泉堂詩鈔》《廖氏五雲廬志》等。晚清名儒王闿運為其撰述墓志銘。伯父廖新竩，字福成，國子監生，工詩善畫，著有《古梅仙閣詩存》。季父廖新竘，字桂汀，能文章、工書法。父親廖新端，字培吾，國子監生，府知事銜，被清政府贈“奉政大夫”。廖新端曾助縣令治事，“亭決可否，一秉至公”。他一生質直好義，終日勤學。晚清詩人洪彭述贈廖新端詩雲：“滿院松花點蒼雪，白頭編寫史宬書。”
從三四歲始，廖樹蘅即隨祖父廖含章接受音韻啟蒙教育。“四歲即延師授讀”（廖樹蘅《生母氏墓道述》），“性敏異，初讀書，能通大義”（廖基棫《先考行狀》）。“七歲，芬田先生教以音韻並反切法，能領悟。”（郭立山《廖蓀畡先生傳》）稍長，其嫡母張夫人“教之習書算，每夕必載筆硯，命條記日用於籍，以備遺忘”（廖樹蘅《先妣氏墓道述》）。到九歲時，廖樹蘅“出就外傅”，稍怠，其母楊氏“輒撲責”（《民國寧鄉縣志·故事編·女士傳·纔德》）。後來，廖樹蘅又先後求學於寧鄉玉潭書院、長沙城南書院和嶽麓書院。同治二年（1863），二十四歲的廖樹蘅考中秀纔，在隨後的府試中也曾名列，但是他的科舉之路並不順暢，幾次鄉試都未能中舉。於是，廖樹蘅轉而致力於詩歌創作與經世致用之學。其為人仗義，喜好交友，常常與詩朋文友在名山幽谷中吟詩作對，詩文水平日益精進。
光緒二年（1876），廖樹蘅受陳寶箴之請，司箋牘之務，並兼課陳氏次子三畏的教讀。當三十七歲的廖樹蘅走進長沙陳氏閑園時，他已是德纔兼備的湘中名士。在教讀閑隙，他常與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詩酒唱和，結下了一生的深厚情誼，也為後來廖樹蘅開拓水口山鉛鋅礦乃至主持湖南全省礦務奠定了扎實的人脈基礎。
光緒九年（1883），廖樹蘅受湘軍甘州提督周達武之聘，從湖湘一路向西，遠赴張掖，入周達武幕府，遊歷關原，眼界大開。廖樹蘅的甘州戎幕之旅，對其二十年後以“兵法部勒”治理礦務而言，可謂是一次思想理念上的提前儲備。
光緒十八年（1892）、十九年（1893），廖樹蘅出任玉潭書院山長。“院例向課制藝，府君為置群籍，仿姚先生姬傳義理、考據、詞章分課，並編立學約，使諸生知敦品勵學，通古今，習時務。”（廖基棫《先考行狀》）
光緒二十一年（1895），陳寶箴升任湖南巡撫。赴任伊始，素有“貧國”之稱的湖南，此時正值“旱饑”，“赤地且千裡”（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於是，陳寶箴便將旨在“立富強根基”的洋務事業提上了施政日程。因湖南“土地奧衍，煤鐵五金之產畢具”，陳寶箴遂奏請清政府在長沙設立湖南省礦務總局，主持開采全省五金、煤炭等礦。廖樹蘅初始即被聘入總局襄事。
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廖樹蘅出任水口山礦務局首任總辦，協助陳寶箴深度參與湖南維新變法。廖樹蘅攜長子廖基植、次子廖基棫、三子廖基樸來到水口山，“是時風氣未開，事屬創舉，無礦師之指導，無成法之規隨”（黃忠績《附湖南礦務總局總理黃忠績呈請撫恤故常寧水口山分局總辦廖基植稿》）。“礦場在萬山中，其地狹隘，商人開采久，窟穴重疊，積潦甚深，入夏即當停采，府君旁皇籌度，得開明窿一法。”（廖基棫《先考行狀》）但是，廖樹蘅首創的“明窿”采礦法，遭到了保守勢力的極大阻撓。“主省局者悉反前議，謂古今中外無此辦法。函牘交馳，百端誚讓，府君不為動……至十月乃獲大礦。”（同上）明窿法的卓著成效，使水口山鉛鋅礦成為了當時中國礦業之首，“水口山之名，遠騰中外”。雖然水口山礦廠員工多達五六千人，但是礦場管理井井有條。廖樹蘅開辦水口山礦八年，不僅將其打造成為全國的有色金屬礦區，而且為湖南財政贏利六百多萬兩白銀，成為湖南為重要的利源。僅一個水口山礦，其年收入約占當時湖南全省財政的六分之一。廖樹蘅由此開啟了湖南近代礦業的先河，水口山礦歷經風雨百年而不衰。“作為中國近代鉛鋅礦業的先驅，為湖南早期礦業形成產、運、銷、煉一體化產業的現代化作出了傑出貢獻”，廖樹蘅由此被湖南省推舉為“影響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十大湘學名人”之一。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後，廖樹蘅由宜章訓導對調清泉訓導，就近兼理水口山礦務。“在清泉五年，宣講訓學，推及種植、水利，各具章程，廉三備錄之，通飭列縣仿行。”（劉宗向《民國寧鄉縣志·先民傳》）
光緒二十七年（1901），廖樹蘅出於賑災之需，為常寧地方置買義田，主持修建義倉，年儲租谷達三百餘石。“人以是感之。”（廖基棫《先考行狀》）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廖樹蘅被湖南巡撫俞廉三舉薦經濟特科。奏稱“學問淵博，踐履篤實，性情爽直，條理井然，經史而外，中西政藝講求有素。……該山橫亙十餘裡，廠屋櫛比，丁夫數千，悉以兵法部勒，秩然不紊，足征威足御眾，力能任事”（俞廉三《湖南巡撫俞片奏》）。“提學柯劭忞亦疏保，而樹蘅以衰暮辭，不應試。”（劉宗向《民國寧鄉縣志·先民傳》）
光緒二十九年（1903），廖樹蘅調任湖南省礦務總局提調，後升總辦。“力將積弊廓清，常謂治礦有如經商，當保官本，圖漸進，毋務恢張，在事八年，官商大和，利無旁溢。”（廖基棫《先考行狀》）在他的治理下，除常寧水口山、平江黃金洞和新化錫礦山外，還部署落實了一批鉛、鋅、銻、煤、銅、硫磺、錫等勘探開發項目，於是湖南礦業大興，成為晚清全國礦業之冠。清政府為了表彰廖樹蘅的功績，特賜二等商勛、加三品銜，加級授榮祿大夫。同時，湖南有色金屬礦產業的大力發展，帶動了冶煉技術的不斷進步，水口山煉鉛廠、煉鋅廠以及湖南黑鉛煉廠先後建立，湖南有色金屬產業實現了產、供、銷、煉一體化，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條由此基本形成。
宣統三年（1911）鼕，廖樹蘅退居衡田老屋，避談世事，終日吟詩作文，整理詩文舊稿。“辛亥後山居，汲汲於風教文獻，於廖氏祠右廡置龕，祀鄉賢謝英、易祓、周堪賡、陶汝鼐、廖方達、廖儼、王文清。選刊汝鼐及劉基定詩文集。”（劉宗向《民國寧鄉縣志·先民傳》）
民國十二年（1923）五月，廖樹蘅在衡田老屋辭世，無疾而終，享壽八十四歲。對於廖樹蘅之為人為事，趙爾巽《湖南巡撫趙片奏》如此評價：“心地光明，篤實沉毅，尤能淡泊明志，有古儒者風。”岑春蓂《湖南巡撫岑片奏》則雲：“任事誠懇，勞怨不辭，與人接物，一秉大公。”劉宗向《民國寧鄉縣志·先民傳》曰：“同光間，縣人恢張事功者夥矣。以樹蘅之高明強毅、實事求是，獨退然以詩鳴，老而殫心一礦，雖一雪文人無實之誚，然卒不得大任。惜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