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世界有話要說，可惜，這世上沒有幾位真正的聆聽者。於是隻好用筆說。
十七歲，我曾經試圖寫一個長篇，叫做《雛鷹奮翮》，寫一個女孩凌小虹和一個男孩任宇的故事，寫得非常投入，寫了大約有將近十萬字，寫不下去了。多年之後我重看這篇小說，真是奇怪我當時怎麼竟會有這樣的耐心，寫出這樣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凌小虹與出身於干部家庭的任宇，有一種非常純潔也非常特殊的感情。由於出身的不同，在那個特殊年代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發生誤會。小虹的父親被毆打致死後，她生活無著，被趕出自己的房子，到過去保姆住的地方蟄伏，卻遭到保姆兒子王志義的性騷擾。性格剛烈的她在反抗中殺了王志義，隻身潛逃。任宇尋找未果，痛徹心肺。後來任宇與幾個好友一起囚渡紅河，到越南參加抗美援越，遇到了一個酷似小虹的女子。寫到這裡，我不知如何往下寫了，就停了筆。這沓子片葉紙，在交通大學院裡的小伙伴中間傳來傳去。每個人見了我都會問：後來他們倆怎麼樣了？
多年之後《東方時空》總策劃、我的好友楊東平把《雛鷹奮翮》作為“文革”中的地下作品寫入了他的一本書裡。
真正的寫作其實是從大學時代開始的。
怪得很，也許因為那時是全民文學熱，學經濟的學生照樣對文學愛得一塌糊塗，並且常不自覺地用一種文學品位與標準來衡量人。大學二年級，開了一門基礎課叫做“漢語寫作”，讓大家每人寫篇作文。我寫的是杭州孤山放鶴亭，有關梅妻鶴子的故事，隻有千餘字，隻是選了一個特殊的角度。（後來此文全文發表在 《光明日報》上。）老師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寫小說？你是個潛在的作家。”
事隔不久，漢語教研組杜黎均老師找到我，向我索要一篇小說。這位杜老師“文革”前曾做過《人民文學》的編輯。我拿了一篇四千字的習作給他，事後再不敢問起。誰知這篇習作後來竟登上了《北京文學》1981年第二期新人新作欄的頭條，還配了很精美的插圖。我驚喜之餘又寫了第二個短篇《請收下這束鮮花》，作為自然來稿投給我當時喜愛的刊物《十月》。小說情節很簡單，寫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愛上了一個青年醫生，後來醫生得了絕癥，在彌留之際，小女孩冒著大雨趕去看他，那醫生卻早已不認識她了。完全寫小女孩的內心秘密，無疑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是獨特的。這篇小說後來獲得了《十月》首屆文學獎。記得發獎大會那天，《十月》當時的主編蘇予特別向大家介紹了我——獲獎作家中年輕的一位，周圍坐的都是當時的文學大家們，對我說了些鼓勵的話，令我誠惶誠恐——從此，便穿上紅舞鞋，再也脫不下來了。
80年代我的經歷充滿了戲劇性，其中之一便是與《收獲》的相遇。1983年我寫了生平個中篇《河兩岸是生命之樹》，那時，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開了一道縫，正因如此，門外的景色看起來如此新鮮。我被一種寫作的激情囓咬住，它使我整天處於一種癲狂狀態，我每天都和小說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屬於他們還是他們屬於我，寫到動情處，趴在桌上大哭一場，此小說應當是我情感投入的一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有讀者在問：“這本書在哪裡有賣？”
《河兩岸是生命之樹》是《聖經》中的一句話，全句為“河兩岸均有生命之樹，所產果實十有二種，月月結果，其葉可治萬邦之疾”。——在一個傷痕、尋根的年代引用《聖經》的話，也算是比較特別了。
在宗璞的鼓勵下，我把此小說作為自然來稿寄給了《收獲》，竟然在一周之內就得到了請我去上海改稿的電報。有趣的是當時的《收獲》編輯郭卓老師手持《收獲》為接頭暗號在車站接我，上了編輯部的木樓梯她就邊走邊喊：“接來了，是女的！”——後來她告訴我因為我的名字編輯部產生了歧義。後來就是李小林老師把我約到武康路她家裡談小說。當時小林老師對小說人物關繫的分析深深打動了我——一個無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認真的對待，固執如我，也不能不徹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見到了巴金。當時巴老從一個房間慢慢走向另一個房間，我看著他和藹的笑容，盡管內心充滿崇仰，卻說不出一句話來，甚至連一句通常的問候也說不出來——不知為什麼那時我覺得凡心裡的話表達出來就會變味兒——我的心理年齡始終缺乏一個成長期，人情事故方面基本是白紙一張。
此中篇發在了1983年第五期《收獲》的頭條，並選入了《收獲》叢書，那是我出版的本書。
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許多人為它一鞠感動之淚，許多人把自己的經歷細細地告訴我，甚至是秘密和隱私。我相信巴爾扎克那句話了：“隻有出自內心的，纔能真正進入內心。”
1985年發表《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那時常有些古怪的念頭纏繞著我——我常常驚詫於人類的甲冑或曰保護色。人類把自己包裹得那麼嚴，以致許許多多的人活了一生，並沒有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漸漸地，連本來面目也忘卻了。甲冑與人合為一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在適者生存的前提下，任何物種都要學會保護自己，或曰：學會偽裝和自欺。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為自己塗上的保護色有如魚的花紋或杜鵑的腹語術。
人要做自身的真正主人談何容易？！
然而，總有些人要反其道而行之，我筆下的女孩景煥便不願認同那條既定的軌跡，她拼命想掙脫，她想獲得常軌之外的嘗試，掙脫的結果是落入冰河。——然而上天給了她補償。就在她墮入了冰河的瞬間，她看見了弧光——那像征全部生命意義的美麗和輝煌。
人類的創造力產生於痛苦和偏差的剎那。那是另一種人生。
而大多數人則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牢牢束縛著，周而復始地在一條既定的軌跡上兜圈子，很安全，但無趣，且無意義。
智利有位學者曾說：“落後和不發達不僅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也是一種心理狀態。”這句話說得很深刻。
《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成電影《弧光》，是我生平次與電影界合作。現在想起，在當時拍這樣的電影，也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的。
打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些奇思異想：走進水果店我會想起夏娃的蘋果，想起那株掛滿了蘋果的智慧之樹，想起首先吞喫禁果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徜徉在月夜的海灘，我會想像有一個手持星形水晶的馬頭魚尾怪獸正在大海裡慢慢升起；走進博物館，我會突然感到那所有的雕像都一下子變得透明，像蠟燭一樣在一座空蕩蕩的石頭房子裡燃燒……“宇宙的豎琴彈出牛頓數字，無法理解的回旋星體把我們搞昏，由於我們欲望的想像的湖水，塞壬的歌聲纔使我們頭暈”([美]，威爾伯)。我想，早期支撐我創作的正是我對於繆斯的迷戀和這種神秘的的暈眩。
1987年寫部長篇《海火》，過了兩年纔出版。二十年後再版，瀋浩波說，這小說一點沒過時啊。可是在當時，確實是被忽略的。
我寫：“歷史，就是因照了太多人的面孔而發瘋的一面鏡子。”我寫了當時的歷史：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年輕人的生活。一個美麗的女孩，同時卻又妖冶、陰毒、險惡，一個不美的女孩，同時卻又純潔、善良、天真；然而，小說卻違反了一貫的“中國式道德判定”。“惡”由於它的真實而具有一種魅力；而善良、天真等等這些字眼卻顯得蒼白無力、令人懷疑。起碼，這些字眼是無法獨立生存的，也正因如此，美麗與不美的女孩正好構成了一個人的兩種形態：外顯與內隱，顯性行為與潛在本性——所以，在小說後的女主人公所做的夢中，兩個女孩祼身在大海中相遇，不美的女孩問：你到底是誰？美麗的女孩回答：我是你的幻影，是從你心靈鐵窗裡越獄潛逃的囚徒。
20世紀整個90年代我對寫作的熱情近於瘋狂。一口氣寫了很多的小說。
譬如很多人說看不懂的《迷幻花園》：許多年前的一個中午，兩個女孩在蘇聯專家設計的平房前聊天。一個女孩掏出三張紙牌問另一個女孩，從此她們的命運就被決定了。那三張不同顏色的紙牌分別代表生命、青春和靈魂。
這聽起來似乎十分荒誕，但卻有著一種令人心悸的真實。人生並非希臘神話裡的兩頭蛇可以向任一方向前進，有取必有舍，重要的是：你到底要什麼？
《銀盾》《黑瀑》《藍毗尼城》與《密鑰的故事》都深藏著隱喻，在本文集《迷幻花園》卷中我有詳細的講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末日的陽光》其實是個很重要的篇什，然而可能正如某個朋友所說，此篇應當二十年後再發表。它寫了一個小女孩在“文革”初期，被一種猩紅色的死亡氣息裹挾的另類故事，它的亦真亦幻太生不逢時了，但它始終是我心愛的小說之一。
寫《雙魚星座》的時候，我內心的痛苦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篇創作談裡我寫道：“……父權制強加給女性的被動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發展，……除非將來有一天，創世紀的神話被徹底推翻，女性或許會完成父權制選擇的某種顛覆。正如弗洛倫斯·南丁格爾膽大包天的預言：下一個基督也許將是一個女性。”
這篇創作談當時被一些批評家認為是中國女性主義寫作的一個宣言。《雙魚星座》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