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片小說卷
《靈與肉》普賢寺
夕 陽
隴上秋色
初 吻
邢老漢和狗的故事
靈與肉
肖爾布拉克——一個汽車司機的故事
臨街的窗
無法蘇醒 ；
中篇小說卷
《綠化樹》綠化樹
龍種
河的子孫
《浪漫的黑炮》浪漫的黑炮
土牢情話
青春期
早安！朋友
長篇小說卷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習慣死亡
《我的菩提樹》個人的命運自己很難預料，世界上每個人都面對著黑暗。
小說中國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男人的風格》
第一章 命運的彈指聲
第二章 原來這裡沒有一點羅曼蒂克
第三章 我是程硯秋
第四章 孫玉璋市長
第五章 在公園長椅上開的市委踫頭會
第六章 城市白皮書
第七章 “杯酒釋兵權”
第八章 一個城市的誕生
第九章 龍舌蘭要開花了
第十章 標準答案
第十一章 婚姻線與愛情線
第十二章 爆 炸
第十三章 他已經把巨人神仙和公主忘記了
第十四章 小說中的小說
第十五章 那是多麼美好的歲月
第十六章 “甜蜜的女人”
第十七章 市委書記圓舞曲
第十八章 伏爾龔斯卡雅公爵夫人
第十九章 香香要跳迪斯科
第二十章 風
《一億六》
散文卷
《心安即福地》
第一輯北歐隨感
“維京”的後代
金發碧眼的董仲舒
思索和表現人生的藝術
沒有被遺忘的角落
從照顧殘疾人說開去
天涯若比鄰
文學的殿堂在股票市場的樓上
“文化大革命”與北歐
“鐵騎士”、“滂克”、“自由城”
第二輯創作雜談
訪英問談
小說的公式
小說規律
我的傾訴
對生命的貪婪
我眼中的女作家李東東
追求智慧
睡前絮語
談俄羅斯文學
變形語言的審美享受
第三輯生活點滴
我應該有所表示
何為我“本命”？
對一種負疚的分析
消遣的方式
大話狗兒
排洩與喧囂
玉緣
作家出遊
夜歌
羊雜碎
丫頭?婆姨
我與《朔方》
美麗的眼睛
心安即福地
第四輯尋“根”情懷
野鳥原音
發瘋的鋼琴
悼“外公”
老照片
故鄉行
父子篇
隨風而去《美麗》第一輯 文人參政
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
我的態度
“三個代表”拓展了中國的未來
參政議政應有一定的前瞻性
加強地方人大、政協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公務員法”中應增添家庭財產及收入定期申報條款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員工）工資應受法律懲罰
建設文化大國
中國文化產業概談
西部吸引人纔應有新思路新辦法
莫讓孔雀東南飛
發展職業教育，樹立多途徑成纔觀念
關於籌建“文革”博物館的提案
“不可說”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應該是有傳承性的、兼容並蓄包羅萬像的繫統
第二輯 文人經商
“文人下海”
寧夏有個鎮北堡
出賣“荒涼”
西部企業管理秘笈
“全盤推出，閃亮登場”
關於文化產業及寧夏旅遊的彙報提綱
第三輯 “文革”回想
今日再說《大風歌》
美 麗
第四輯 文人觀點
也談“小人”
參與、逃避和超越
中國土著的廉政觀
透視中國人的英雄觀
雨?天話語
國際接軌第一功
《小說中國》
第一章 統治者的寶典
第二章 “紅地毯”
第三章 “改造”共產黨
第四章 國民素質“樂觀”錄
第五章 呼喚“精神貴族”
第六章 “實事求是派”
第七章 干部素質憂思錄
第八章 給資本主義“平反”
第九章 重建個人所有制
第十章 在世紀末展望中國未來
《小說中國》

短片小說卷
《靈與肉》
羅和很多善男信女坐在普賢寺前的一級級臺階上。過往行人還以為他們是一群遊客在那裡憩息。天天總是這一群人，天天總是默默地坐著，早晨來，傍晚散，像上班一樣，於是就有好事者打聽，漸漸市民們纔知道，原來是一群佛教徒在請願。普賢寺前有一個公共汽車站，站名就叫“普賢寺”，先是上下車的乘客圍觀片刻，後來閑散的人越聚越多，圍在周圍像看耍把戲，本來很幽靜的普賢寺一下子熱鬧起來。可是時間長了，觀眾見這群人既不舉標語牌，又不喊口號，連傳單也不發一張，隻是靜靜地坐在臺階上，渴了喝水，餓了喫飯，有尿撒尿，有屎拉屎（自行車棚旁邊有個收費的公共廁所，一個老太婆管看車子帶打掃廁所，很干淨的），和別人沒有兩樣，請願人堆裡又沒有一個美女俊男，全是老頭老太婆，興趣也就淡了。
普賢寺其實已經不是一座寺廟，大門上雖然高懸著斑駁的牌匾，上有乾隆皇帝的御筆——“普賢寺”三個字，裡面卻是響當當的政府機關，門外兩邊的紅柱上掛著幾塊白底黑字的機關標牌。原先解放軍圍城的時候，和尚就跑光了，大雄寶殿和配殿裡所有的菩薩及楹聯，全被駐在寺裡的一連國民黨兵搬下來烤了火。那個連長後來被俘，後來又勞改了十幾年，被整得死去活來，後來又在離普賢寺不遠的市郊農村當農民，娶妻生子。前不久，那個村子忽然被劃成“高新技術開發區”，村民們一下子因地致富，燒菩薩的連長有了錢，據說也皈依了佛教。大千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的。
普賢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隋朝。建了毀，毀了建，斷斷續續到民國，一直是本市一處名勝，騷人墨客吟哦的對像。解放軍進城後，廟裡既然沒有了和尚，新政權就住進來了。四十年來，換過不同的機關，有幾年是財政局，有幾年是民政局，甚至氣像局都在裡面辦過公。到“文化大革命”，這裡還曾是造反派的司令部，鬧出了一場全國有名的武鬥，很轟轟烈烈過一番的。以後政府機構增多，又擠進來好幾個單位，譬如新成立的環保局、物價局什麼的。可是，那些單位的頭頭，包括造反派司令，都沒想到把大門上方那塊“普賢寺”的牌匾摘掉。這樣，市民仍然把這塊地方叫做“普賢寺”。政府開始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後，佛教協會就要求重修普賢寺。佛教協會簡稱“佛協”，影響很大的，也有錢，比靠政府撥款維持的什麼“作協”、“科協”富得多。自地方到全國的政協會議，還不斷提出提案，從文化、歷史、旅遊、宗教政策、海內外影響各個方面，支持“佛協”的要求，呼聲很高，但住在裡面的所有單位都不願意搬出去。奇怪的是這個地方的“氣場”好，氣功在機關干部中普及以後，在這裡辦公的干部都覺得一來上班就“得氣”。工間休息時，大院中間兩棵宋代的古柏周圍就圍滿了人，男男女女都作“騎馬蹲襠式”，伸出兩掌朝著古柏發功，如同電影《少林寺》中的一個場景，很壯觀的。收了功，干部們再接著辦公仿佛就精神煥發了。市政府也不同意把這所院子交給“佛協”，市裡財政緊張得要命，發工資都勉為其難，要搬遷四個局級機關談何容易！也正因為這個城市的財政一向沒有好過，所以大院裡從沒蓋新房，還是寺廟的建築格局，干部們都擠在廟裡辦公，大雄寶殿被隔成幾間，做幾個局長的辦公室，因此，干部們常開玩笑地把上班不叫上班，說是“去當和尚”。
既然建築格局沒有變化，要改成寺廟，把干部換成菩薩就行了，“佛協”就有了充足理由，再加上有官方的人在幕後支持，所以更振振有詞。市政府和“佛協”雙方僵持了好幾年，終於發生了今天佛教徒們來靜坐請願的事情。
普賢寺，確切地說是幾個機關的門口，忽然來了一群人坐著不走，剛開始，干部們還很厭煩，可是這些人很和氣的，人堆中間還有意留出一條通道，並不妨礙人進進出出，臨走時把門前打掃得比裡面的院子還干淨，地上連瓜子皮都沒有，干部們也就和請願者相安無事了。其實，有幾個請願者是就在這裡上班的干部家的老人，他們和兒女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有一位老人的兒子還是環保局的辦公室主任，門口的請願者能喝到茶水，用滾燙的開水泡方便面，就靠這層關繫。日子長了，兩邊的人都熟悉了，即使在別處見了面也打招呼的。
羅是“佛協”的侯先生叫來請願的。侯先生是羅的接引人，侯先生說羅有宿根，一看就知道羅的本質淳厚。羅雖然在大學裡學的是化學同位素專業，可是一輩子不能學有所用，是化工局的一個“萬金油”干部，後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卻也給他評了個工程師職稱，剛評上工程師，組織上又說他年齡到了，就叫他退休。退休以後，一個人待在家裡無事可干，也學別的老人天天到公園打太極拳。侯先生先是在公園給人教太極拳，氣功流行了又教氣功。羅學太極拳很認真，學氣功也很專注，差點走火入魔，整天好像有頂帽子箍在腦袋瓜上。侯先生說是因為他太執著了。做什麼事都要“破執”，太執著了反而不好，就不讓他再練功，引導他學佛。從太極拳到氣功再到信佛，是隨著政策一步步開放的程度，走體育（太極拳）——科學（氣功）——宗教（佛教）的路子的。中國的事情全是按這樣的邏輯發展的，可惜沒人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這種現像，其實這裡面的學問很大。侯先生為了幫助他“破執”，治他腦袋瓜發悶的毛病，先教他誦《心經》。那冊《心經》有白話文解釋。羅拿回去正襟危坐地在燈下翻開，讀著讀著便潸然淚下了。
羅覺得讀了《心經》，別的經論似乎都不用讀了。“五蘊皆空”四個字，像是給他的當頭棒喝，一棍子把他打醒了。他的流淚，並非由於得道的欣喜，卻是因為一個“空”字，使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想想自己一輩子，組織上叫他干什麼他就干什麼，別人叫他干什麼他就干什麼，說他渾渾噩噩也好，說他忠誠老實也好，反正他就是這麼過了六十多年的。讀了《心經》，他第一個感覺就是自己的肉身原來真正是一副臭皮囊，不僅皮囊裡面空空的，一輩子也是空空的，根本沒有干過什麼事情，碌碌無為，年華虛度。解經的白話文引用《圓覺經》上的話說，“一切世界設滿中水，水上有板，而板有孔。有一盲龜，於百歲中，乃一舉頭，欲值於孔，斯亦甚難，求索人身，甚難甚難！”是的，求得做個“人”，而不做羊、不做牛、不做馬，竟如此之難，那麼自己有了一副“人”的好身坯，又干了些什麼呢？
他向侯先生請教，侯先生贊他問得好。這正是他有宿根的緣故呀，前輩子沒有作過孽，所以今生從未“貪、嗔、痴、慢、疑”過，他纔是一個真正有福的人啊。什麼是“福”呢？“平安即福”是也！於是，他也覺得自己雖然沒有什麼成就，比起他人來卻也沒有受過大罪。在機關工作了幾十年，親眼看到被拉去批判鬥爭，勞改勞教，妻離子散的人，掰著指頭也數不清楚，自己居然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都莫名其妙地從邊緣滑了過去，不是福是什麼？從此他更加感謝上蒼，謹小慎微了。心一平，氣一和，即使還算不上什麼“開悟”，腦袋瓜子裡的氣果然化解了，清醒了許多。所以，有一天侯先生跟他說，佛的法力無邊，但要學法還要有個道場，有了道場，纔可以度更多的人脫離苦海，普賢寺本來就是座廟，千百年來都是供佛禮僧的地方，後來被機關占用了，要機關撤出去，政府還拖著不辦，咱們隻好到廟前坐著，催政府趕緊落實政協的提案。侯先生現在是市“佛協”的理事，羅總是很聽領導的話的，於是也就來了。
頭兩天羅還有點不好意思，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亮相，被眾人指指點點地議論，臉上不由自主地發燒，來是來了，卻總是把頭埋在膝蓋中間。不久，看見別的老人都理直氣壯的，意氣風發的，任憑別人怎麼說，全都巋然不動，信淨土宗的數著念珠默誦佛號，旁若無人；信禪宗的老頭老太，平時在家也很寂寞，現在有機會聚在一起，一個個談笑風生，很有意思的。尤其是環保局辦公室主任的老爸，提著水壺不斷地跑進跑出，到散場時，又抱出一大捆掃帚分給大家，別的請願的人都坐在地上，唯獨他端個板凳，蹺著二郎腿高高地坐在大門口，傲然四盼，很神氣的，不由得令他暗暗羨慕。看，人家是怎麼活的！後來，來看稀奇的觀眾也沒有了，他也就更輕松了，完全融入請願者之中。
普賢寺前一溜長得很粗大的槐樹，這時正槐花盛開，一片雪白，花影浮動，暗香四溢。他和梅就是在這時候認識的。梅，人家叫她梅老太。當他漸漸抬起頭後，纔發覺他前面的臺階上坐著這麼一個老婦人。一次，他泡方便面的搪瓷缸子滾了下去，剛好滾到梅老太身邊，梅老太回頭朝他一笑，替他拾起來，還用一塊細白的手巾仔仔細細擦干淨，纔交到他手上。他慌得連“謝謝”兩字也忘了說。說來慚愧，這一輩子好像也沒人這麼關心過他，替他擦餐具。梅見他老帶方便面來，頓頓泡方便面喫，便勸他說方便面不可多喫，那裡面有化學成分的東西，喫多了會致癌的。他就是學化學的，知道有的物質會致癌，有的不會致癌，不是所有的添加劑都致癌的，但他也覺得梅的話對，馬上對方便面產生了反感。可是除了方便面，又沒人給他做別的食物帶來，隻好換成買餅干。梅又說餅干太干了，總喫餅干沒營養的，於是把她帶來的馍馍請他喫，還有自己家腌的小咸菜。羅嘗了小咸菜，味道果然好極了，咸淡適中，略帶甜味，還有一股清香。羅連聲贊好。梅很高興，笑著說以後你就別帶喫的了吧，喫我的好了。
；
中篇小說卷
《綠化樹》
大車艱難地翻過嘎嘎作響的拱形木橋，就到了我們前來就業的農場了。
木橋下是一條鼕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壩兩旁挺立著枯黃的冰草，紋絲不動，有幾隻被大車驚起的蜥蜴在草叢中簌簌地亂爬。木橋簡陋不堪，橋面鋪的黃土，已經被來往的車輛碾成了細細的粉末。黃土下，作為襯底的蘆葦把子，齜出的兩端參差不齊，幾乎耷拉到結著一層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來橋面要比實際的寬度寬得多。然而，車把式仍不下車，盡管三匹馬呼哧呼哧地東倒西歪，翻著乞憐的白眼，粗大的鼻孔裡噴出一團團混濁的白氣，他還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車轅上，用磕膝彎緊夾著車底盤，熟練地、穩穩當當地把車趕過陷阱似的橋面。
牲口並不比我強壯。我已經瘦得夠瞧的了，一米七八的個子，隻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說是皮包骨頭。勞改隊的醫生在我走下磅秤時咂咂嘴，這樣誇獎我：“不錯！你還是活過來了。”他認為我能夠活下來簡直是個奇跡，他有權分享我的驕傲。可是這幾匹牲口卻沒人關心它們。瘦骨嶙峋的大腦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窩。它們使勁時，從咧著的嘴裡都可以看到被磨損得殘缺不全的黃色牙齒。有一匹棗紅馬的嘴唇還被籠頭勒出了裂口，一縷鮮紅的血從傷口涔涔流下，滴在車路的沿途，在一片黃色的塵土上分外顯眼。
但車把式還是端坐在車轅上，用一種冷漠而略帶郁悒的目光望著看不見盡頭的遠方。有時，機械地晃動一下手中的鞭子。他每晃動一下，那幾匹瘦馬就要緊張地抖動抖動耳朵。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棗紅馬更為神經質，盡管車把式並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車把式的冷漠和無動於衷：你餓嗎？餓著哩！餓死了沒有？嗯，那還沒有。沒有，好，那你就得干活！饑餓，遠遠比他手中的鞭子厲害，早已把憐憫與同情從人們心中驅趕得一干二淨。
可是，我終於忍不住了，一邊瞧著幾匹比我還瘦的牲口，一邊用饑荒年代的人能表現出來的最大的和善語氣問他：
“海師傅，場部還遠麼？”
他分明聽見了，卻不答理我，甚至臉上連一點輕蔑的表情也沒有，而這又表示了最大的輕蔑。他穿著半新的黑布棉褲褂，衣裳的袢紐很密，大約有十幾個，從上到下齊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紀歐洲貴族服裝上的胸飾。雖然拉著他的不過是三匹可憐的瘦馬，但他還是有一種雄豪的、威武的神氣。
我當然自慚形穢了。輕蔑，我也忍受慣了，已經感覺不到人對我的輕蔑了。我仍然興致勃勃。今天，是我出勞改隊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說法是，我已經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了。沒有什麼能使我掃興的！

確切地說，這隻是到了我們前來就業的農場的地界，離有人煙的居民點還遠得很。至少現在極目望去還看不見一幢房子。這個農場和勞改農場僅有一渠之隔，但馬車從早晨九點鐘出發，纔走到這裡。看看南邊的太陽，時光大概已經過中午了吧。這裡的田地和渠那邊一樣，這裡的天更和渠那邊相同，然而那條渠卻是自由與不自由的界限。
車路兩邊是稻田。稻茬子留得很高。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鈍口的鐮刀收割的。難道農場的工人也和我們一樣懶，連鐮刀也不磨利點？不過我遺憾的不是這個，遺憾的是路兩邊沒有玉米田。如果是玉米田，說不定田裡還能找出幾個丟失下來的小玉米。
遺憾！這裡沒有玉米田。
太陽暖融融的。西山腳下又像往日好天氣時一樣，升騰起一片霧靄，把鋸齒形的山巒塗抹上異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沒有雲，藍色的穹窿覆蓋著一望無際的田野。而天的藍色又極有層次，從頭頂開始，逐漸淡下來，淡下來，到天邊與地平線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煙。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黃得耀眼。這時，我身上酥酥地癢起來了。虱子感覺到了熱氣，開始從衣縫裡歡快地爬出來。虱子在不咬人的時候，倒不失為一種可愛的動物，它使我不感到那麼孤獨與貧窮——還有種活生生的東西在撫摸我！我身上還養著點什麼！
大車在丁字路口拐了彎，走上另一條南北向的布滿車轍的土路。我這纔發現其他幾個人並不像我一樣獃獃地跟著大車，都不見了。回頭望去，他們在水稻田後面的一檔田裡低著頭尋找什麼，那模樣仿佛在苦苦地默記一篇難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視眼總使我的行動非常遲緩。他們一定發現了可以喫的東西。
我分開枯敗的蘆葦，越過一條渠，一條溝，盡我最大的力氣急走過去時，“營業部主任”正拿著一個黃蘿卜，一面用隨身帶的小刀刮著泥，一面斜睨著我，自滿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靈啊——”
“祖宗有靈”是勞改農場裡遇到好運道時的慣用語。譬如，打的一份飯裡有一塊沒有溶化的面疙瘩；領的稗子面馍馍比別人的稍大；分配到一個比較輕松而又能撈點野食的工作；或是踫著醫生的情緒好，開了一張全休或半休的假條……人們都會搖頭晃腦地哼唧：“祖宗有靈啊——”這個“啊”字必須拖得很長，帶有無盡的韻味，類似俄國人的“烏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黃蘿卜不小！這家伙總交好運道。“營業部主任”也是“右派”，但聽他訴說自己的案情，我卻覺得他不應屬於“右派”之列，似乎應歸於“腐化分子”或“蛻化變質分子”一類纔恰當。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裡說是百貨公司為了完成“反右”任務，把他拿來湊數的。當在“生活檢討會”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現代的稗官野史上掛了名的人，父親又是開過工廠的資本家時，會後曾悄悄地帶著羨慕的口氣對我說：
“像你，纔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右派’哩！浪過世面，喫過香的喝過辣的！像我，從小要飯，後來當了兵，他媽的也成了‘資產階級右派’！熊！哪怕讓我過一天資產階級的日子，再叫我當‘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並沒有從此對我態度好一點，相反，還時時刻刻帶著一種刻骨的嫉恨嘲諷我，以示他畢竟有個什麼地方比我優越。他年齡比我大得多，比我更為衰弱，一臉稀疏肮髒的黃胡須，鼻孔常常掛著兩條清鼻涕。他不敢跟我鬥力，卻把他的外援和好運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饞涎。他知道這纔是最有效的折磨。我對他也有一種直覺的反感，老想擺脫他卻擺脫不了。因為都是“右派”，分組總分在一起。這次釋放出來，他也由於家在城市，被開除了公職，又和我一同分到這個農場就業。
這是一塊黃蘿卜田。和青蘿卜田不一樣，黃蘿卜田裡是沒有畦垅的，播種時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滿田都是。撒得密的地方黃蘿卜長得細小，挖掘的時候難免有遺漏下的。但這塊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凍得梆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頭摳了許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沒找到一個。
“營業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樣把蘿卜嚼得嘎巴嘎巴響，有意把蘿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響亮的聲音渲染得淋漓盡致。
“這蘿卜好！還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時，這樣贊揚。
這種蘿卜隻有在田被凍得裂了口的裂縫中纔能摳得出來。我是有經驗的。我又順著裂縫細細地尋找了一遍，還是沒有找到。那必須是裂縫中恰恰有個黃蘿卜，也就是說恰恰有個遺漏下的蘿卜長在裂縫中，可想而知，這樣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營業部主任”的好運道就表現在這裡！
然而我今天卻毫不氣惱。我站直腰，寬懷大度地帶著勉強的微笑從他面前走過去，斜斜地抄條近路去追趕那輛裝著我們行李的大車。

《浪漫的黑炮》
有人以為寫小說很困難，以為這種腦力勞動一定有什麼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訣竅，或是絕對地需要天纔，需要靈氣，需要超於常人的想像力。其實不然。生活中隨時隨地都是故事，幾乎能俯拾即得。你看看，這條大馬路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走著的芸芸眾生，有的悠閑自在，有的興致勃勃，有的東張西望，有的目不斜視地埋頭趕路，有的成雙成對地勾肩搭背、旁若無人地溜達……還不說那些騎自行車的、坐在電車上的、站在公共汽車上的和靠在小轎車舒適的沙發上的許許多多人了。你隻要盯住這成千上萬人中的任何一個，如果你有一股鑽勁，有一股韌性，有一副不刨到根、不盯到底絕不罷休的執拗脾氣，那麼，你一定會從這個人身上得到一個甚至若干個有趣的故事。你把他的事和圍繞他展開的事原原本本地照實記錄下來，就是小說了。
困難的是，你要學會鑽到這個人心裡去的本領，就像孫悟空能鑽到鐵扇公主的肚皮裡去一樣。鐵扇公主心裡的念頭一動，孫悟空馬上就能知道，不上她的當。當然，寫小說的人和被描寫的人之間不存在什麼上當不上當的問題，但道理卻有相同之處。一則是，沒有心理描寫，你的文章就不叫小說，而是新聞報道了；並且，寫人物的行為卻不寫行為的動機，有時會使讀者莫名其妙。你把人物那最隱秘的心理，那一霎間的閃念寫出來，纔會使你的小說較為生動，較有情趣。二則，你要是鑽到他或她的肚皮裡去，你就會發現，那裡面隱藏的東西要比他或她外表表現出來的東西豐富得多，有趣得多。老實說，故事多半是從那裡開始的，而不是從你眼睛能看到的表情行為上開始的。
比如說吧……好！我們就從那家電影院門口的青年男女中找出一對做例子。你看，那人群裡穿著打扮得最時髦的一男一女，親親熱熱的，看樣子還沒有結婚。現在，他們出了電影院，女的主動地挽起男青年的胳膊，把全身重量的一半靠在他的身上，朝旁邊的水果店走去。他們的面孔也像那水果店裡的蘋果，成熟的幸福全部洋溢到外表上來了。但是，且慢，如果我們鑽到他們心裡去，你就會發現：那女的痴痴獃獃地什麼都沒有想，隻一個勁兒地沉浸在毫無邏輯的快感裡；而那男的卻一門心思地想著剛剛看的那部電影中的女演員。他心裡說：“假使靠在我身上的不是她，而是她，那該多麼好！”對他身邊這位傻姑娘的親昵，他已經感到有點不舒服了。
這還是看得見的一對。現在我們再把目光轉到別處去。好，我們就在公共汽車裡來找吧。幸好這趟車不擠，人人都有座位。你看，坐在左邊位置上的那個男人，和坐在右邊位置上的那個女人，年紀都有三十多歲。他們隔著通道分開坐著，顯然並不認識。女的打扮得很樸素大方，像個機關干部，面龐清秀，有一對頗能傳情的大眼睛，但眉間有幾絲不易覺察的細紋，看來她的婚姻遭遇過不幸。那男的一看就知道是個教員或技術人員，外表斯斯文文，是個性格內向的人。他們倆在汽車的搖來晃去中不時地相互瞥那麼一眼，每一瞥不超過一秒鐘。好，讓我們這時鑽到他們心裡去吧。原來，他們兩人此刻都非常渴望認識對方；他們兩人在不時的一瞥中，從外表表現出的內在氣質上，都發現了他是她以及她是他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人。他們之間有種無形無影的生物電的磁場，有一種歌德稱之為“親和力”的東西，有一種心靈的感應，使他們彼此都覺得他們能非常和諧、非常親密地在一起生活一輩子。“是的，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暗暗地企盼的僅僅是一件事——幸福的艷遇。”流亡巴黎的俄國作家、後來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伊凡?阿歷克謝耶維奇?蒲寧，就寫過許多在路上、在餐館裡、在輪船上偶然相識，而演出了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的短篇小說，如《中暑》、《三個盧布》、《在巴黎》等等。上面那句話就摘自《在巴黎》這篇絕妙的小說。然而，這可憐的一對卻沒有能繼續演下去，公共汽車在一個站上停下了，女的站起來，用一種很堅定的步子，絕沒有一絲顧盼地走下汽車。其實她這種堅定正掩飾著內心深沉的惆悵與惋惜。正如蒲寧寫的：“可結果呢，卻空等了一場……”而他和她的面容，將長久地印在她和他的腦海裡。
你看，這有趣沒有趣？
好，現在我們再把目光投向那些坐在小轎車裡的人物。就說這輛從我們身邊飛馳過去的“豐田”吧。那後面的沙發上坐的是一位省級干部，身軀微胖，四方臉盤，眉宇之間都顯出一派“漢官威儀”。他要去參加一次重要的會議，討論重新劃分幾個專署的行政區。如果我們鑽到他心裡去，你就會發現他這時的心思並不在那個什麼會上，而是在想一個古老的笑話。這個笑話是這樣的：過去有兩個毗鄰的縣官，為了劃分自己的管轄範圍，約定好第二天早晨從自己的衙門開始，不坐轎，不騎馬，徒步相對而行，他們在哪裡踫到，哪裡便是他們的縣界。一個縣官天沒亮就爬起來跑，另一個縣官直睡到日上三竿纔醒來，等他穿好衣裳急急忙忙出了衙門，正好在縣城門口迎面踫上那個趕夜路的縣官。於是，這個睡懶覺的縣官的權力隻能到他的城門口為止，城關以外的大片土地、眾多百姓都由那個縣官統治了。這位領導干部在想：用這種辦法來解決行政區域的劃分倒不錯，省得曠日持久地在會上爭爭吵吵。他雖然是那個會議的主持人，卻對那個會厭煩了。
我們再看另一輛小轎車，就是那輛黑色的“伏爾加”。坐在裡面的是一位外貿部門的高級干部。他從這個城市一家最大的飯店出來。那家飯店是一般人有錢也不能問津的。他剛宴請完幾位外商。喫的菜，喝的酒，席面的規格和服務的質量，我們用“高級”兩個字來概括就行了。可是你要鑽到他的肚皮裡去，你就會知道，他表面上雖在剔牙，仿佛陶醉在酒足飯飽裡，但心裡想的既不是昨天簽訂的那項合同，又不是剛喫的那桌酒菜，卻是他媽媽在他上中學時每個星期天給他烙的鍋盔。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初，縣城的中學沒有食堂，住校的農村學生每星期要往學校帶一包袱干糧，在六天當中頓頓就著白開水喫。他在想，要是時光能夠倒轉，讓生活重新開始一次多麼好啊！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就成了未卜先知的人了，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錯誤，抓住許多別人不能發現的時機，到他這個年紀，至少當上黨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假如你有興趣，我們不妨實驗一下。你就在這條大街上隨便挑選一個人，不要挑我們剛剛看見的紅男綠女，也不要選那些坐在小轎車裡的人物，因為實驗必須用最一般的材料來進行，所以你最好挑一個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人來，讓我們盯住他，試試看能不能隨著他的行蹤寫出一篇有趣的小說。

長篇小說卷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也許我過去見到過她而沒有留意，也許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她。總之，這一次，她卻給我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印像。

兩個月前，我從大組被抽調出來，去管水稻田。在勞改隊裡，我是大組長，調到田管組，我仍然是田管組組長。調我出來的王隊長，一個本地干部，農民出身的小老頭，吸著自卷的喇叭筒對我說：“調你出來當組長，是領導對你的信任。熊！那十二個人可難管！人人都能干，人人都一身毛病。你婊子兒要能把那十二個家伙管好，出去就能當管千兒八百人的廠長了。”
當時，他蹲在高高的鬥渠壩上，我剛從灌滿一農渠水的渠口中上來，光著腳站在他面前。他似乎還想說什麼，然而終於沒有說，隻是一門心思地吸煙。布滿皺褶的干瘦的小臉上，顯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當然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但是知道這是任何一個勞改干部在單獨對某一個勞改犯人布置特殊任務時，都必須顯露的神情。沉思的神情表示著嚴肅，而嚴肅又表示了他與你之間那不可逾越的界線。這種神情還表示了他的布置是慎重的、是經過反復掂量的，甚至是翻著你的檔案材料由更高一層的集體討論所決定的，同時，也說明了這個任務的重要。文化程度不高的、不善於言辭的干部，常常用沉默來引起你對他隻言片語的重視。默默無言，倒會使你意識到：從此，由於這種“信任”，你肩上的擔子就更重了。並且，又由於這不僅僅是對你的一般性改造，而是加倍的改造，所以往往能使你獲得立功受獎以至提前釋放的機會。因而，這又往往是你一生命運的關鍵。
他裝模作樣的沉默中藏有他所能表示的善意，我理解。
他蹲在渠壩上面吸煙，我站在渠壩下面交替地捯著腳，用腳底板搓著光光的腳背。水稻剛播下地的時候，蚊子還沒有出世，但成群的“小咬”集結成團，一擁而上，會叮得人心煩意躁。這種比一粒沙塵還微小的飛蟲，能鑽到人的耳朵裡、眼皮裡、脖頸裡、腋窩裡、頭發根裡、褲襠裡……簡直是無孔不入。讓它叮一下，皮膚上即刻就會腫起一個比它大幾百倍的包。我一面搓著腳，一面揮著臂，手舞足蹈地仰面看著這位隊長。
然而他還不說話。他穿著線襪，戴著帽子，手裡又拿著煙，他有一整套防備“小咬”的設施，因此他並不著急走。大隊已經走得很遠了。高高的鬥渠壩的盡頭，就是那渠水拐彎的地方，幾株粗大的柳樹下面，金色的夕陽映照著他們黑色的囚服。他們列著隊，扛著鍬，甩著手臂。看著他們遠去的背影，頗覺得他們精神抖擻得可愛。在渠水拐彎的那裡，正經過有姑娘媳婦的村莊。當然，對他們的親切感，主要還是因為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這個世界上，我是屬於勞改隊的，而不是屬於其他什麼地方。況且，那邊還隱隱約約傳來如此熟悉的歌聲，和著渠水潺潺的節拍在剛播下種的田野上蕩漾：

……
改造，改造，改那麼個造呀！
晚上回來，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盡管我被“小咬”叮著，也不由得展開一絲調皮的、會意的微笑。這是我們犯人自編的“勞改隊隊歌”的最後一句。“勞改隊隊歌”以詼諧的西北俚語敘述了勞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輕松滑稽的“寧夏道情”的調子譜成曲，主旋律表現出了鐵絲網裡的樂觀。“改造，改造，改那麼個造！”用本地口音唱出來，極像正在推廣的普通話“倒灶，倒灶，倒那麼個灶”。而“晚上回來一大瓢”，那是多麼噴香誘人的一大瓢啊！蔥花撒得很多，大米面條是稠稠的。“呱唧”、“呱唧”、“呱唧”……炊事員不停地奮力揮動著粗壯的手臂，俯在熱氣騰騰的大桶上，以機械式的迅捷和準確，用海碗那麼大的短柄鐵瓢，一大瓢一大瓢地把“米面調和”打到勞改犯人的飯盆裡。這“米面調和”裡還灑有炊事員的汗珠，因而那機械式的音響——“呱唧呱唧”和機械式的動作，都實實在在地洋溢著人情味。
我想趕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趕快回到號子裡去，趕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號子裡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喫飯聲，是多麼美妙啊！
但是，王隊長不發話，我便不能走。這是勞改隊裡的規矩。我是熟知全套規矩的，因為我已經勞改了兩次了。正因為我勞改了兩次，是“二進宮”，正因為我熟知全套規矩，所以我纔能榮幸地一被押進勞改隊即當上管四個組、六十四個犯人的大組長。今非昔比，這次勞改比上次勞改可風光多了。勞改隊裡奉守的是完全不同於外部世界的那一套觀念和價值標準。這說來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問題的人是被歧視的，不能重用的，道德敗壞的人倒常常當作“人民內部矛盾”看待，認為是生活作風上犯了錯誤，是“小節”，被列為團結和教育的對像。在勞改隊，政治犯卻幾乎都能得到勞改干部的信任，雖然這種信任隻表現在極為狹窄的方面，但畢竟與他們對刑事犯的態度不同。並且，勞改隊裡還能夠做到“人盡其纔”，誰能干什麼，就把誰安排在能發揮他專長的地方。勞改隊本身就是個獨立王國，農、工、商百業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勞動種類。有一個在外面成天打掃廁所的醫生，進了勞改隊倒當上了內科主治大夫。啊，在這個混亂的年代裡，勞改隊是天堂！

《我的菩提樹》
我不知道為什麼從這天開始記日記。這一天，在“改造”我的農場裡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從我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投入這個勞改農場以來，到今天已經過了七百多天。我已經完全習慣了這裡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來從小到大都過著這樣的生活似的。鋒利的刀已將我攔腰斬斷，又把我有意識的這一部分拋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裡和我是不是曾經完整過。當狠狠地砸在地上時，唯獨疼痛的感覺是真實的，但疼痛了七百多天後人就麻木了，我不再感到疼痛而隻感到饑餓。
如果沒有這本薄薄的日記本，我就會懷疑那一段生活是否真實。人，其實是健忘的。不管是快樂或者痛苦，人總是面對此時此刻。但世界和人的現在是過去的結果，未來的世界和人又是現在的結果；歷史和人的生命都不會白白地、毫無痕跡地消失。
然而，現在有許多人仍然不僅不敢面對現實，而且不敢面對過去，我就覺得應該將這本真實的日記公之於世，並且要詳加注釋了。
且說這天晚上我翻開剛剛從小賣部買來的日記本，想在上面寫點什麼的時候，我最感興趣的不過是我手中的這支鋼筆。為什麼要記日記？也許就是因為我還擁有這支鋼筆。鋼筆這類東西，在勞改農場是換不出去的。即使是一小撮旱煙，一小塊餅子，也沒有人願意拿出來換它。在勞改農場，一樣東西的交換價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於生存，與生存毫無關繫的東西便毫無價值。除了鋼筆，其餘多少有利於生存的東西，我已經換了食物喫掉了。這時對我來說，能夠保存一具純粹生理意義上的“活”的軀體，纔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樣光著身子也能“活”，我會把褲衩都脫下來換了喫掉。
這是支外國名牌鋼筆，在一堆破破爛爛的東西中閃閃發光。我握著它，它仿佛本身就有著溫度。這溫度暖人心肺。它提醒我，我還曾經生活在另外一種世界。有時，那個世界也會在我腦海中出現，但是顯得極為虛無縹緲，並且徒然引起我莫名的憂郁。而鋼筆卻指點我還能利用在那個世界中獲得的一種技能在這個世界做些什麼。在一切求生的辦法都用盡了之後，它就對我發出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引誘。
這支閃亮的鋼筆與周圍的現實是那麼不協調，但它卻是我與另一個世界的唯一的物質聯繫。它閃亮的光也許是我的一線希望？
這本日記是我利用鋼筆作為一種求生的手段在空隙中間記的。而記日記的時候我首先想的並不是今天發生了什麼事和我今天有什麼想法值得記下來，卻是我在日記本上千萬不能記下哪些事和哪些想法。我們當時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不允許任何人有個人隱私。任何人的任何隱私都要向黨“交代”出來，包括個人的日記在內。領導根據人們交代出來的隱私的隱秘程度，來測定每個人對黨忠誠的程度。領導認為隻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隱私都交代出來的人纔是最忠誠的。有的人為了表示自己極端忠誠，絕對忠誠，甚至虛構出許多自己原來並沒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而恰恰是這樣一些人最終受到處罰，被投入勞動改造。在眾多的“思想犯”中，因為主動交出的日記上有某些字句被領導發現問題的人，占很大比例。
於是，經驗使人們學會了虛偽。隨著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不斷地卷入更多的人，這種經驗便普遍化了，以致虛偽幾乎成了中國人的共同習慣。這種習慣不僅貫穿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影響了當時和後來整個中國的道德文化和文學藝術。
書寫出的文字既然會使自己的“反動思想”暴露，當然也能用來粉飾自己。經驗又教會了人們怎樣利用各種各樣的書面文字向領導或他人婉轉地傳遞某種有利於自己的信息，這是虛偽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日記，則可成為不是為自己而寫卻是為向別人宣傳自己而寫的宣傳品。在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們經常可以看到烈士們和活著的英雄們的日記，這些日記中充滿著他們的“崇高精神”和“先進思想”，而被領導指定為人們必讀的學習材料。從表面上看，寫日記的人似乎是獨自一人面對自己的心靈坦率地記錄個人的心跡，實際上卻是早就準備著向讀者娓娓而談。
我並不想成為烈士或英雄，但也不想因為日記而受到更大的磨難。我隻是為了寫而寫。既然要寫，則既要處處防備這本日記將會落入他人之手，又要預先想到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後自己怎樣解釋，如何為它“負責”。這樣，這本日記當然隻能記得像一本流水賬。後來，果不出我所料，這本日記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就被我就業的農場的領導人所沒收。他們仔細地檢查後也沒有發現什麼問題，這本日記並沒有成為當時處罰我的又一個證據，纔使我和我的日記一起留在這個世界上。
現在，這本像流水賬一樣的日記的確增加了我注釋的難度。北魏時代注《水經》，花了多年時間跋山涉水，探微究疑，考異辨難，最後纔寫成了著名的《水經注》。但在記憶中扒掘並不比考證大量的典籍容易。那一段生活又如夢、如霧一般地模糊。我要忠實地再現當時的現實，不但需要心靈和此時此刻的現實分離，以便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往事裡，而且要再一次地受到往事的折磨。在注釋一份歷史文件時居然在心、身兩方面都會受到摧殘，是任何注釋家不會遇到的。然而我仍然慶幸我那時沒有把日記記得更為詳細些。因為，如果我在這本日記裡再多吐露一個字，我現在便不會安然地在這裡注釋它，這本日記也就歸入了死刑犯的檔案而被銷毀了。
事實上，一九七〇年這本日記被沒收後，檢查者已經在上面畫下了質疑的記號，隻是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沒有質問我。畫記號的地方，我也如實標出。不過僅有兩處，可見得我這本日記寫得多麼“干淨”。
一九八〇年，我平反後，這本日記和其他檔案一起退還給我。其他檔案——表格、自我檢查、別人對我的檢舉揭發等等——按政策規定當著我的面銷毀了，我隻要求把它交還給我保存。今天，又隻剩下它成了我與另一個世界的唯一聯繫。難道我過的那段生活，我付出了生命中最可貴的青春隻得出這樣一個結果？已經發黃的紙張，褪色的筆跡，一一牽動出往事。往事如許，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的確是我的一段生活。我不想評論那段歷史，也不準備用現在能夠獲得的資料來豐富我的注釋。我隻想讓它原原本本地告訴人們世界和人會降到多麼低下的水平，在那樣低下的物質水平和精神水平中人以什麼樣的狀態生存著。

再來說這一天，一九六〇年的七月十一日。“基建”，就是蓋房子。我們都不知道在肚子都喫不飽的時候，在犯人接二連三死亡的時候為什麼勞改農場要這麼起勁地蓋房子。七月，在西北地區是個農事比較閑散的季節：秋作物正在生長，夏作物已經收割。若干年前，農民們總是利用這個時候休養生息，在柳蔭下，在小河邊，把自己疲勞的身軀安放在生育他們的土地上。過去的騷人墨客從這種畫面中看到農民的悠閑和自得，而在失意和受到挫折的時候吟出“歸去來兮”的詩篇：農村似乎永遠是中國人向往的樂園。可是自農村實行公社化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農民們再也沒有一天輕松的日子，我們勞改農場的犯人更不用提了。體力勞動既然是改造人思想的唯一有效手段，那就要像病人服藥一樣，一天也不能中斷。
然而這年的七月真是一個天氣非常好的月份。太陽並沒有因為饑荒變輕變薄，她依然厚實而豐滿。我現在又夢到那沒有污染的藍天，那舒卷自如的白雲。是的，我們現在很難見到那種沒有污染的天空了。在“基建”工地上，就是在那準備蓋房子的一片臺地上，可以看到青蔥的水稻散發著墨綠色的如緞子般的光澤。不時有燠熱的、裹帶著莊稼的馨香的風吹來，使疲憊的勞動號子也顯得不那麼疲憊了。

《男人的風格》
他兩級並一步地走上樓梯，心裡暗暗為自己的肌肉還富有彈力，腳步仍然輕捷而覺得快慰。送他的上海牌轎車刷的一下掉了頭，前大燈在樓道的窗戶上一掃，很快就消失了，樓道即刻陷在黑暗之中，像一眼很深的枯井。他在二樓的臺階上磕絆了一下，但沒有摔倒，這再一次證明他的反應力沒有下降，至少還和三十多歲的人一樣靈活。最近，他經常在遇到意外的活動障礙後有意地測試自己的機體組織。磕絆了一下，站定以後，他不覺微微地笑了。
現代醫學，把四十五歲以上的年齡稱作初老期，即老年前期，並把四十歲以上的人列入老年病早期預防的對像。他知道生物的衰老具有一定規律的階段性特征，超越衰老的自然進程而出現加速老化、提前老化的現像，稱之為早衰。有些剛過四十的中年人，由於組織彈性的減退和器官的過早老化，上樓梯時就感到氣喘、心悸、胸悶了。而這些癥狀他全然沒有；他今年四十五歲，在身體的各方面仍然自我感覺良好。既然有“早衰”，那就應該有“遲衰”。但醫學界還沒有注意這種現像，至少在他了解還沒有。“遲衰”是一種特異的稟賦？抑或是後天鍛煉的結果？他相信這是長壽的征像，而長壽是有遺傳性的。他祖父在農村活到九十六歲，並且在九十歲的高齡上創造了安然度過“低標準、瓜菜代”的奇跡。他父親是祖父最小的兒子。父親雖然隻活了五十七歲，但父親的死屬於“非正常死亡”之列，不能作為他推測自己潛在的健康因素的依據，所以他確信自己是得天獨厚的。而這種對自己體質的自信又是促使自己“遲衰”的一個心理因素。他清楚這一點，於是，在平時，他從各種對自己機體組織的細小的考驗中有意加強這種自信。
他很喜歡把中年、青年合並在一起的提法，譬如“中青年干部”、“中青年科技人員”、“中青年作家”、“中青年教師”等等。把中年和青年作為一個概念，在他這個慣於過觀念生活的人的腦子裡，仿佛會消除中年與青年之間的生理界限，而使自己的青年期延長。這好像很可笑，帶有形而上學的味道，他也很自然。本來嘛，死，纔是一個限定；這個限定在一般情況下，誰也難以預卜。那麼，人從生到死，又何須劃分這麼多階段？這些階段，又難道不是形而上學的嗎？有的人沒有到所謂的衰老期已經老了，有的人到了所謂的老年前期卻正是青春煥發的時候——他是這樣想的。
他絲毫沒有覺得氣喘地在四樓自門口站住。門下瀉出一線黃色的燈光，但他還是掏出鑰匙開開門。
和他結婚不久的羅海南坐在客廳的小沙發上，歪著上身，在罩著粉紅色紗罩的落地燈下捧著一本厚書，聚精會神地讀著。見他進來，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
“你呀，純粹是個卡列寧！”
“是嗎？”他又微微一笑。但燈光使他瞇縫起眼睛，笑容就帶著一絲嘲諷的神情，“那麼你就是安娜啰，我祝願你找到一個沃倫斯基。”
他知道她捧的那本厚書一定是她百看不厭的《安娜?卡列尼娜》。
“我遲早要找的！遲早會找到的！”海南啪地合上《安娜?卡列尼娜》，憤然地反唇相譏。
“我毫不懷疑。”他輕輕嘆息一聲，脫下外衣，掛在衣帽架上，隨即推開自己小書房的門。但又回過頭來說，“不過，我奉勸你和你的沃倫斯基采取措施，不要像安娜一樣又生出一個女兒來。我對計劃生育可是抓得很緊的。”
他無聲地關上門，在黑暗中準確地扭開臺燈。柔和的燈光從書桌上緩慢地鋪瀉開來。
小書房大約十平方米，陳設簡單，但幾桌明淨。牆上掛著那幅由意大利記者拍攝的周總理的相片，隱沒在由一叢文竹形成的陰影裡。相片中的背景和這團陰影非常地調和。另一幅榮寶齋木版水印的徐悲鴻的《奔馬》，卻似乎在朦矓的光中活動了起來。靠牆放著兩個書架，書籍成雙排整整齊齊地插立在那裡。書脊多數是平裝的，但也有燙金的和線裝的。他把小書房稱作自己的“加油站”。多年的秘書工作，使他養成了隻有在安靜的環境裡纔能讀書和思考的習慣。這常常給他帶來不便，但他知道隻有在“加油站”加足了油，纔可以獲得在復雜的政務活動中對付種種出其不意的事情的應變力，所以他堅持在書房裡不看文件，在辦公室裡隻辦公，而又使二者相輔相成的方法。這種方法，逐漸形成了他固定的生活習慣了。
這間小書房是屬於他獨個兒的天地，他不容海南染指。剛剛搬到T市來，客廳和臥室還沒收拾好，他一個人把自己的小天地就布置妥當了。他不能容忍這裡有任何一點居家氣氛和與他氣質不協調的擺設，那會破壞他思考時的情緒。而理性思考的進程和結果，往往受思考時的情感狀態的制約。海南比較喜歡暖色調，比如紅色、粉紅色、紫色和咖啡色，而他卻比較喜歡冷色調，小書房裡的燈臺、窗簾、沙發布都是淡綠色的。他也知道，海南之所以喜歡暖色調，不過出自這樣一種謬見，以為借著紅色、粉紅色反映出的光，會掩蓋她那老姑娘特有的憔悴和暗黃的膚色。殊不知有時這種光反而更襯托出她的——怎麼說呢，按醫學術語來說應該是——“早衰”。當然他沒有跟她這麼說，和年齡比自己小很多，而實際的生理狀況相差卻並不那麼懸殊的妻子相處，需要處處謹慎小心地維護她的自尊心。
但是，年輕的妻子並不尊重他的自尊心。剛纔的話雖然近乎玩笑，卻敗壞了他進家門前的愉快心情。理解與不理解，溫暖與不溫暖，常常僅在一句話上就能表現出來。海南不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婦女，她的玩笑裡面總有著某種含義和旨趣。醋酐和水雖然都是無色的液體，卻決然不同而且具有刺激性。“卡列寧”！他心頭掠過一絲不快。一個不理解丈夫所從事的事業的妻子，有時比反對你的敵人還要令人煩心。
他踱到窗前，把綠色的窗簾撩開。從四樓望去，整個城市燈火寥落，夜闌人靜。西邊，不遠處的電石廠放射出一片強烈的紅光；今夜沒有風，電石廠大煙囪裡冒出的乳白色的煙霧，穿過邊緣模糊的紅光裊裊而上，一直到那浩渺的天頂上纔溶化開來。夏夜的星光燦爛，但大大小小，明明滅滅，毫無規則地散落在深藍色的夜空上的群星，卻又使他聯想到T市的雜亂無章。這種夜景，非但排遣不了他心中的不快，還更增添了心理上的負擔。
“八方湖山收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過去，他不知道在一本什麼書上看到過這樣一副對聯。今天，當了市委書記，他纔深刻地體會到這副對聯的含義。

他住的這幢樓在城市的邊緣，雖然隻有四層，在這個城市也算高層建築了。在一片片朦矓的陰影後面，他知道那裡隱藏著許多湫隘簡陋的土坯房，好些還是解放前，甚至是上一個世紀的產物。和他站的樓同層的新宿舍樓，疏疏落落地在整個城市東一幢西一幢地佇立著。沒有風格，沒有個性，在淡青色的路燈中，每一幢樓的面目都帶著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氣。不用去視察，那裡也和他住的這幢樓一樣：灰頂塌落，天花板漏雨，水泥地面粗陋得跟海濱的沙灘一樣，二樓以上就上不去自來水……然而，就是這樣的房子，也是市民們的天堂。
剛纔，他從坐落在市中心區的市委回來，快到市區的邊緣時，上海牌小轎車的兩道燈光，從當做路籬的小榆樹叢中掃出一對對正在談情說愛的青年男女。他們神色倉皇，但向小轎車投來的眼光也同轎車的前大燈一樣的刺目。司機老高告訴他，T市也有許多兩代同堂，甚至三代同堂的家庭。尤其是那些當教員的小知識分子，他們沒有力氣，也沒有“關繫”，在已快傾塌的土坯房外，再接上一間幾平方米的小屋，隻好一家人來個“大團圓”。青年人談戀愛，總不能當著爸爸媽媽、弟弟妹妹的面吧，不到這僻靜的馬路上來到哪兒去？
“還有邪的哩，”胖老高掌著方向盤說，“我現在要是把你拉到公園去，那兒準有一對對兒摟著睡覺的。你要過去干涉他，那兩口子會掏出結婚證來揍你，你說咋整？……”
胖老高笑著，他卻笑不出來。住房、就業、交通、教育、產品的分配和商品的供應……種種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現在統統壘起來成了一副沉重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歷史的使命”，這個概括的、很抽像的詞組，在他面前將是一件件非常具體，甚至非常瑣屑的事務。在這種關頭，他非常希望妻子在精神上支持他，和他共同享受鬥爭的幸福或不幸。然而，他遇到的卻是海南這樣的女人。

《一億六》
1
本書敘述的是中國未來一位偉大的傑出人物是怎樣形成胚胎的。到本書結尾，這位偉大的傑出人物還未誕生，隻不過在母體裡受孕了而已，所以，本書可以看作是他的前傳。
四十年多後，即到二〇五〇年左右，全世界每個人都會知道這位中國偉大的傑出人物。但是，目前他的父母親戚與他們的朋友情人等等，絕大多數不僅健在，有的還很年輕。為了本書中提到的所有人的生活不受干擾，因而作者盡可能不寫出他們的真實名字。為了敘述方便，有的地方必須要有人的姓名及機構名稱作為符號，作者就隨意起個姓名或名稱。如果今天現實中有人的姓名與機構名稱與作者隨意起的姓名、名稱雷同，純屬偶然，務請不要對號入座。
天機不可洩漏。作者在此隻能略微透露兩點：
一、這位在中國未來歷史上將有重大貢獻的傑出人物姓陸，子隨父姓，他的父親當然也姓陸。
二、他父親是中國四川省人氏，母親也是中國四川省人氏，他開始形成胚胎雖然是在中國寧夏，但制造這個胚胎的精子和卵子結合之前，男女雙方各自的經歷還是在四川省。為了貼近生活，貼近現實，作者在寫人物對話時，使用了四川方言方音。有的四川方音很難用文字表達，如作者采用的文字和四川方音不準確、不符合，還請讀者諒解。中國很多地方的許多方音是文字難以表達的。在本書中，隻是請讀者都把普通話的“六”（liù）按四川方音念作“陸”（lù）即可。何況，“陸”本身又是大寫的“六”。
2
一億六姓陸，在“陸”字前面陡然加了一個億，起始於快收工的時候，他一不小心讓手推車在一輛轎車門上剮了一下。轎車锃光雪亮，卻像嬰兒皮膚般經不起磕踫，馬上出現一條慘白的剮痕。一億六大喫一驚，當即蹲在地上，直抓腦袋。他以為自己惹了很大麻煩，車主不會輕易放過他，可是他又必須承擔責任。這輛車要多少錢？弄不好，車主要他賠輛新的。他經常在外面惹事，長這麼大了，用他姐姐的話說，老是要她來為他“擦屁股”。想到這點，他就感到非常慚愧，既對不起車主，又對不起姐姐。他就這樣在轎車旁蹲著，工地上的人喊他：“下班了回家！”他似乎也沒聽見。雖然“家”指的不過是工棚，可是那兒有一份大家擠在一起的集體性溫暖。他特別喜歡住工棚。
等工人們都走光了，太陽快落坡的時候，車主纔慢悠悠地走來。看到他的轎車旁有一個埋著頭的壯漢，像是懷著一腔怨氣似的等著他，也喫驚不小。四周杳無人跡，手推車上還有一把鐵鍬，這家伙要搞啥子名堂？現在醫患關繫緊張得要命，前天就有個淋病患者為算錯了幾塊錢醫藥費，一腳踢破了性病專家的睪丸。病人的生殖器治好了，性病專家卻失去了生殖能力。即使官司打贏了又能咋樣？能把行兇者的卵蛋割下來移植到被害人的大腿根上嗎？於是車主警惕地站得遠遠的，掏出手機想撥打110。而這時一億六也看見車主了，立起身低著腦袋向他慢騰騰地走來。
車主下意識地把手護住前胸，把手機捏得緊緊的，連忙問：
“你做啥子？你做啥子？”
一億六摸著短發囁嚅地告訴他：“真對不起，先生，我在你車上剮了條印子。”
這下車主的膽子壯了，到車旁一看，氣也來了。
“你這是搞啥子名堂嘛！推車不看路，眼睛瞎啦？”
其實，車主絕非粗魯之輩，還是個知名的知識分子，罵一億六“眼睛瞎了”隻是出於剛纔受了驚嚇。看到車門上隻不過稍稍擦了一下而已，不注意還看不出來。再說，車上了保險，自有保險公司承擔他的修理費。如果把警察保安叫來追究，還是自己的過錯：沒把車停在停車線內，正好占了半邊工作通道。他隻好踢了踢手推車：
“拉遠點，拉遠點，啷個？啷個？你還不想讓我開車呀！是不是撞壞了你的手推車還要我來賠？”
“不是的，不是的！哪敢嘛！我說，我說，不過，給你修這條印子要多少錢？我看我賠得起賠不起。”
車主覺得稀奇，詫異地上上下下打量一億六。他活到這大把年紀還沒踫到過這麼個老實人。車主很快用醫學專家的X光眼看出來：剝掉一億六身上穿的那套農民工常穿的藍色工作服，一億六身高一米七八至一米八之間，五官端正，鼻梁高聳而挺直豐滿，眉目俊朗，肩寬、胸圍、腰圍、上下身及四肢與軀干的比例，都完美地符合“人”的標準，就像美國人發射到外太空想與外星人取得聯繫的探測器上，裝的那個刻有地球位置和呈“大”字形的人體圖像中的男性標本一樣。
車主一拍腦袋，剎那間產生了靈感。他跺了下腳，“嗨”了一聲，心想：“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於是車主立刻換成和顏悅色的態度問：
“你姓啥子喲？在哪裡工作？我先修車哈，要多少錢等我修好再說哈。你說好不好？”
對一億六來說當然再好不過。一億六趕忙一邊推開手推車：“你老人家走好！你老人家走好！”一邊告訴車主他姓陸，工作單位嘛恰恰就在醫院旁邊的工地。一億六在醫院賣出的土地上蓋商品房。
散文卷
《心安即福地》
“維京”的後代
在介紹現代北歐人之前，我們先看兩段史書的記載。古代阿拉伯史學家伊本?法蘭德在十世紀時這樣描寫瑞典人：
我見到了那些羅斯人（也就是瑞典人）攜帶著貨物在伏爾加河上登岸，扎下了營地。我從沒有見到過比他們更威嚴的人；他們身材高大，猶如棕櫚樹，臉色紅潤，頭發煊紅。他們所穿的，既不是短外衣，又不是長袖袍，但是男人都有一種粗糙的鬥篷，披在一邊，一隻手伸在外面。每個男人都帶著一柄手斧、一把小刀和一支寶劍，從來沒有看見他們不帶武器……女人胸前掛著一個小囊，質料或鐵或銅，或金或銀，照她丈夫的家產而定。
另一個時期較早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都斯塔的描寫是這樣子的：
他們既沒有固定資產，又沒有占領城鎮或田地；他們唯一的職業就是從事黑貂、松鼠和其他各種獸皮的貿易，誰願承購，他們就賣給誰。他們把交易所得的金錢收藏在腰帶裡。……他們勇猛英武。他們出去攻打別族人民的時候，非到把敵人完全殲滅決不罷休；他們把被征服者劫掠無遺，收為奴隸。他們身體結實，相貌堂堂，勇於襲擊；不過他們的英勇精神並不表現在馬背上，因為他們的一切充滿戰鬥行為的事業都是在船隻上進行的。
瑞典人、挪威人是海盜的後代，並以此為自豪，他們經常提到他們歷史上的光榮時期，即“維京”時代。在瑞典大使館宴請我們代表團的午餐會上，漂亮的、“相貌堂堂”的瑞典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就向我們介紹說，他們在舉杯祝酒時所說的“斯柯”（即“干杯”）原意卻是“骷髏”，即死人的頭骨的意思。“斯柯！”“斯柯！”我在北歐跟著說了不知多少遍。我們現在舉著精致的高腳玻璃杯，那時的海盜們舉著的卻是死人頭。當時的海盜們向西到法蘭克帝國，向南到地中海，向東，經過伏爾加河、黑海直達阿拉伯。難以想像的是，那時他們就駕駛著我在奧斯陸的一所博物館看到的像水瓢似的無頂船。駕駛著那種靠槳劃動的木船遠去萬裡征服四面八方，的確需要勇敢、有力與堅忍不撥的精神。
我在斯德哥爾摩，還看到一艘他們在一九六一年時打撈上來的遠洋船——“瓦薩號”。這艘船建造於一六二五～一六二八年，現在修補完好，保持原樣。使我驚奇的是，在船員艙裡用蠟塑的蠟人，要比現代北歐人矮得多。如說蠟人不足為憑，不能證明當時北歐人的身高，那麼那船員艙裡的床是“有物為證”的了。船員的床是折疊式的，形狀像抽屜，裡面放著被褥，白天折起來收在艙壁上，晚上打開來，一個抽屜裡顛倒著睡兩個人。而抽屜的長度至多隻有一米七。我問向導，向導也承認，當時的瑞典人一般隻有一米七左右的高度。這就絕不像古書上說的什麼“身材高大，猶如棕櫚樹”了。
現在的北歐人，除了我在挪威看到的一位曾在中國留過學的人因生理缺陷而駝了背之外，年輕人幾乎都超過一米八。三百年來北歐人身材增高了十釐米。
在奧斯陸金獅飯店，我和文夫休息時總愛憑窗眺望街景。給我們印像最深的是，所有的男女青年（有的還背著很重的滑雪行囊）急煎煎趕路的模樣，那真可說是“健步如飛”。到奧斯陸的第一天，晚上一位記者赫根請我們去飯館喫飯，走在路上，他不無自豪地說：“到挪威來的外國人都說，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所有的挪威人都明白自己要去干什麼。”我隻好笑笑，對他說：“到我們中國的外國人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時間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的。我們有的是時間，所以總是不慌不忙。”
北歐人不但身材高大，並且漂亮，尤其是女人，一律是金發碧眼。北歐曾給好萊塢輸送去不少演員，成為世界明星的英格麗?褒曼和嘉寶，就是瑞典人。在街上，我也沒有看見過面帶病容的人；他們愛好運動，愛好戶外活動。如那位記者赫根，他說他來看我們之前，白天已經在山上滑了四十公裡雪。而我隻好打趣說：“我們比你還厲害，你來看我們之前，我們已經在天上飛了一萬多公裡。”
北歐人身材高大、健康、漂亮，同他們所處的氣候條件和食物構成有關。北歐氣候寒冷，但並不嚴酷。四月間，我們在緯度低得多的北京起飛，一天之間到了北歐也不用加衣服。漫步在瀕臨海邊的奧斯陸街頭，風涼而不刺骨。奧斯陸的海灣是不凍的，海水碧波漣漪，山上卻蓋滿皚皚的積雪，藍與白交相輝映。北歐人飲食的烹調在我們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中國人喫來真淡而無味，但多是魚蝦奶酪，營養價值極高。在瑞典陪同我們的霍爾小姐也認為，北歐人近百年來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北歐人身材增高的主要原因。可是霍爾小姐自己，喫飯卻非常簡單，她陪我們下餐館的時候，總是大嚼生菜沙拉。所謂生菜沙拉，就是生卷心菜、生黃瓜、生西紅柿上蘸點奶油涼拌一下。這道菜，我是敬謝不敏的。霍爾小姐老喫這種菜且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大概是如我們中國人常說的，“有底”了吧。
寒冷的氣候鍛煉了北歐人的體魄，同時也使北歐人的性格比較內向、樸實。霍爾小姐說：“要了解瑞典人就像倒西紅柿醬一樣困難。”我沒有倒過西紅柿醬，不知道其困難程度；我們在北歐的短促訪問，也不可能把他們了解得很多。僅就所見所聞來說，三個國家的人民好像也不太相同。
挪威人生活比較簡樸，並且講究實際，說明白了，就是比較節約。三國對我們的接待，似以挪威為最差，但他們並不是有意慢待我們，確實是按他們生活的基準線定出的較高規格來招待的。在挪威四天，我們從來沒有喫到過一道熱菜，席間隻有三明治而已。不過三明治裡夾的是生魚片和蝦，不是火腿肉片。有一次喫飯，我對挪威筆會中心主席內塞女士說：“我們中國人連喫飯都體現了集體主義精神。我們是把一盤盤菜端上來，大家用筷子在一個盤子裡夾著喫，不像你們這樣分成一份份的用各自的盤子喫。”內塞女士說：“三十多年前，我們普通人民也是像你們中國人那樣喫的：一家人圍著一口鍋，用勺子在裡面舀湯喝，就著自己手裡的面包。現在這種喫法，是近幾十年來纔普及的。”我腦海裡馬上浮現出蘇聯童話故事片《大蘿卜》和高爾基的《我的童年》中的場景：中間一鍋冒著熱氣的白菜湯，一群衣衫襤褸的孩子圍著它，貪婪的一勺接著一勺的稀裡嘩啦地搶著。原來，他們擺脫貧窮並不久；他們還沒有學會奢華。
在金錢往來上，西方人一般都劃得非常清楚。我們中國人過去講究在“政治上劃清界限”，西方人可是一直在金錢上“劃清界限”的。而挪威人，我看是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到挪威的第三天，一位年輕的出版商與幾位作家在豪華的派克飯店請我們喫飯（也隻是冷餐而已）。飯後，按給我們規定的日程，我們應該前往奧斯陸大學東亞語繫的教授何莫邪家。可是沒有車來接，要我們自己雇出租車去。於是我們在出版商的汽車裡隻好向他借一百挪威克朗去雇車，講好我換了挪威克朗後還他。他如數借給了我們，開車走了（他已經完成了他的接待任務）。等我們到何莫邪教授家喫完了晚飯要回金獅飯店時，又沒錢了，又得向何莫邪教授借錢。這一天，我們向外國人做了兩筆“貸款”。我私下裡認為，區區一百克朗（約美金人民幣），他們會慷慨解囊的。在中國，倘若有外國作家到我家喫飯，雇出租車送他們回賓館，本來就是我分內的事，怎麼能讓外國客人自己付錢呢？殊不知，我們換了挪威克朗在第二天還他們的時候，他們毫不謙讓地照收不誤。
如果相信子英的介紹，那就有更多的笑話了。他說：在瑞典，假使你忽然煙癮大發而又忘了帶煙，要向旁邊的人討一支來抽，你也必須花錢。旁邊那個人即使衣著華麗，他同樣會毫不臉紅地收下一支煙錢。不像在我們中國，在公共場合中你向別人討一支煙抽，不管是誰都會給你的。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舍裡，十二個學生共用一個公共廚房。廚房是現代化的，照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是非常“高級”。但那些很富裕的瑞典學生們相互之間連一撮鹽、一塊方糖也分得很明白。瑞典年輕人在談戀愛的時候，男女上咖啡館，去迪斯科舞廳，一人一半，各出百分之五十。要是請客，必須先說清楚誰請誰，如接受了別人的邀請，就應有回請，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這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好萊塢制造的義男淑女的神話差得很遠了。
不但在婚前，在婚後，夫妻之間的經濟也分得夠仔細的。據子英說，那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古典式家庭結構，在西方已經很少見了。
下面，我們再把話扯回來。
《美麗》
直到1978年底，我還在銀川市附近的南梁農場勞動。職業是“農業工人”，而身份卻很復雜，頭上戴著好幾頂“帽子”。為什麼說“好幾頂”呢？頭上戴著幾頂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嗎？難道我是傻瓜或腦袋麻木？當然不是。但那時我確實不清楚。現在我們就來算一算：一頂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兩頂帽子是“實”的。“實”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進個人檔案的。可是什麼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當我在電腦上輸入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讓現在50歲以下的讀者能夠理解的時候，我突然感到無能為力。這要比寫小說困難得多。雖然小說有想像的、虛構的成分，但我的寫作能力基本還可以勝任，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說為證。可是，如果限制我發揮想像力，不加一點虛構地描述那個荒謬的年代，真實地反映那一段歷史，我必須絞盡腦汁字斟句酌，仔細推敲。可是，我發現，這一來，我就陷入了要步步為營的迷魂陣。因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漢語就逐漸被搞亂了，漢語的詞語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而被另一種“嶄新”的意義替換了，更有大量的詞語變得粗糙，變得模糊。其實，我們現在說的“撥亂反正”，有很大部分在於詞語上的“撥亂反正”。其中很多我們已經“反正”過來了。正因如此，所以現在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達就會讓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繫統，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可是其詞義往往不亞於古文和現代語文之間的差別。孔子說了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被質疑了上千年，就因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們”解，而現代漢語隻當“女性”和“婦女”講，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覺得寫這篇文章要比寫小說喫力，在我企圖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還要把這個問題所涉及的詞語也加以解釋。
同時，作為一篇個人記錄，我也不想從已經披露的歷史材料中搜尋依據，雖然這已經很方便，敲敲鍵盤點點鼠標即可，並能減少難度且更為可靠。可是那樣一來，文章就成了資料的堆積，失去感覺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現在披露的歷史材料包括種種紅頭文件，在當時都是極其神秘的，隻有極少數人掌握，絕大多數人隻能受其擺布，即使陷入絕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無處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與歷史資料有出入，但它雖非“歷史”卻是“史實”。這是讓歷史學家永遠頭疼的難題：“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

譬如，就拿那時的“正式文件”來說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絕對是非正式的，是個笑話。可是，我說中國人就曾經生活在那種“非正式”的“笑話”之中，而且長達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讀者又會把我的話當作笑話。難就難在這裡。
且讓我用事實來說話吧。
首先，是由誰來決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各地各單位揪出的“右派”當然非常之多，因為那時定有指標，上級規定是按本地本單位人數的5％來“打”（你看，這個“打”字又須有注釋，但類似的詞語太多，此處隻好從略）。因為中國人特殊的政治積極性，“打”出來的“右派”會大大超過這個百分比，所以，最後總應該有個決定性的權威機構。這個決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機構叫做“五人小組”。各地縣、處級以上單位都有這樣的“五人”。可是這“五人”具體姓甚名誰，各地各單位的普通群眾是不知道的。你說是主要負責人吧，可是轉眼間這個主要負責人也成了“右派”，可見，還有更高層次的“五人”。總之，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別問出處，也問不清楚。
這樣一下子，全國就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當時全國可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數隻有550萬～600萬。55萬之說見於後來為“右派”平反的文件，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目；550萬～600萬之說見於1956年公開發布的統計數字。
這裡，我仍忍不住想說說這個“打”字。“打”一詞，在“反右運動”中是政治積極性的褒義詞，我沒看過當時公布有某某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一說，可是後來給“右派分子”平反時，又一律稱為某某人被“錯劃”的說法，其實應稱為“錯打”纔對。
好了，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這是最可靠的。
我發表長詩《大風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人民日報》馬上發表了一篇嚴厲的批判文章《斥大風歌》。《人民日報》今天仍有很高的權威，當時簡直就是“聖旨”，於是我當仁不讓地成了“右派”，受到處理“右派分子”的頂級懲罰：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
“正式文件”是怎樣的呢？當時壓根兒沒給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時，給我平反的有關單位從我的個人檔案裡隻找到一張21年前押送我到勞改農場的小紙片，類似“派送單”這樣的東西。我名字後面，填寫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