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編入這個集子裡的著述文字，基本上屬於我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以來撰寫並刊發出來的書稿文章。此前２０年間，也曾試寫過好些學術性論文，除個別篇章得到采用外，絕大多數被退了回來，不成熟自是主要原因，不合時宜恐亦為重要的因素。後來我又從中檢出一些重加利用了，但多數論題由於事過境遷，不再有談論的需要，隻能任其廢置。８０年代後，我發表的書稿文章甚多。書稿屬集體編撰者，隻收個人撰寫部分；文章也有許多應邀而作的，茲擇取其較有特色者存留。另外，手頭保有的未經刊發的讀書札記，原隻供一己之用，因感覺其中或尚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借此機會整理出若干則，附於集內。這就是文集收錄的大致範圍。
編排上，考慮到本人興趣泛漫、治學不專的特點，未按通行編年體例來處理，而是根據題材類別將既有著述分成六卷。各卷先錄書稿，後載單篇文字，集末總附《已刊著述目錄索引》備查證。希望這樣的編列方式有助於展示我在不同學科領域所作的探索。
分別來看，卷“唐詩學”主要收錄個人在唐詩研究上的三種書稿和一繫列單篇。我的學術生涯可說是由唐詩研究正式發其端緒的，且以晚唐詩人李商隱為突破口，所以本卷載錄的論文多寫於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又多圍繞李商隱及晚唐詩人而展開。但我並沒有長時期停留於這一層面上，總覺得，要弄清像李商隱這樣一位大家的藝術風貌，不能就事論事，必須拓開視野，從其所處的時代風會甚至整個唐詩傳統的流衍變化上來加以把握，於是產生由個案解剖上升到整體觀照的想望。８０年代中葉，我向學界同行提出建設唐詩學的倡議，得到朋友們的鼓勵。出版於１９８８年的《唐詩學引論》一書，便是初步實
踐後交出的一份簡要答卷。此書前後印行５次，銷量達２萬餘冊，且常被一些高校指定為相關專業研究生考試的參考書，算是得到了社會的某種認可。不過我心目中的唐詩學構想並不局限於這本綱要式的著述，乃是包括目錄學、史料學和理論總結在內的一整套書繫。故此後２０年間，又陸續主編了《唐詩書錄》、《唐詩論評類編》、《唐詩彙評》、《歷代唐詩論評選》、《唐詩學史稿》等多種撰著，並以新近寫成的《意像藝術與唐詩》收結全編。錄存於本卷的僅屬個人撰寫的書稿文字，至於書繫的編撰情況，可參閱收入卷內的《唐詩學建設的一點回顧與思考》與《〈唐詩學書繫〉總序》諸文。
文集第二卷“中國文學史學”亦彙集了三種書稿與若干單篇。我對文學史的關注同樣側重在宏觀方面，意圖在整合具體事像的基礎之上，對文學的民族傳統及其演化軌跡作一綜合性的考量，進以尋求文學發展中的某些特點和規律性問題，用為建設新文學的憑借。這一宏觀研究思路的提出，於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期引起巨大反響，爭辯也甚為激烈。為貫徹自己主張所發表的一繫列專題論述，後來整理成《中國文學史之宏觀》一書，列於本卷卷首。鋻於此書考察範圍多局限在中國傳統文學領域，遂於９０年代初邀集同道合作編寫《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打破古、近、現、當代的歷史分期，來探索中國文學自傳統至現代的演進路向，所撰“導論”單獨刊出後，得獲首屆“魯迅文學獎”。９０年代後期，我思考的對像更從文學史研究轉向文學史研究之研究，有了建設中國文學史學的意向，遂與董乃斌先生等合作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一書，重點負責卷古代部分，撰寫的全書總導言和卷緒論亦收於集內。按原定計劃，我們還要合作編寫文學史學原理方面的專著，後因個人興趣點與工作重心轉移，不克為繼，僅留下《文學史觀念談》、《文學史的哲學思考》等少量文章用為見證。關於這整個思想歷程與研究狀況，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為我出的論文集《文學史與文學史學》一書“編後記”裡有較詳細的敘說，附見本冊卷末。
再看第三卷“古文論研究”，同樣收書稿三種，而排列次序恰與寫作順序相反，應該是《嚴羽和〈滄浪詩話〉》首出，《中國詩學史》居中，《中國詩學之現代觀》殿尾，現在的編排方式為要突出其理論意義。古文論這門學科我在大學期間並未修習，是畢業後自學的，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和幾位大家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便是啟蒙教材。不過接觸之下，卻產生了濃厚的興味，很想借助自己已有的馬列文論和西方文論的理念來開墾這片當時還少有人涉足的林園。目前收在集子裡的幾篇長文包括論《滄浪詩話》的小書，實際上都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寫就或做好相應準備的。但整個八九十年代之交，我正忙於構建
唐詩學和倡揚宏觀文學史，無暇來關顧這塊園地。待到９０年代中葉，宏觀文學史結項且批４種唐詩學著作脫稿，開始尋找新的攻堅目標時，纔想到可以從唐詩學拓展到中國詩學，於是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古文論。初衷是想寫一本闡說中國詩學原理的專著，卻花了５年時間來主編七卷本的《中國詩學史》，動筆撰寫的也隻是其中“導言”和“總論”部分，但得以廣泛收集資料，掌握詩學演進的總體路徑。且正是在這一深入考察的過程中，我領悟到中國詩學作為自成統繫、自具特色的詩學傳統（姑名之為“生命論詩學”），是不當用外來詩學理念作比附的（那會造成失真），但傳統要能進入現代，實際參與民族新文化的構建，又不能不開放自身以面向世界。為此，我提出了“雙重視野下的雙向觀照和互為闡釋”的方法論原則，用為溝通古今中外的橋梁和“激活”傳統的手段，並在新世紀伊始付諸實施。《中國詩學之現代觀》一書及相關論述正標志著這一新的思考的起點，在編集時給予特殊位置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來看第四卷“中國文化研究”。應該承認，我在文化學專業領域屬於外行，連“票友”資格都夠不上，談“文化”全然出自搞文學史必然關聯其歷史文化背景的需要，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文化熱”自亦起了“推一把”的作用。本初的想法不過是寫一兩個單篇來疏通文學史背後的思想文化脈理，而在放大考察範圍之後，涉及問題漸多，遂有《中國文化之路》的小冊子用為“試筆”。小冊子揭示“文化即人化”的基本觀念，扣住“人”的性能及其價值取向來解說文化傳統的特質、由來與演變歷程，尤其圍繞當代“新人”建構的得失來探索民族文化更新之路，有個人一得之見。但總體說來仍顯粗淺，一些歷史與理論問題的定位上也常囿於成說，當時不盡滿意，後來續有思考，所餘札記編選了幾則添加在附錄裡。此書完稿後，曾起意往東亞文化拓展，力不足而中輟。又考慮轉向地域文化研究，遂有《上海文化通史》之組織編寫，我承擔的依然隻是“導言”，而有關“現代化都市文明生長史”的定位則貫穿於全書。總之，應文化研討熱潮湧動之影響，我在這期間確也涉足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乃至當前文化現像的泛漫遊覽，印跡留於本卷，不過這隻能算緒餘之思，不足以構成正式的方向。
與上卷情況相類似，“哲思與審美”一卷亦逾越了本人專業範圍，呈現出“不
務正業”、“追新逐奇”的態勢。稍有差異的是，此卷篇幅由兩種專書構成，屬精心打造的結果，不同於前卷內容的泛雜。實質上，我關心哲學與美學由來已久，除個人喜好外，跟治學路向有密切關繫，因為就我的經驗來說，對文學或文學史上任何一個理論性問題的觀察，如果要追根究底，必然會涉及美學以至哲學上的基本理念，不把它想透，就難以解決文學現像上的復雜問題。而在長期究心這兩門學科的情勢下，我又感覺它們自身正面臨重大挑戰。一是自“形而上學”終結之後，作為體現人的終極關懷的哲思與審美，究竟還能不能繼續保持其固有的“形上”維度？二是近百年來一直追隨西方軌轍的中國哲學與美學，當如何來建立自身的學科形態？二者均屬命運攸關的大問題，卻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新世紀來臨之際我從中國詩學精神的鑽研過程中領悟到，中國傳統的思想學術亦多帶有生命論色彩，像“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不就是一種生命論的宇宙本原觀嗎？激活這一經久彌新的生命理念，讓中國傳統參與當代哲思與審美的構建，或許正可以開出一條人文學科發展更新的康莊大道來。為此，我在新世紀開局的十年間，重新且反復閱讀了大量中西方典籍，由札記、講稿、論文的逐步積累，終於寫成《回歸生命本原》和《生命體驗與審美超越》兩種專書並得到出版，現將其合成一卷，供業內行家審議駁正。
文集末了一卷題曰“文藝評論及雜著”，其實就是將不入前五卷的其他文字編到一起，因大多與文藝評論相關，故名。這一卷又分成各輯。輯屬當代論評，多針對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文藝界的一些具體爭議而發，有較強的現實感。第二輯品讀古典詩文，因有關宏觀性論述已錄入一、二兩卷，這裡收的都是賞析性文章，自屬經過挑選保留者。第三輯裡的兩篇外國文學評論是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舊作，另兩篇談比較文學的則寫於９０年代之後，合在一起乃無可奈何之舉。第四輯專收書序及書評（包括個別劇評）。我很少寫書評，亦辭卻許多作序的請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替他人作序作評總不免會招惹隔靴抓癢之譏。這裡存錄的書評一般是會議發言的整理稿，書序則除極少幾位老同學、老朋友的邀約不好推卻外，常應青年學子要求而寫，有為其初作開路的意思，多加收錄也為了存一份情誼。後一輯散文雜記載錄了我對幾位師長的懷念和有關自己經歷的回顧。我不擅長寫散文，隻會做一點記錄，這裡存有的少量篇章亦不以文字技巧取勝，若還能多少保留某些實事實情的影跡，就很滿足了。
以上對文集各卷內容所作的大略介紹，同時便也反映出自己從事科研工作的概況。實事求是地講，我讀書治學夠不上“專”，更談不上“精”，經常隨興而發，“跑野馬”式的從一個領域跳到另一個領域，不耐煩在既有土地上深耕細作，終於產出如此內容龐雜、結構散漫的一堆卷集。加以發表意見過多過快，在眼下歷史動蕩變革迅猛，各種思潮激烈踫撞、相互交會的關頭，容易見得不周密、不成熟，甚至帶有某種偏頗，這些都是難辭其咎的。不過我也自有比較一貫的思想立場和文化路向，那便是堅持站在當代中國的基點上來反思傳統和面向世界，爭取傳統與外來因子共同加入民族新文化的建構，好讓中國現代思想學術早日結出碩果。前期努力多集中於從傳統中找尋其固有特質與規律性現像，藉以用為民族文化推陳出新的參照。後來逐漸認識到，世間萬事萬物皆處在不斷流動與變化之中，本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性能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鐵的必然性”。歷史的事像固然客觀存在，歷史的意義卻要隨時代生活推移而不斷有所生發變異。於是轉向致力於發掘傳統中或尚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成分，促使其向著現代生活開放並進入現代思想文化的構建，也便是所謂“激活”傳統以參與現實了。對待傳統如此，對外來事物亦如此。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後，西方各種“新
學”與“後學”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湧入，強烈地撼動著既有的思想格局。我沒有采取故步自封的態度，倒是對新潮流下過一番捉摸工夫，努力從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以轉變頭腦中一些陳舊的信條。不過始終認定，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不能亦步亦趨地跟著西方走，要形成足以自立的民族精神，根本的一條，便是從民族生活土壤和民族思想傳統中提煉出既富於現代意義而又自具民族特色的話題與話語來，這纔談得上與外界進行有效的對話、交流，纔有可能為人類思想文明的大廈添磚加瓦。這樣一種追求，自非我們這代人所能實現的，如言之
不謬，或可寄厚望於來者，是為暮年晚景中深心所繫，願與同志者共勉之！
陳伯海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