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這套屠格涅夫文集共六卷，分別收輯作者的主要特寫、小說、散文詩、文論和回憶錄。他五十載筆耕的結晶，基本上都在這裡了。
屠格涅夫開筆甚早，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念大學的時候起，便斷斷續續寫作詩歌、小說、戲劇和評論，又憑借其外語優勢，譯出《奧賽羅》、《李爾王》、《曼弗雷德》等西方名著。但直到一八四七年《獵人筆記》中的《霍裡和卡利內奇》諸篇面世，他纔開始蜚聲文壇。
《獵人筆記》總共包括二十五篇特寫，大都作於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全書以俄羅斯中部的山川風物為背景，通過作者遊獵期間的見聞感悟，參照他那暴戾的母親給他留下的深刻印像，廣泛描繪了農奴和地主的群像與生活。俄國農奴制產生於十五世紀末葉，到十八世紀下半期還處於鼎盛階段，其後雖趨於敗落，卻仍然同專制政體沆瀣一氣，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這個制度下的農民，其地位和境況類似當時的美國黑奴，因此別林斯基稱之為“白皮膚的黑人”(《給果戈理的信》)。《獵人筆記》中的《葉爾莫萊和磨坊主婦》、《莓泉》、《利哥夫》、《總管》、《孤狼》等篇，就是這方面的真實寫照。然而作者卻從農民的卑微的外表下，敏銳地發現了淳樸善良、聰明機智、巨大的潛力和細膩的感情，他們應該堂堂正正地享有人的尊嚴和權利。《霍裡和卡利內奇》、《歌手》和《活尸》都塑造了這樣的生動形像。農家小孩更是招人疼愛。《白淨草原》描寫他們在夏夜的田野上放牧馬群時圍著篝火，用各具特色的語言，講述家神、人魚、林妖、水怪、神通廣大的“特裡什卡”以及其他的民間傳說，充分顯示了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和表達力。同時，這些孩子，特別是帕夫盧沙，不僅善於談神說怪，而且機靈勇敢，具有一定的生活知識，能夠處理實際事務。可是他們的纔具得不到正常的培養和發展，以至逐漸萎縮，甚而被摧殘和埋沒了。
總的來說，屠格涅夫表現農民對壓迫者的不滿和抗爭時比較含蓄，不寫暴烈的行動，不用慷慨激昂或尖酸辛辣的詞句，這不僅出於書刊審查上的顧慮，也符合作者的氣質和風格。但這種筆法並未削弱作品對農奴制和統治者的震撼力。一八五二年官府借口他發表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將他放逐一年半之久，正是這震撼力的反證。
長篇小說歷來是俄國文學家族的驕子。屠格涅夫繼《獵人筆記》之後，也在這個領域大顯身手，於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七年間依次推出《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和《處女地》。在這六部有連續性的小說裡，他像編年史家一樣，忠實地記述了將近半個世紀內俄國社會的思想探索的歷程、相繼更迭的人物和事件：三四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貴族對解放運動的領導權的結束，平民知識分子的崛起和壯大，七十年代民粹派“到民間去”的浪潮。這幾部作品都提出了當時的迫切問題，在評論界和讀者中引發過熱烈的討論與爭辯。
《羅亭》脫稿於一八五五年，次年初由《現代人》雜志發表。主人公羅亭是三四十年代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中“多餘的人”之一，早年曾積極參加莫斯科大學生自學小組的活動，潛心黑格爾哲學，繼而負笈德國深造，立志要干一番事業。回國後他一度出任公職，但在本書裡露面時已經引退，進入中年了。
羅亭能言善辯，他一來到貴婦拉松斯卡婭家，立刻憑著有力的論據、精妙的辭藻、生動的形像和比喻、對科學和真理的堅定信念，時而概括，時而引申，毫不費力便征服了所有的聽眾，包括主人的女兒娜塔利婭。過了不久，他鄭重地向娜塔利婭表白了愛慕之意，並且獲得深情的回應，可是遭到她母親的嚴厲拒絕。他不僅無條件地表示退縮和屈服，甚至諉過於她：“膽怯的是您，不是我!”娜塔利婭這纔知道，“語言的巨人”竟然如此不堪一擊!多年以後羅亭回顧他一生走過的道路時，也承認自己柔弱寡斷，言行脫節：“空話，全是空話!沒有行動!”通過愛情來顯示這種陰盛陽衰的性格反差，構成了屠格涅夫許多小說的共同特色。不過，羅亭主要是個宣傳家，對於宣傳家，語言就是行動。羅亭的嚴厲批評者列日涅夫也認定：“說一句好的話——這也算行動啊。”把理想和信念帶給青年，成為羅亭的啟蒙活動的重要內容。
其實羅亭並未滿足於坐而論道。他曾經風塵僕僕地四處奔波，改良農田，疏浚河道，革新教育，但尼古拉一世時代那個窒息人纔的社會環境不容許他發揮所長，“我剛得到一個固定的位置，剛有個落腳點，命運馬上就跑來把我推開……”他落得一事無成，後纔算有機會獻身於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為坎坷的一生劃上了差強人意的句號。
《羅亭》在藝術上可以作為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的範例：主題單純，人物不多，結構緊湊，情節不蔓不枝，既沒有連篇累牘的議論，心理描寫也簡明扼要，一切都顯得樸素自然而又令人久久不能忘懷。
《羅亭》問世不久，屠格涅夫開始構思《貴族之家》。書稿於一八五八年殺青，次年初仍由《現代人》刊出。在他的六大小說中，本篇引發爭議少，受到贊揚多，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得力於它那哀婉動人的情節：拉夫列茨基夫婦攜幼女出國，寄寓巴黎。他在大學進修，妻子瓦爾瓦拉則熱中交際，恣情風月，移居巴登—巴登後更是鬧得沸沸揚揚。拉夫列茨基不得不同她分手，隻身回國，打算專心重振家業。這時傳來妻子亡故的消息，他信以為真，決計向一位遠親麗莎求婚。不料瓦爾瓦拉母女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他隻好舍棄剛剛獲得的幸福，勉強恢復有名無實的夫妻關繫。麗莎無奈，悄然進了修道院。
《貴族之家》的故事發生於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年，在時間上同《羅亭》的情節相近，主題仍是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命運。當時，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學生的小組活動早就結束，原先稚嫩的理想主義者們已變為成人，由於對祖國前途的評估不同，他們分成互相對立的兩派，即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西歐派，和強調俄國的特殊性、贊賞彼得大帝以前的農業社會的斯拉夫派。拉夫列茨基傾向斯拉夫主義，歸國時希望下鄉務農。他願意接近人民，承認人民當中有真理，並同麗莎家的朋友、迷信西歐的俗吏潘辛多次展開爭辯，將對手的論點一一攻破。但拉夫列茨基所隸屬的貴族階級正處於沒落階段，他想有所作為，卻難以克服冷漠懶散的舊作風，更無力反對麗莎的宗教信仰和社會上的陳規慣例，化解不了愛情的要求同作為丈夫和父親的道德義務之間的衝突。他終於也像麗莎一樣陷入宿命論，自認不配享受幸福。直到幾年之後，他纔真正振作起來，學會經營田地。不過畢竟青春已逝，來日無多，隻能為朝氣蓬勃的年輕一代祝福了。
麗莎為人嚴肅穩重，性格內向，同瓦爾瓦拉適成對照。她纔智平平，卻有自己的見地，同情拉夫列茨基對潘辛的批駁。她從小虔心奉教，相信愛一個已婚男子是罪孽，瓦爾瓦拉的歸來就是上帝對她的懲罰，必須通過祈禱求得赦免。歸根結柢，幸福並非由人，而是由上帝主宰的。雖則她對塵世不無留戀，仍決定前往一個偏遠的地方與聖像青燈為伴，消磨餘生。
一八五九年，屠格涅夫在《貴族之家》以後，創作了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前夜》，次年初交保守政論家卡特科夫所編刊物《俄國導報》分兩期連載。
在《貴族之家》的“尾聲”中，拉夫列茨基感到自己及其同輩的時代已成過去，因而語重心長地寄希望於下一代。但屠格涅夫很快就看出，要推進社會事業，“必須有一批自覺的英雄人物”(致伊·阿克薩科夫信)，於是他把目光從貴族階級轉向新興的平民知識分子，即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對人纔的廣泛需求，由僧侶、商人、小市民和小官吏等家庭出身的大批腦力勞動者。《前夜》和後繼的《父與子》中都寫了這種“新人”。
《前夜》男主人公英沙羅夫是莫斯科一名大學生，來自土耳其人霸占下的保加利亞。他的父母遭侵略者殺害，他為了洗雪國恥家仇，投身解放事業，被判極刑，負傷逃往莫斯科就讀。一八五三年，俄國政府以保護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為由，對土開戰。英沙羅夫和他的戰友企圖利用這個有利時機回國舉事，不料他在新婚的俄羅斯妻子葉連娜陪同下路過威尼斯時因病夭殤，未能如願。英沙羅夫明顯高於羅亭和拉夫列茨基。他不尚空談，而又胸懷大志，講求實際，卻並不褊狹；窮得幾乎像乞丐，可是內心充實豐富。他隻有一個目標：為苦難中的祖國效力。他雖然屬保加利亞籍，其實體現了俄國民主主義平民知識分子的許多本質特點。
屠格涅夫清楚地意識到“新人”平民知識分子必將取代貴族，但他反對他們激進的政治、哲學和審美觀點，隻贊成自上而下的漸進改良。因此他諱言當時國內社會革命形勢，卻矚目於域外的民族解放鬥爭，強調舉國一致抵御外侮，而淡化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其關鍵便在作者同“新人”的思想分歧。當杜勃羅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一文中呼喚“俄國的英沙羅夫”，希望他們奮起抗擊“國內的土耳其人”即專制農奴制的維護者時，立刻激怒了屠格涅夫。這件事成了屠格涅夫同《現代人》決裂的導火線，也是他不在該刊發表《前夜》，而將原稿轉給卡特科夫的《俄國導報》的真正原由。即使就民族解放鬥爭來說，作者也沒有敘述英沙羅夫的具體活動，因為這對於他是一個過於陌生也過於困難的課題。他讓主人公未及出師便齎志而歿，這當然有損於其形像的生動性。
相比之下，女主人公葉連娜的面貌倒是顯得鮮明些。她對積極行動的憧憬和對貴族家庭的背叛使她不僅同麗莎迥然異趣，也決非那位可以傲視羅亭、後卻甘心下嫁一個碌碌無為的紳士的娜塔利婭所能望其項背。葉連娜在英沙羅夫臥病威尼斯時固然有些宿命的想法，但她遭到喪夫的沉重打擊之後仍舊堅強地忠於他的遺志，決心以護士身份參加保加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成為俄羅斯文學中可敬的女性人物之一。
《前夜》面世前後，要求農奴制改革的呼聲愈來愈高，民主主義平民知識分子同自由主義貴族在改革的方法和道路問題上的分歧也愈來愈尖銳，而作為雙方論爭和社會關注的焦點的農民，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中受騙後，更接二連三地掀起了暴動的浪潮。正是在這種爆炸性的局勢下，屠格涅夫於一八六○至一八六二年間創作了他的影響的長篇小說《父與子》，仍交《俄國導報》刊行。
作品名叫《父與子》，著重描敘的卻不是父子之間，而是自由派貴族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同家道小康的醫科大學生巴扎羅夫之間的衝突。帕維爾在辯論時抵擋不住巴扎羅夫的凌厲攻勢，被迫節節敗退；後來又在同巴扎羅夫決鬥中出乖露丑，自取其辱。正如一八六二年屠格涅夫給赫爾岑的一封信上所說，“這是民主對貴族的勝利”。但帕維爾們並非等閑之輩，他們是“貴族中優秀的代表人物”(同年致斯盧切夫斯基信)。帕維爾的失敗不能全由他本人負責，根源在於他所隸屬的階級大勢已去，非個別佼佼者所能挽回。屠格涅夫意在證明：佼佼者尚且如此，其他貴族更不在話下。因此，致斯氏信又宣稱：“我這整個小說都是針對作為先進階級的貴族的。”
巴扎羅夫正直剛毅，崇尚理性，重視實踐和科學試驗。他一出場便顯得氣概非凡，其餘的人頃刻之間都被他壓倒。他使用的武器是否定，他斷言“目前有用的事就是否定”——否定貴族制度、自由派及其口頭禪“進步”，也否定各種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原則”，甚至要“否定一切”，“破壞一切”，“先把地面打掃干淨”，好讓別人來建設。
“否定一切”的豪言壯語說明了巴扎羅夫的氣魄，同時也暴露了他的偏見，因為這“一切”包括著愛情、藝術、大自然之美和其他不該否定而應加以珍視的東西，這也是巴扎羅夫區別於被屠格涅夫稱為“真正的否定者”的別林斯基、赫爾岑和杜勃羅留波夫(上引致斯氏信)的論點之一。
還有更重大的區別。
前文說過，六十年代俄國社會的焦點是農民問題，當時平民知識分子的活動基本上以此為中心，而巴扎羅夫對農民卻非常隔膜：“俄國農民是個神秘的陌生人……誰能夠了解他!他連他自己都不了解。”更有甚者，這個親眼見過百姓疾苦的巴扎羅夫談起改善農民生活時，竟冷言冷語說：“我應當為他出力，他對我連謝也不謝一聲，等到農民能住上整潔的房子的時候，我巴扎羅夫早已埋骨荒塚了。”這些令人失望的話完全背離了六十年代民主主義者的根本信念。
但在屠格涅夫心目中，巴扎羅夫“確實是我們時代的英雄”(一八六一年致卡特科夫信)，甚至是“革命者”，而同時，他卻被塑造成“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在解剖農民的遺體時感染傷寒病而過早逝世，作者強調說，巴扎羅夫之死並非出於偶然，他是“注定要毀滅的”(均見上引致斯氏信)。這個結論隻是屠格涅夫對當時整個大局的評估的一部分，他在上引給卡特科夫的信中說：“我對俄國的看法要比您設想的更為悲觀。”
《父與子》發表後在評論界和讀者群中激起軒然大波。卡特科夫等人責備屠格涅夫對巴扎羅夫頂禮膜拜，反之，安東諾維奇代表的《現代人》編輯部卻認為這個形像是對年輕一代的誹謗和諷刺；評論家皮薩列夫則比較公允地肯定了巴扎羅夫典型的積極意義。下面談及屠格涅夫的回憶錄時，我們還要回到這個題目上來。
屠格涅夫的第五部長篇小說《煙》(1867)，敘述主人公李特維諾夫在社交界一個貴婦人的吸引下，背棄自己的未婚妻，後憬然回頭的故事。但這隻是個框架，作品的主旨要嚴肅而復雜得多。
屠格涅夫寫《煙》的時候，他原先寄托很大希望的一八六一年改革的虛偽性已逐漸顯露，而赫爾岑和奧加遼夫當作俄國發展道路提出來的民粹主義又遭到他的堅決排斥。他創作時一如既往，對這類重大社會現像沒有漠然視之。可是這一次他把舞臺移到德國，並改用了謝德林式的諷刺筆法，一方面著重揭露聚集在那裡的俄國將軍和貴族的腐朽兇殘，以及妄圖恢復被廢除的農奴制的瘋狂叫囂；另一方面也沒有放過俄國的革命僑民，特別是其中的古巴廖夫，作者不但抨擊他們的政見，並且懷疑他們的道德品質，因此引起許多進步人士的嚴厲批評。作為上述兩個集團的對立面而出場的，是西歐主義者波圖金和自由派漸進論者李特維諾夫。波圖金表達了屠格涅夫本人對農民村社和民粹派空想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但他那些近乎民族虛無主義的過激言論則隻是西歐派分子的偏見。李特維諾夫經歷了一些滄桑變故之後，“覺得一切都是煙，……無論是他個人的生活，還是俄國的生活”，都像煙一樣飄忽不定，隨風流散，到頭來隻落得一場空。好在他還沒有完全消沉，終於從國外回到自己的莊園，取得溫厚的未婚妻的寬恕，一道經營農場和工廠，外加興學行醫。雖無多大建樹，畢竟將書中的悲觀氣氛衝淡了一點。
《煙》問世後，屠格涅夫經過長期醞釀，於一八七六年完成了他後一部長篇小說《處女地》，全書的核心是寫一批青年投身民粹派“到民間去”運動的曲折歷程。由於對俄國現狀和前途的看法不同，這批青年分成了漸進和激進兩派。漸進派的代表索洛明，為人穩健質樸，處事踏實冷靜，主張自下而上地逐步改革。他經營工廠，辦學校，建醫院，繼承了李特維諾夫的衣缽。屠格涅夫認為這是當時俄國需要的人物，卷首題詞所說的“鐵犁”，就是指索洛明那種啟蒙式的方法，而不是指革命。與此相反，索洛明原先的伙伴涅日丹諾夫、馬爾克洛夫等卻強調發動農民群眾起來反對專制制度，進而在村社的基礎上向社會主義過渡。但事與願違，結果一敗塗地。作者肯定他們的革命熱情和獻身精神，對他們的鬥爭方式則加以無情的嘲諷，以致民粹派骨干洛帕京、米海洛夫斯基以及同情民粹派的謝德林、涅克拉索夫等紛紛表示強烈不滿。在各方的夾擊下，屠格涅夫於一八七七年三月寫信給哥哥尼古拉說：“毫無疑問，《處女地》是失敗了，……應該承認我錯了：我做了一件力不勝任的工作。”
更值得重視的是一九○一年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對《處女地》的評語，因為他親自“到民間去”過，熟悉情況，加之他寫書時離運動已將近三十年，時間消除了不少誤解和疑團，立論較為客觀。克魯泡特金斷定，屠格涅夫“完全同情”這場運動，盡管他沒有身臨其境，然而書中的“許多篇章是真實的”，他憑著敏銳的直覺掌握了“到民間去”初期的兩大特點：其一是那些倡導人不了解農民，其二是他們具有“哈姆雷特式的性格，缺乏決斷力，或者不如說決斷力被病態的思想情緒削弱了”。
除了上述幾部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屠格涅夫還寫過很多以貴族為主體的、纏綿悱惻的抒情性中短篇。我們這裡隻選收了其中的《木木》、《阿霞》、《初戀》、《草原上的李爾王》、《春潮》及《普寧與巴布林》。
《木木》(1854)是屠格涅夫早期的名篇，在主題上接近《獵人筆記》，借用真人真事而有所增刪。老寡婦影射作者的母親，格拉西姆是她的聾啞家奴。此人身材魁梧，體力超凡，但在老寡婦的淫威之下，隻好眼睜睜地看著他所傾慕的洗衣女工被迫嫁給一個酒鬼，他自己又不得不狠心淹死相依為命的愛犬木木。他忍無可忍，終於下定決心，卷起鋪蓋離開了殘暴的主人。格拉西姆的強壯、膂力、出走、由屈辱到憤恨和無言的抗爭，都具有引人深思的像征意義，因而受到審查機關的壓制，脫稿後兩年纔交《現代人》刊發。
《阿霞》敘述一個富家奴婢的私生女阿霞的感情波折。尷尬的處境造成她怪僻的性格、扭曲的心態，也加強了她對愛和被愛的盼望。她甘願委身相從的貴族青年H雖對她有意，但想到她的身世和教養，便像羅亭一樣臨陣退縮。阿霞絕望之餘，悄然離去。這篇小說於一八五八年由《現代人》期發表，受到大部分讀者歡迎。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了一篇不同尋常的讀後感《幽會中的俄國人》，結合當時的局勢，有力地譴責了H一類優柔寡斷、怯懦無能的自由主義貴族，並呼喚新的人物形像，為平民知識分子再造聲勢。
《初戀》(1860)是作者人生閱歷中的一支插曲，寫一個介乎稚嫩與成熟之間的十六歲少年心中情愛的覺醒，以及這覺醒給他帶來的快樂和迷醉。當他發現他的競爭對手就是他崇敬的父親時，原先的幸福感立刻變成了驚訝、窘惑和惶悚。篇末又出現了讀者所熟悉的屠格涅夫式的慨嘆：青春易逝，人事倥傯，後無非是黃土一?，了此一生。
有些論者指責《初戀》的內容不道德，當時的評論家阿·格裡戈裡耶夫在《藝術與道德》一文中堅決予以反駁，宣稱這篇小說裡“沒有任何暴露性的或教誨性的東西，有的隻是激情、溫馨和詩意”。赫爾岑、托爾斯泰等也同聲贊賞。屠格涅夫本人屢次表示他對《初戀》特別珍惜，曾反復閱讀回味，謝世前不久，他說過：“這是我自己至今還滿意的一篇作品，因為這是生活本身，並非向壁虛構。”
《春潮》(1872)與《阿霞》、《初戀》同屬屠格涅夫筆下的著名愛情故事。這篇故事的三個主角，都是他原先所寫同類人物的延續和深化。薩寧可算作者歷年塑造的一繫列“多餘的人”中的後一個，不過他晚期的種種行徑，卻使他從他的前輩羅亭和拉夫列茨基後退了一大步。薩寧為之入迷的瑪麗亞·波洛佐娃，則是屠格涅夫刻畫的後一個任性、風騷、潑辣的交際花形像；瓦爾瓦拉(《貴族之家》)和伊琳娜(《煙》)的性格特征，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薩寧原來的戀人傑瑪，大體上同娜塔利婭(《羅亭》)、麗莎(《貴族之家》)等屬於一個類型，她們單純樸實，渴望從自己敬佩的男子那裡獲得真摯的愛情，但後都遭到了不幸。
《草原上的李爾王》的內容有點像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描寫男主人公的兩個女兒獲取他所賞賜的財產以後，非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對他百般虐待，逼得他神經失常，在滿腔悲憤中離開人世。在情節和意蘊上，本篇比那個哲理性的莎劇簡單得多。陰暗的農奴制背景，將作品的俄羅斯特色襯托得更加鮮明了。
比照屠格涅夫六七十年代那一批基調低沉的中短篇小說，他的《普寧與巴布林》(1874)格外顯眼，這主要由於它寫了一個憤世嫉俗的民主主義者巴布林。
巴布林出身小市民，粗通文墨，先在地主家當差，後來入工商界供職。他不畏強暴，當面指責女東家隨意流放農奴是“濫用地主的權力”；他痛恨老板殘忍貪婪，而且敢於袒護工人。因此他多次失業，四處漂泊，但他無悔無憾，仍然忠於自己的信仰。一八四九年，進步知識分子集團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遭難，巴布林也被捕入獄，發配西伯利亞。遇赦後他自願留在原地，同稟性剛直的妻子一起興辦學校，從事社會活動。一八六一年得到解放農奴的文告時，他歡呼“烏拉!烏拉!上帝保佑沙皇!”並邀集親友，為沙皇的健康干杯……這個結尾顯然表達了作者本人的政治觀點，曾受到謝德林的嘲笑。
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二年，屠格涅夫陸續寫了八十二篇散文詩，但隻有五十篇以《老年人的話》為總標題在他生前發表過。我們這裡從八十二篇中選收了五十二篇。
散文詩這一體裁兼備著散文和詩的基本特點。它像散文一樣自由，不受格律的約束，不分行分節，同時又具有詩的精練、意境和韻味。它可以抒情、敘事、狀物、寫景、說理、詠懷，可以白描和彩繪，或者將各種寫法穿插融會，合為一體。有時是作者隨手撚來，自然渾成，有時則經過長期的思考，纔從中提煉出短短幾句哲理性的格言。
屠格涅夫是在一種特殊的境況中寫作散文詩的，他已走過六十來年的人生路程，體弱多病，長期鰥居異國，盡管好友波莉娜·維亞爾多夫人對他依然傾心相與，可她畢竟是有夫之婦，難以化解他的孤寂和悲愁。他那些以喪家之犬自況的告白，讀來令人心酸。他在法國惟一的親眷——他的非婚生女兒，偏偏又遇人不淑，陪嫁被揮霍殆盡，她隻好帶著幾個孩子外出避禍。這場婚變，對她的老父更是一個無法承受的挫折。
那個時期屠格涅夫的經歷和感受，不能不給他的散文詩投下濃重的暗影。作為自我寫照，詩中的老人伶仃孤苦，在家由愛犬作陪，出門與小猴結伴。他偶爾信筆塗抹幾句，隻是消閑解悶，聊以自娛。有時追憶逝水年華，讓舊日的生活再放光輝，然而今昔間的強烈反差，適足以使他產生白雲蒼狗的哀嘆。殘餘的生命在不斷地流逝，心髒眼看就要停止跳動。他覺得有個丑陋的老婆子緊跟在他背後，用兇惡的眼光盯著他，向他獰笑，把他趕往黑洞洞的墳墓。不過他面對死神時並未憤憤不平，也無心去設想來世的情景。描寫大自然的冷漠嚴酷和世界末日的恐怖景像，同樣是當年屠格涅夫情緒的一種流露。
可是他沒有忘記在散文詩中歌詠愛——友愛、母愛、對祖國的熱愛、對仁人志士的敬愛、對不幸者和卑賤者的憐愛；當然，還有他所珍視的情愛。他也留下了少許色調明朗的篇章，又花費了一點筆墨來針砭時弊，包括某些文壇惡習在內。
總之，這部散文詩的內容是龐雜的、互相矛盾的。屠格涅夫晚年的思想感情，大都被濃縮到這些微型作品裡來了。
作者在致福樓拜的一封信上說過：“在我們今天，沒有一個藝術家不是同時兼做評論家的。”這話當然也適用於他自己。屠格涅夫的評論涉及繪畫、雕塑、音樂和演劇，重點仍在文學。
他談《浮士德》的文章屬早期論著(1845)，頗有些獨特的見解。他肯定《浮士德》是一部偉大的傑作，其中充分展現了歐洲中世紀和近代十八世紀之間那一歷史階段。浮士德是中世紀的人，卻具有近代的因素、理性和批判的因素，魔鬼梅菲斯特標志著十八世紀的否定和批判的精神。但屠格涅夫又把《浮士德》看成純粹唯我主義的作品。因為，它極其強烈地體現了一種浪漫主義氣派，而浪漫主義無非是對個性、對自我的頌揚。浪漫主義者也想解釋社會，但在他們心目中，社會是為他們而存在，不是他們為社會而存在。其次，當時德國境內小邦林立，有如一盤散沙，人人為自己奔忙。浮士德同樣隻關心自己，他眼裡沒有社會和人類。第三，歌德本人的整個生活都沒有超出自我，他完全缺乏一個公民應有的信念，《浮士德》便是從他那唯我主義的天性深處引發出來的。當屠格涅夫稱他為“舉世無雙”的詩人時，主要著眼於他在藝術上的成就。屠格涅夫在其對《威廉·退爾》的評論(1843)中早已點明，盡管作為藝術家，歌德勝似席勒，而作為公民，他卻比席勒遜色。但同時，歌德又是宗教改革的產兒，他卓有成效地表達了他的民族的一切追求和願望，他的偉大正在於此。
屠格涅夫認為，《浮士德》部堪稱從歌德內心直接傾瀉出來的高水平的天纔之作，它在不經意之間達到了真實，通篇渾然天成。第二部則是一些經過推敲修飾，而以調和告終的寓意故事，缺乏部那種奔放的熱情。雖然第二部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睞，這隻能算作暫時的現像。
屠格涅夫又表示，由於時代和國情不同，俄國人不會盲目崇拜《浮士德》。他們看見一幅描摹乞丐的好畫時不會首先去欣賞它的藝術性，而是痛心地想到：時至今日，乞丐尚未絕跡!
屠格涅夫有關德國作家的另一篇重要論著，是他為奧爾巴赫的長篇小說《萊茵河畔的別墅》俄譯本撰寫的序言(1868)。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包括屠格涅夫本人在內的一批歐洲作家將目光投向農民生活，給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中的首倡者當推來自鄉間的猶太裔奧爾巴赫。他摒棄了原有的愛好、情趣和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棲身於故土的一個荒村，經常走訪農家，研究其生活風習，從中找到了他一直交往的中上層市民所不曾給予他的東西，使他自幼熟悉的農村環境、人物、故事、傳說和歌謠又回到他的記憶裡，化為一部又一部佳作。隨著農村宗法制社會的變遷，他的視野愈來愈廣闊，但主要的創作源泉仍然在於他同故鄉的聯繫，那裡纔是他扎根之處。甚至在他移居首府以後，也沒有中斷這種聯繫。
除了上述三篇談德國作家的文字以外，《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1860)也是屠格涅夫對西歐文學的一篇重要評論。
據他觀察，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分別代表著人類天性的兩個互相對立的根本特點，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歸入這兩種典型中的一種。哈姆雷特是唯我主義者，他為自己而活著，一切從自我出發，這是他的靈魂所依附的惟一支柱。但他時刻關心的並非他應盡的義務，而是他的地位。他頭腦發達，愛分析、反省、嘲諷，能意識到本身的弱點，在蔑視別人的同時又蔑視自己。他懷疑一切，缺乏信仰，也不相信自我，不過他還有否定邪惡並與之作鬥爭的積極一面。
相反地，堂吉訶德體現的首先是信仰，對永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的信仰。為了掌握真理，實現抱負，他可以赴湯蹈火，犧牲生命。在他看來，為自己而活著是可恥的。他舍己為人，一身正氣，時時閃耀出思想的光輝，然而他又荒唐可笑，有時簡直像個十足的瘋子。
《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具有明顯的政論性，屠格涅夫結合五十年代末期的俄國情況來闡述這兩個人物，其立論不同於傳統的看法。他把堂吉訶德比作革命民主派，哈姆雷特則指“多餘的人”。
一八六四年，屠格涅夫在莎士比亞誕辰三百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過一篇熱情洋溢的概括性的短文，斷言惟一能同這位新世界偉大的詩人媲美的，是古代世界偉大的詩人荷馬。全球都已被莎士比亞征服，他的勝利比拿破侖輩和愷撒輩的勝利更牢固。當時隻有俄國和德國經常演出莎劇，俄國表演藝術家莫恰洛夫以飾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和羅密歐蜚聲劇壇。
《談談奧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新喜劇：〈窮新娘〉》(1852)一文，除了列舉這個劇本的具體得失以外，還觸及一些文藝理論問題。屠格涅夫一向把真實性擺在創作的首位，奧斯特洛夫斯基也在努力“追求簡樸和真實”。但屠格涅夫認為，雖說《窮新娘》除女主人公即窮新娘以外的所有人物都寫得很真實，卻沒有達到“詩的真實”的高度。換言之，這些從現實深處擷取來的形像並未成為典型，他們沒有具備“生活的必然性”，因為藝術“不應當僅僅重復生活”。
《談談丘特切夫的詩》(1854)篇幅不長，而內容充實。丘特切夫是屠格涅夫的前輩，二十年代初開始寫詩，並以其思想、形像和語言的獨創性而為文壇矚目，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更達到創作高潮。雖然他一度傾向斯拉夫主義，但屠格涅夫對他的藝術成就仍十分推崇，曾在給詩人費特的一封信上說：“毫無疑問，誰若是欣賞不了他，那就欣賞不了詩。”一八五四年，經屠格涅夫倡議，《現代人》以增刊的形式，集中發表了丘特切夫的九十二首詩，緊接著又登出這篇評論。
丘特切夫以哲理詩名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他為俄國“個哲理詩人”，甚至他後期所作情詩中都不乏清醒的理性的分析，他的寫景詩也熔自然和人、自然和人類歷史為一爐，因此屠格涅夫在本文中特別重視他的詩作的思想內蘊：“他的每首詩開頭都閃現出一種思想”，接著又趕緊補充道：“但是這思想卻像一個光點，在深沉的感情或者說印像的影響下，時時閃光”，可又“從來都不是赤裸裸地和抽像地出現在讀者面前，而是永遠與來自心靈和自然界的形像融為一體，它被形像所滲透，同時它本身也不可分離和不可分割地滲透於形像之中”。
其次，屠格涅夫又在引用常言所說“一個作家應當像母親懷孩子一樣在自己的心頭孕育自己的作品”之後，指出：偉大的思想“也不可能僅僅來自頭腦，而且應當來自心靈”。“那些不是從自己的泉源中汲取來的”詩如丘特切夫的《拿破侖》等便得不到讀者的喜愛。此外，屠格涅夫又就纔能同作家的生活及人民的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繫，發表了一些切中肯綮的意見。
一八七一年，屠格涅夫為謝德林的諷刺小說《一個城市的歷史》英譯本寫了一篇短評，竭誠薦舉。這篇短評和此前不久他給謝德林的一封信，表明他自五十年代末期以來對後者的貶抑態度已變為熱烈的贊許。他點出，謝德林在本書中采取的漫畫式誇張手法，看似怪誕，但決沒有扭曲事物的本質，其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隨處可見。公眾接觸這類作品時笑得前仰後合，卻又感到好像有條鞭子在抽打自己。謝德林涉世頗深，比任何人更了解祖國。《一個城市的歷史》不僅刻畫了愚人城的歷屆瘟官酷吏，而且變成十八世紀下半期至十九世紀初葉的一部俄國社會史，有著普遍的意義。關於謝德林的為人，屠格涅夫也作了精當的述評：他表面上疾言厲色，其實很善良，重感情，恨他的固然不乏其人，愛他的更多得多。
繼《一個城市的歷史》短評之後，屠格涅夫又於同年(1871)向英國讀者介紹了克雷洛夫，認為他是從拉封丹時代以降惟一富於獨創性的寓言作家，並且比拉封丹具有更多別出心裁的想像。他自童年起，終其一生都是典型的俄羅斯人，其思維方式、觀點、感情和全部作品是真正俄羅斯的。他那帶幾分冷淡的幽默，說明他身上蘊涵著一種斯拉夫性格所固有的東方因素。外國人如果想了解俄羅斯民族性，好讀讀克雷洛夫寓言，這比讀許多相關的著作更有益。
《給〈Ｌｅxix－cＳｉèｃｌｅ〉報編輯的信》(1880)是以法國讀者為對像的。像前面那篇文章一樣，屠格涅夫在這裡也強調作家和本土的血肉關繫：托爾斯泰是“徹頭徹尾的俄羅斯作家”，法國人讀了《戰爭與和平》，可以更直接而正確地了解俄羅斯民族的性格和氣質以及整個俄國的生活，這遠勝於讀幾百部相關的民族學和歷史學的專著。《戰爭與和平》是“一位偉大作家的偉大作品，——而且這就是真實的俄羅斯”。
一八八○年，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宣讀一篇講稿，以慶賀即將舉行的普希金紀念像揭幕典禮。作者稱頌普希金是俄國首屈一指的詩人和藝術家，他為俄國完成了兩大任務，一是給俄羅斯語言作了徹底的加工，使之更有力、鮮明、更富於陽剛之美，二是創立了文學，以典型的形像和不朽的聲音，對俄國生活的各種潮流作出反應。雖然普希金詩歌的本質和一切屬性同俄國人民的本質和屬性契合一致，但他未能成為莎士比亞和歌德那樣的民族詩人，因為他肩頭扛著上述兩項任務，負荷過重，加之環境險惡，以致華年早逝，沒有取得更高的成就。
歷史在前進，從屠格涅夫所謂的“文學時代”轉入“政治時代”，社會上出現了新的追求、需要和問題，普希金的名字一度被人淡忘，果戈理一躍而變成人們思想的主宰，接著又傳來“復仇與悲傷”的詩人涅克拉索夫及其追隨者的聲音。普希金作品的早和主要的闡釋者別林斯基也由其他評論家接替，這批評論家的登場是歷史的必然。這就是屠格涅夫對四十到六十年代俄國文學演變軌跡的概括。
《為阿·康·托爾斯泰伯爵逝世致編輯的信》(1875)記述了逝者的人品和文品。屠格涅夫對他的正直和誠摯，特別是對他的“仁厚的天性”，表示衷心的敬仰，此外還重申了感恩志謝之意，因為一八五二年，當屠格涅夫由於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犯忌而被放逐時，多虧阿·康·托爾斯泰和梅謝爾斯卡婭公爵夫人為之緩頰，他纔得以早日恢復自由。講到逝者的文學業績，屠格涅夫多少有點違心，在致安年科夫等友人的書信中說得比較直率：“他是大好人，卻是個平庸的作家”，對阿·康·托爾斯泰的劇本干脆全盤否定。這可未免失之偏頗了。
屠格涅夫長期流寓西歐，結交過當地文學界的許多人物，他同法國作家的關繫尤其密切。
在法國老一輩名家中，他尊崇喬治·桑。四十年代，當她以社會小說馳譽俄國的時候，屠格涅夫便是她的熱烈景仰者，後來雙方曾有過多次接觸。而維亞爾多夫人又間接促進了這份跨國情誼，因為她和喬治·桑是三十年的故交。文學資歷同喬治·桑相當的梅裡美，也以其品德、學識和對作品真實性的執著追求受到屠格涅夫的敬重。梅裡美向法語世界推薦俄國作品的熱情，更使他感念不忘。
屠格涅夫的法國同輩文友中，福樓拜在創作方法、藝術風格和社會觀點等方面都同他相近，七十年代他定居巴黎後，彼此過從更為頻繁，他稱許《包法利夫人》“是當代文學法國流派無可爭議的秀的作品”(《迪康的長篇小說〈失去的力量〉序》)。這個流派就是他在萊·克拉代爾《特寫和短篇小說集》俄譯本序(1876)中所說的、旨在研究和表現典型形態的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派。按他的說法，該派肇始於巴爾扎克，主要代表有福樓拜、左拉、埃德蒙·龔古爾等，其根本任務和綱領之一在於仔細認真地再現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屠格涅夫看來，由於歷史和社會的原因，現實主義作家在俄國比在法國更受歡迎，法國人並不特別重視藝術有沒有真實性。
屠格涅夫為他的長篇小說集所寫的序言(1880)向讀者提供了不少有關的創作史資料，涉及《前夜》的部分記述得尤其詳細。從中可以看出，他進入暮年之後，心境漸趨平和，有些觀點已不同於往昔。例如一八六○年二月，他曾致信涅克拉索夫，指責杜勃羅留波夫評《前夜》的名篇《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有失公允，言辭偏激”，並一怒之下脫離了與他長期合作過的《現代人》。二十年後回首前塵，原有的嫌隙業已消釋，上述的序言坦然承認，在《前夜》引發的大量評論中“出色的當然是杜勃羅留波夫的文章”，比照當初，態度客觀多了。
本選集的後一部分是回憶錄，其主體為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屠格涅夫撰寫的《文學回憶錄》，包括《代序》、《彼·亞·普列特尼約夫家的文藝晚會》、《回憶別林斯基》、《果戈理》以及《關於〈父與子〉》。這些文章涵蓋甚廣，除了緬懷故人和追敘往事，還涉及當前的重大文學現像和社會問題，帶有政論和論戰的色彩，已超出通常回憶錄的範疇。
作者寫《文學回憶錄》的時候，相知深的斯坦凱維奇、別林斯基和格拉諾夫斯基早已謝世，老友涅克拉索夫、列夫·托爾斯泰等又因政見不合或其他原因而與他長期斷交，一直過從較密的隻有保守的安年科夫、鮑特金、費特等少數人，進步青年對他日益疏遠，加之他久居西歐，難免產生漂泊落寞之感和思鄉念國之情。在創作上，《父與子》和《煙》相繼受到猛烈的抨擊，跟《獵人筆記》和他初幾部長篇小說面世時的盛況不可同日而語。他每年的作品數量比以前大大減少，質量明顯下降，有時他甚至立意擱筆，並在《關於〈父與子〉》中說出了他對新近作者們的臨別贈言。這一切湊在一起，使得《文學回憶錄》也帶上一種低沉、感傷、哀怨的調子。
屠格涅夫的全部回憶錄中，篇幅長、意義重大的當推《回憶別林斯基》。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注意到別林斯基的文學評論活動，受其影響，他徹底擯棄了對浪漫主義的偏愛。一八四三年初彼此相識，一八四七年一同客居普魯士的薩爾茨布隆，交誼更深。在那裡別林斯基寫下潑辣犀利的致果戈理信，屠格涅夫創作了《獵人筆記》中反農奴制傾向強烈的《總管》與之配合；其後又在《父與子》卷首題詞，紀念這位過早凋亡的畏友。依照屠格涅夫臨終的願望，他的遺體安葬在別林斯基的墓側。
《回憶別林斯基》主要記述作為傑出的文論家和思想家的別林斯基的言行風采，描寫他怎樣廢寢忘食地探求真理，研究現實；當他閱讀作品的時候，又如何“一下子就認清了美和丑，真和偽，然後以無所忌憚的勇氣說出他的斷語——全盤地、不折不扣地、熱情而有力地、信心堅強地說出它來”。他親手扶掖了一批包括屠格涅夫本人在內的新秀，使果戈理旗幟下的“自然派”得以迅速成長壯大。他又根據自己的體察和前人的經驗，提出一套初具規模的現實主義理論，為俄國文學指明了方向。別林斯基為人的真誠淳樸，也在本篇中得到反映。
在早期反對專制農奴制度、批判官方意識形態體繫以及同斯拉夫派論戰的時候，屠格涅夫和其他西歐主義者曾經同別林斯基、赫爾岑等一致行動。可是作者在本文中避而不談四十年代初期以後別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義觀點，而用理想主義、西歐主義來概括他的全部世界觀的特征，恰恰閹割了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到六十年代，俄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農民革命迫在眉睫，而屠格涅夫仍然堅持其自由主義貴族的立場，隻贊成君主立憲制與溫和的改良，終於同別林斯基的真正繼承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分道揚鑣。不過他對革命民主派的看法是復雜的，認為他們既可笑，又可敬，上面談《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時已經提過了。
《文學回憶錄》裡另一篇力作是《果戈理》，其中寫了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初期和逝世前一年的果戈理。第三個階段著墨多，寫得也格外深刻動人。
《文學回憶錄》之外，屠格涅夫還著有多篇值得一讀的懷舊文章，所寫人物也都在俄國文化史上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但除謝甫琴科外，其餘幾位可能使我國部分讀者感到陌生，這裡附帶介紹幾句。
季·尼·格拉諾夫斯基(1813—1855)本身不是作家，但同許多作家有往來，很關心文學界的動向。從一八三九年到逝世，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學任世界史教授，對專制農奴制口誅筆伐，受到青年們愛戴。所用語言生動精練，博得“史學中的普希金”的美譽。他積極參與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先是斯坦凱維奇小組的成員，後來加入反斯拉夫主義的論爭，一再強調俄國和西歐社會發展的一致性，成為西歐派主將之一。赫爾岑、別林斯基一度與他協同戰鬥，但四十年代中期，在唯物主義和革命行動的問題上，雙方有過分歧。
上段提及的斯坦凱維奇(1813—1840)，一八三四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一八三七年去西歐養病，春秋正富時客死意大利。他出國前發表過一些詩文，但他的主要功績在於將莫斯科大學當作據點，建立了一個研討德國古典哲學、傳布人道主義的啟蒙小組，先後參加者有同學康·阿克薩科夫、別林斯基、巴枯寧、鮑特金等。斯坦凱維奇以其遠見、博學、纔具、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被推戴為首領，《羅亭》裡的波科爾斯基再現了他的若干特點。斯坦凱維奇去國不久，小組逐漸解體，成員分別變為斯拉夫主義者和西歐主義者，別林斯基和同一時期出現於該校另一小組的赫爾岑則成了革命民主主義者。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大學就讀時還年輕，沒有加入任何小組，一八三八年纔在柏林結識斯氏，對他推崇備至。《記尼·弗·斯坦凱維奇》不過是一份樸素的傳記資料，隻根據這篇短文來認識他是遠遠不夠的。
亞·瓦·德魯日寧(1824—1864)的創作道路相當曲折。早年他支持“自然派”，熱心為《現代人》撰稿，所寫小說《波林卡·薩克斯》維護婦女的權益和尊嚴，得到別林斯基等人的好評。從一八四九年起，隨著政局的進一步惡化，德魯日寧開始提倡“純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反對藝術中的社會傾向和“社會現實主義”。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一年主編《讀者文庫》，使之變成唯美派的刊物，同《現代人》相對抗。他和屠格涅夫同屬西歐派，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同樣反對革命民主主義並脫離《現代人》，但他惋惜屠格涅夫為了文學的現實性而未能充分發揮自身的纔華。作者在悼念德魯日寧的演講中涉及“純藝術”論時，有意說得含蓄籠統，而著重談他為清寒文化人建立的福利組織“文學基金會”。屠格涅夫也參與過該會的籌建工作，又應德魯日寧的請求，寫了《英國文學基金會的午宴》一文以供參考。
《阿爾巴諾和弗拉斯卡蒂之行》一文，記載屠格涅夫同大畫家亞·安·伊凡諾夫(1806—1858)的一段交遊。後者於一八三○年離開俄國，次年起定居羅馬。扛鼎之作《基督顯聖》是他二十餘載苦心經營的成果，題材出自《路加福音》，描繪先驅者約翰在約旦河畔施洗傳道，宣告救世主耶穌即將到來的時候，在場各色人等的不同反應。旨在表現人類對自由和正義、對道德重振和精神蛻變的渴望，因而超越了傳統宗教畫的模式，具有社會意義。全畫人物眾多，結構繁雜，其技法對後世產生過一定影響。屠格涅夫於一八五七年在羅馬認識伊凡諾夫，對他甚為敬重，不料翌年他便溘然病逝。
在屠格涅夫緬懷故人的文字中，就記述的翔實而論，《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屠格涅夫》僅次於《回憶別林斯基》，不過還需要略加補充。尼·伊·屠格涅夫(1789—1871)早年參加過彼得堡著名文學團體阿爾扎馬斯社，後來興趣轉移到經濟學方面，一八一八年起，成為十二月黨的秘密革命組織幸福同盟和其後的北方協會創建人，屬於比較溫和的一派。他的理論著作和實際活動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認為農奴制不廢除，政治自由和制憲行憲都無從談起。一八二四年他出國治病，未參加次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仍被缺席判決死刑，繼而改為終身苦役。他從此長期流亡西歐，直至一八五七年纔獲準回國探親。赫爾岑稱譽他是“為俄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先進戰士之一，我們每次踫見這個名字都會產生深深敬愛之情”。
蔣路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