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目錄

冊

文心雕龍研究

第二冊

文心雕龍譯注

第三冊

文心雕龍精選

劉勰和文心雕龍

第四冊

劉勰年譜彙考

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

文學藝術民族特色試探

第五冊

雕龍集

雕龍外集

第六冊

雕龍後集

冊《文心雕龍研究》目錄

編後記

《牟世金文集》整理說明

《牟世金文集》整理說明一、《牟世金文集》六冊，收入《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譯注》《文心雕龍精選》《劉勰和文心雕龍》《劉勰年譜彙考》《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文學藝術民族特色試探》《雕龍集》《雕龍外集》《雕龍後集》等十種著述。

二、上述著述中，《文心雕龍譯注》繫與陸侃如先生合著，《劉勰和文心雕龍》繫與蕭洪林先生合著。牟先生與陸先生合著的著作，尚有《文心雕龍選譯》《劉勰論創作》《劉勰和文心雕龍》等，鋻於已編入《陸侃如馮沅君合集》一書，本文集不再收入。

三、上述十種著述，前八種書名均為牟先生生前所定，除了《雕龍集》之外，其餘七種內容基本保持原樣不動。《雕龍集》《雕龍後集》中的內容與其他著述有些重復，這次將重復部分刪除，但保留原書目錄和篇名，並在所刪篇目後標注“存目”字樣，以便研究者詳其原貌。

四、《文心雕龍譯注》一書有多個版本，經認真比對，各版本之間內容略有不同，本文集以後出版本為主，並校以初版本。

五、《雕龍外集》為本次新編，除後的《詩詞四首》為編者所輯，其餘文章均為原貌；其中部分文章繫與人合寫，則在文末注明合著者及位次。

六、《雕龍後集》編於牟先生去世之後不久，鋻於“附錄”中的《牟世金論著目錄》收錄不全，這次重新編定；其餘內容一仍其舊。

七、除上述特別說明之外，本文集所收著述一般保持原貌，個別明顯的筆誤或校對錯誤徑予改正，標點符號略有調整，論文注釋則改為頁下注，但注釋體例和內容不做更動。

八、本文集的編纂，由牟先生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完成，戚良德負責編定，趙亦雅協助整理，宮存波、張、劉尚纔、飛、馬玥、宋娜、張肇甜等參與校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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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緒論

節中國古代文論的典型

偉大的中華民族具有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歷史悠久而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更是我們祖國的驕傲。中國古代的文學家，也大都是批評家、理論家，他們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評論前人的得失，逐步形成一整套獨具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繫；它在指導歷代文學創作中，又不斷豐富發展著。雖然古今有別，但這個發展過程至今並未結束。割斷歷史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任務是從今天的現實出發，用新的觀點和方法來繼承它，發揚它。臺灣的學者常講“復興中華文化”，這固然反映了他們愛國自尊的精神，但僅僅“復興”是不夠的，歷史的必然規律是不斷地發展和創新，何況今日之中國已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理論，雖然出現過全盤歐化的浪潮，有過照抄蘇聯的傾向，但這不僅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是極為短暫的時刻，並沒有動搖或改變廣大讀者和作者喜聞樂見的傳統觀念與形式，即使少數時新、洋化的文學論著，也很難完全脫離民族文化的軌道。近年來，怎樣建立一套具有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體繫，已為廣大的文藝理論研究者普遍重視了。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各個方面都必須走我們自己的道路，有著優良傳統而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學藝術，自然不能例外。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總結古代文學藝術的傳統經驗，清理構築古代文藝理論的理論體繫，探討其發展規律和民族特色等，無疑是我們的重要任務。西方的文藝理論，自然是應該吸收和借鋻的，但要適合我們自己的文學發展道路；建立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文學理論體繫，就必須以唯物史觀作指導，總結數千年來我們民族文學的發展規律及種種優秀的、深入人心的傳統經驗，再從今天的現實出發，加以發展創新。

以“體大慮周”稱著的《文心雕龍》，確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一個典型，全面繫統地研究這個典型，對總結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和傳統經驗，是有重要意義的。1983年，周揚在參加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大會期間，對《文心雕龍》的典型意義做了重要評述：中國的古代文學理論遺產也十分豐富、十分寶貴。特別是《文心雕龍》，在古文論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國古文論中內容豐富、有繫統、早的一部著作，在中國沒有其他的文論著作可以與之相比……這樣的著作在世界上是很稀有的。《文心雕龍》是一個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說是世界各國研究文學、美學理論早的一個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偉大的文藝、美學理論著作。我看可以稱得起偉大兩字。在文論這個範圍裡，一千多年前能寫出這樣的著作，恐怕世界上很難找出來……所以，《文心雕龍》這部書的價值，還有充分估價的必要。它確是一部劃時代的書，在文學理論範圍內，它是百科全書式的。《關於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這段話充分肯定了《文心雕龍》的歷史地位、它的世界價值和典型意義，這對我們認識《文心雕龍》的重要性是十分有益的。這裡要特別提出的是，周揚指出這部偉大著作的百科全書性質，它啟示我們更為深入地認識此書的典型意義，從而理解和全面繫統地研究這部著作，對建立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何其重要。

《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典型意義，主要就在它可說是一部中國古代的文學概論。在這點上，中國古代大量文學理論著作，確是沒有第二部可以與之相比的。《文心雕龍》的典型意義，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典型的時代。

從《文心雕龍》產生的時間看，它不僅是古代文論方面“成書之初祖”（章學誠），且產生在中國古代文學走上“自覺時代”之後。這點是很值得注意的。由魏晉而齊梁，古代文學在獨立自覺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進入了古代文學的成熟階段。這時，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形成了鮮明的作家風格，且為藝術而藝術的流弊有了充分的暴露，古與今、質與文、通與變、形與神以及文與道的關繫等貫穿於整個古代文論發展中的矛盾鬥爭，都已充分展開，給劉勰總結古代文學中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創造了條件。所以，劉勰所處的歷史時期，本身就是一個構築典型的古代文論的典型時期。

二、集前代文論之大成。

劉勰之前的文學理論雖還不多，但從儒家五經和先秦諸子以來，有關的論點散見於各種典籍者仍不在少數。對先秦以來的文學理論和各種有關論點，《文心雕龍》雖非搜羅無遺，就主要方面看，視為集大成之作是當之無愧的。孔子的詩論自不必說，其據《周易》《尚書》《樂記》等以立論者，比比皆是。漢代的《毛詩序》、揚雄、桓譚、班固、王充等，劉勰對其有關論述吸取甚多。如揚雄的“征聖”“宗經”觀，“心聲”“心畫”說，“麗則”“麗淫”論，是《文心》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以後，曹丕的“文氣”說、文體論，陸機的創作論、構思論，摯虞的流別論等，更為劉勰所直接繼承。《文心》的文體論、藝術構思論、風格論等，都與《典論·論文》《文賦》《文章流別論》有明顯的繼承關繫。它如文質論源於孔子，通變論源於《周易》，定勢論取兵家之說，養氣論用王充之論，聲律論取永明以來的新成就，比興論是漢人釋詩的新發展，文學與時序、物色的關繫，則吸取了《樂記》《毛詩序》以來有關論述的精華。總之，從《文心雕龍》的基本觀點，到全書各種重要理論，無不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構築而成，並做了程度不同的新發展。郭紹虞早就談到：他（劉勰）是以儒家接近現實主義的理論為中心，而又不局限於儒家之道，所以同時也能吸收形式主義文學的理論。《征聖篇》說：“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他是本於這樣的理解來折衷，來統一矛盾，而集以前文論之大成的。《試論〈文心雕龍〉》，《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第19頁。這不僅說明《文心雕龍》是集大成之作，更說明了它之所以能集大成的原因。這段話還可以給我們以更多的啟示：正因劉勰“不局限於儒家之道”，所以能吸收諸子百家之說。凡有助於說明某種文學現像或文理，則無論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玄學家以至佛教學說，即使是隻言片語，甚至是劉勰大力反對的讖緯詭說，其“有助文章”者，也加以吸取或肯定。正因如此，他就能更為深廣地集前代文論之大成，而使《文心雕龍》在古代文論中具有充分的典型意義。

三、論述的全面。

周揚認為《文心雕龍》“在文學理論範圍內，它是百科全書式的”。這正是此書成為古代文論之典型的重要原因。用劉勰自己的話來說，他寫此書是要“彌綸群言”，企圖使讀者以此“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文心雕龍·序志》，以下引本書隻注篇名）。要對各種文論進行綜論，使人能從容應付於紛纭揮霍的文壇，就不能不求其全備。由於本書著者的“深得文理”瀋約評語，見《梁書·劉勰傳》。，又集前代文論之大成而加以發展，《文心雕龍》就不僅在當時，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文論中，也可說“幾乎備矣”。是以直到清代，論者仍稱揚如此：黃叔琳：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群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四部備要本《文心雕龍》序。

張松孫：萃百家藝苑之精，研眾體詞場之妙，隨人變幻，歸我折衷，著論者五十篇，示津梁於千百載。……故明，為《藝文志》不祧之目；直比經史子集，為弦誦家之書。張松孫輯注本《文心雕龍》序。能夠明，直到清代，仍被視為“藝苑之精”“之書”，豈非整個封建社會文論的典型。這種典型意義，固然與《文心》論述之精有關，但和它的“文章利病，抉摘靡遺”，萃百家之精，研眾體之妙，以及體大慮周等是分不開的。

《文心雕龍》的全面性，可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對各種文體的全面總結，一是對文學理論的全面論述。文體論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少研究者認為其所論文體多非文學作品，有的甚至斥之為“亂七八糟的東西”。這是用西方的觀點或現代“文學概論”的定義來衡量所然，如果從中國古代文論的實際出發，就不能不承認文體論正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主要內容之一。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沒有相當周全的文體論，《文心雕龍》就不會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典型。王瑤早就談到：“中國的文學批評，從他的開始起，主要即是沿著兩條線發展的——論作者和論文體。一直到後來的詩文評或評點本的集子，也還是這樣。”又說：《文心雕龍》這部“中國文學批評的專著，也還是如此。全書五十篇中，關於辨析文體的，自《辨騷》訖《書記》，即達二十一篇；散見於其他各篇的句子還有不少，可知這個現像的重要性了”《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中古文學思想》第124—126頁。。這種重要現像，正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特點；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心雕龍》，正是如實反映了這種特點。《文心雕龍》中論及三十五種文體：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此外，有的一體之內，還包括幾種文體，如雜文中的對問、七、連珠，書記中的譜、籍、簿、錄等，甚至在後世文人也大多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笑話、謎語、諺語之類，《文心雕龍》也包羅無遺。這就是說，從先秦到六朝期間的一切文體，都做了全面的總結。在這些文體中，確有不少並非文學作品，這是否改變了《文心雕龍》全書的性質，是否因此而認為它不是文學理論，隻是“文章理論”，是否要取消這部“文章理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資格，留待後面再說。從所有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都無一例外地以《文心雕龍》為重點可知，這種疑問並無細究的必要；而所謂“文體論”原非著者的說法，劉勰自己稱這部分為“論文敘筆”。《文心雕龍》何以要用巨大的篇幅來論文敘筆，就留在《論文敘筆》的第五章再予探討。這裡隻圖說明，《文心》對當時已有文體的論述是全面的，這是它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具有典型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文心雕龍》相當全面地論述了我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種種重要問題。從《神思》以下，劉勰用二十四篇專論，對藝術構思論、風格論、風骨論、通變論、內容和形式的關繫、文學與現實的關繫，以及聲律、對偶、比興、誇張等修辭方法，從語言文字的運用，到謀篇布局之類基本理論，都分別進行了深入具體的論述。在一繫列專論中，又涉及到創作修養、形像思維、想像虛構、意像和意境、抒情與狀物、形似與神似、寫真和詭奇、藝術形像和藝術概括等許多重要理論問題。這些論述，不僅初步揭示了文學藝術的一般規律，且如風骨論、比興論、聲律論、形神論等，更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特殊規律；其他諸論，即使一般的形像問題、寫真問題等，也無不具有中國古代文論所獨具的特色。對於中國古代文論民族特點的形成，《文心雕龍》是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的，正因如此，它纔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典型，它的重要意義纔歷久不衰，並直到今天還愈來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四、體繫的完密。

《文心雕龍》雖博采百家而內容龐雜，但既非客觀的兼收並蓄，亦非漫無組織的大雜燴。它有自己完整而嚴密的理論體繫，在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中，它是“彌綸群言”而自成體繫的。這點已為古今中外的研究者所公認。美國華盛頓大學施友忠在他的英譯本《文心雕龍》序中說：“劉勰是以全面繫統地論述文學批評的原則為己任的”，他的著作“在表面的混亂之下具有內在的完整性”《文心雕龍學刊》第2輯第356頁。。日本負有盛譽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早就談到：“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理論的經典著作，而且是同類書中自成體繫的巨制。”《評斯波六郎〈文心雕龍原道、征聖篇札記〉》，《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第31頁。吉川的高足——京都大學著名“龍學”家興膳宏1984年來華參加中日學者《文心雕龍》討論會時說：“《文心雕龍》規模宏大、體制詳備，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了不起的傑作。在西歐早期的古典文藝理論中，如亞裡士多德的文藝理論，就沒有《龍》著那樣的繫統性。”《〈文心雕龍〉在日本》，《文學報》1984年11月29日。這些評論，基本上都符合實際，《文心雕龍》確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中自成體繫的典型。

《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由總論、文體論、創作論、作家論和批評論四大部分組成。總論提出全書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觀點。文體論部分即用這種基本觀點來論析各種文體的發展情況，總結各種文體的寫作經驗。然後在這些實際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對種種創作理論進行專題研究，也就是貫徹總論精神的創作論。後以總論的基本觀點為指導，評論作家的纔能和品德，研究文學批評和鋻賞的原理與方法。在這個體繫中，不僅各大部分先後有序，各個部分的篇章次第，也有嚴密的安排。特別是《神思》以下各篇，雖是一題一論，各自獨立成篇，而各篇之間又前呼後應，連貫成一個整體。《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繫，下面將作具體探討，以上隻是就其大致結構，說明此書以其完整的體繫而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典型。

日本九州大學教授岡村繁曾說：“初，戰後日本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不約而同地在若干大學裡，都從《文心雕龍》的精讀和研究開始起來。”《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概況》，《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第297頁。這種“不約而同”地精研一部十五個世紀之前的中國古籍，豈能是一種偶然現像？以上所述說明，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中，堪稱集大成之作的，隻有《文心雕龍》；論述全面，繫統的，也隻有《文心雕龍》；一言以蔽之曰：《文心雕龍》確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典型。而日本漢學家則可謂中國古代文論的知音，其“不約而同”，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國外的學者要了解、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豈能不通過或舍棄這個典型？目前，國外《文心雕龍》的全譯本，除美國一種、日本三種外，法國朱利安的法譯本也即將問世。至於節譯、選譯和研究論著就更為眾多，且有與日俱增之勢。這不僅說明《文心雕龍》為國外研究者注目的典型，更說明《文心雕龍》本身就是世界文藝理論史上的一個典型。

既然《文心雕龍》是這樣一個典型，我們就有必要、有任務研究這份珍貴的遺產。一方面，對這個世界意義的典型來說，要研究它為中世紀的文藝理論做出了什麼貢獻；另一方面，對這個中國古代文論的典型來說，既要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特殊規律做了什麼總結，也要研究它對文學藝術的一般規律有何闡述。兩個方面都很重要，但無疑應從後者著手，並以此為我們研究的重點。這不僅因為研究古代文論主要是為了古為今用，為了從這個古代的典型中找到發展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借鋻，化所說：“像《文心雕龍》這部體大慮周的巨制，在同時期中世紀的文藝理論專著中還找不到可以與之並肩的對手，可是國外除了少數漢學家外，它的真正價值迄今仍被漠視，甚至很多文藝理論家還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這原因除了中外文字隔閡，恐怕也由於還沒有把它的理論意蘊充分揭示出來。”《文心雕龍創作論》1979年版第71頁。這是很值得海內龍學工作者思考的。隻有充分揭示其真正價值和理論意蘊，這個典型纔能在現實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它的存在也就不會被人漠視而得到應有的歷史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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