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與翻譯（代序）
讀豐子愷先生散文總有一種沁人心脾的感覺，回味無窮的同時又記憶一生，這種閱讀著實是所有文本閱讀中的一種高級享受。所以，讀過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隨筆》之後，記住了這位文壇前賢，記住了豐子愷先生筆下那些充滿藝術而又深刻的人生往事。然而本以為對豐子愷先生作品已經有所了解，卻在品讀豐子愷先生部分譯文時，忽然發現本以為然的東西原來還隻停留在一個方面或者說一個側面。集繪畫、散文、音樂、翻譯於一身的豐子愷先生在不少讀者眼裡僅僅是他的一個側面，喜歡他漫畫的人往往隻將其看成一個大畫家，喜歡他散文的人往往隻將其看成一個散文大家。等等這些，也是自然之事，因為一個人的閱讀精力是有限的，這往往制約了對一個大家尤其像豐子愷先生這樣多纔多藝的大家的全面認識。我的這篇文章也不例外，也僅對豐子愷先生的翻譯作品作些介紹，以為喜歡豐子愷先生的人彌補多一方面的了解。
說起豐子愷先生，讀過他散文和看過他漫畫的人都知道其名。但豐子愷先生的人生經歷，恐怕對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來說，並不人人都清楚了。豐子愷先生，浙江省桐鄉市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九日（農歷九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浙江古運河畔的石門鎮上。他出生時，“豐同裕”染坊的豐家長輩們將他視為掌上明珠。因為在他出生之前，豐家已生有六個女兒，所以這在當時那個時代裡，豐子愷的出生，自然成為豐家的喜事!豐家所在的石門鎮，因為京杭大運河在鎮中有個拐彎，所以又名石門灣。豐家在石門鎮上既有詩禮傳家的習慣，又有鄰裡和睦、生意興隆的殷實，其父親豐鐄先生靠自己的刻苦在豐子愷幼年五歲時考取了舉人，成為當地的一件盛事!但遺憾的是，豐子愷父親中舉後卻因豐子愷的祖母去世，隻得丁憂在家。不久，舉人父親也去世，年僅四十二歲，給豐家帶來難以估計的損失和影響。後來，豐子愷入石門鎮溪西小學念書，成績為學校裡的佼佼者。當時縣裡的督學徐芮蓀到石門溪西小學視察，發現了品學兼優的豐子愷，便毅然決然將自己長豐子愷一歲的女兒徐力民許配給豐子愷。一九一四年，豐子愷以小學名的成績畢業。後來報考杭州的浙江省立師範學校，以第三名的成績被浙江師範學校錄取。在這個師範學校裡，聚集著一大批精英學者名流，如瀋鈞儒、經亨頤、夏丏尊、馬敘倫、張宗祥、李叔同等等。豐子愷先生在那裡學習了整整五年，於一九一九年畢業。同年年初，與從小定親的徐力民結婚。七月份畢業後旋即應邀去上海專科師範學校擔任教務主任，教授西洋畫等課。一九二一年赴日本留學，十個月後，回到學校繼續任教。後來又去上虞春暉中學教書，一九二四年鼕離開春暉，回到上海參與創辦立達學園。此後，豐子愷先生先後在杭州、嘉興、石門等地居住，一九三三年在石門舊居上建造正直明亮的緣緣堂。抗戰爆發後，他攜妻帶兒女一路奔波，從浙江、江西、貴州而重慶，歷盡艱辛。新中國成立前夕，豐子愷先生從香港飛上海定居。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國美協常務理事、上海美協副主席。一九六〇年任上海中國畫院首任院長。“文革”中遭受迫害，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病逝。終年七十八歲，不算高壽，也沒有見到一九七六年的變化。
豐子愷先生一生，天資聰慧，勤奮刻苦，五十三歲學習俄語並翻譯俄國文學作品，精通英文、日文。他一生出版繪畫、教育、音樂、文學、翻譯著作達一百六十多部，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纔多藝的大師。
豐子愷先生的文學道路，是從翻譯起步的。一九二一年鼕，二十四歲的豐子愷在日本留學十個月後坐船回國。在漫長的海上旅途中，豐子愷先生開始翻譯英日對照的屠格涅夫小說《初戀》。盡管《初戀》於一九三一年纔出版，比豐子愷先生一九二五年早出版的《苦悶的像征》遲了六年，但豐子愷先生依然把《初戀》稱為自己“文筆生涯的‘初戀’”。這部英漢對照的注釋讀物，在當時普及俄羅斯文學過程中，曾影響了一代文學愛好者。作家王西彥曾回憶自己“對屠格涅夫作品的愛好，《初戀》的英漢對照本也未始不是淵源的一個方面”。在日本十個月的苦學生涯，使得豐子愷先生對日本民情風俗和日本文學有許多切身感受，因而他一見到日本優秀作品，便有譯介到中國的衝動。豐子愷先生後來回憶當年在日本見到古本《源氏物語》的情景時說：“當時我曾經希望把它譯成中國文，然而那時候我正熱中於美術、音樂，不能下此決心。”這是當時豐子愷先生的一個夢想，經四十多年後，這夢想纔變成現實。
豐子愷先生帶著許多甘美回味從日本回國後，不僅在歸途中翻譯了《初戀》，一九二五年四月還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本譯著——《苦悶的像征》，這是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集。當時，魯迅也已將《苦悶的像征》譯畢。二種譯本同時譯出並分別在上海、北京報刊連載，又分別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北新書店出版。魯迅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九日寫給王鑄的信中也說到此書，告訴王鑄：“我翻譯的時候，聽說豐子愷先生也有譯本，現則聞已付印，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豐子愷先生去內山書店拜訪魯迅，談起翻譯《苦悶的像征》時，曾抱歉地對魯迅說：“早知道你在譯，我就不會譯了。”魯迅也客氣地說：“早知道你在譯，我也不會譯了。其實這有什麼關繫，在日本，一冊書有五六種譯本也不算多呢。”據說，當時年輕的豐子愷先生聽了很是感動。
豐子愷先生的翻譯，早期在時間上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這段時間除《苦悶的像征》《初戀》外，還有《自殺俱樂部》以及藝術教育類的教材性質的作品，如《藝術概論》《生活與音樂》等。另一個時期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這個時期是豐子愷先生翻譯的黃金時期，生活相對安定，時間充裕，主要譯作除了他鐘愛的藝術教育類外，重點完成了《獵人筆記》《夏目漱石選集》《石川啄木小說集》《蒙古短篇小說集》《落窪物語》《肺腑之言》等，同時又完成了百萬字的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上、中、下三冊。這些譯作成為豐子愷先生文學世界裡的一個重要方面。
豐子愷先生翻譯成果之豐與他的苦學是分不開的。據說，豐子愷先生到日本後，“白天在川端洋畫學校讀美術，晚上則苦攻日文和英文。他學日文，並不去專為中國人而設的學校，他嫌這些學校進度過緩，卻去日本人辦的英語學校，聽日本老師用日語來講解初等英語，從這些教授中去學習日文”。豐子愷先生五十三歲那年，重拾俄文學習，幾個月後便能讀托爾斯泰的俄文原著《戰爭與和平》，後將三十餘萬字的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譯成中文出版。據豐一吟同志撰寫回憶，豐子愷先生學習一個外語單詞，一般分四天來學，天讀十遍、第二天讀五遍、第三天讀五遍、第四天讀二遍，合起來二十二遍。在著手翻譯的時候，豐子愷先生極為認真，真正力求每個字詞句都能做到信、雅、達，所以女兒豐一吟在與他合譯時，常常發現“父親仰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十一層樓的洋房發獃的時候，十有八九是為了想形容詞的譯法”。也正因此，我們今天讀豐子愷先生的譯作，纔能感到豐子愷先生筆下的譯文文筆流暢、辭章豐富、文采斐然。
豐子愷先生的全部譯文，還沒有收集起來集中出版過，浙江大學出版社用幾年時間，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廣泛收集整理出版豐子愷先生的譯文，以十九卷之巨和近六百萬字的規模出版《豐子愷譯文集》，雖然還沒有達到全集的程度，但已是彌足珍貴。豐子愷先生的譯文，除了大家熟知的《源氏物語》《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多卷本大部頭外，還有《苦悶的像征》也特別值得一提，因其是九十餘年前出版後未曾重印過，是豐子愷先生本正式出版的譯著，而且當年此書出版前後與魯迅先生有過一段佳話。另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豐子愷先生發表在一些報紙雜志上的翻譯小說，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但是，因為是八九十年前的單篇發表的翻譯作品，豐子愷先生從未收進集子過，所以一般的世界文學愛好者很難見到。在《譯文集》裡還值得關注的，是收入了豐子愷先生當年應出版社之約翻譯的但從未出版過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和大倉登代治的長篇、中篇小說。其中《肺腑之言》是中野重治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派出所面前》是他的短篇小說；《美國豬》則是日本作家大倉登代治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共約有三十萬字，都是豐子愷先生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的譯作。據著名翻譯家文潔若老師告訴我，當年《肺腑之言》都已經編輯好，隻差開印了，卻因為“文革”，出版社自顧不暇，出版自然就沒有了結果。中野重治是日本著名的詩人、作家、評論家，日本當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稱其為“日本能在文學與人品上接近魯迅的作家”。相信豐子愷先生這些塵封近半個世紀的譯作一旦問世，對日本文學的了解又將多一個窗口。
在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豐子愷譯文集》裡，除日本作家石川啄木、和田古江的小說外，還有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短篇小說以及美國作家霍桑的《泉上的幻影》、意大利作家李奧柏特的《大自然與靈魂的對話》等一些很讓人養眼的美文，以及一些有滋有味的短篇小說。豐子愷先生翻譯的大名鼎鼎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重要小說《獵人筆記》——一部被高爾基稱為“異常卓越的”作品，自然是豐子愷先生翻譯中的重要作品，曾多有單行本問世。還有日本《竹取物語》《伊勢物語》《落窪物語》三部小說，這三部作品也曾結集單獨印行過，因為這三部作品在豐子愷先生翻譯生涯中有著重要意義，所以不得不看。豐子愷先生初試譯筆的屠格涅夫作品《初戀》、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苦悶的像征》和英國作家史蒂文生的《自殺俱樂部》，這三部作品都是八九十年前問世後再沒有重印過的，這次出版有鮮花重放的味道。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中篇小說《旅宿》、日本作家德富蘆花的中篇小說《不如歸》以及蒙古作家達姆定蘇連的四個短篇小說，其細膩、其清新、其纏綿、其優美，相信都會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根據豐子愷先生的翻譯手稿編輯出版的，主要有《肺腑之言》《美國豬》《派出所面前》等三部（篇）作品，我記得當時收到豐一吟同志寄來厚厚的手稿復印件時，十分震撼，豐子愷先生那熟悉的字體，在手稿裡竟然那麼干淨和清楚。文潔若老師告訴我，這部《肺腑之言》翻譯手稿，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寄還給豐一吟同志的。因此，這些作品的面世，不能不說是豐子愷文學寶庫的新收獲。
綜覽豐子愷先生譯文，也可以看出豐子愷先生的審美風格和譯筆文風。豐子愷先生以他豐富的學養和淵博的知識，使他筆下的譯文真正做到了傳統的信、雅、達的要求。人物故事生動、描述準確、語言豐富，哪怕一個細小部位，豐子愷先生總是盡量用貼切甚至貼切到藝術精確的程度，可見豐子愷先生的翻譯是從來都不肯馬虎的。據豐一吟同志回憶，豐子愷先生的譯作，尤其是晚年的，都是應出版社之約而翻譯的，但豐子愷先生也絕不馬虎或敷衍了事，而總是在了解作者的基礎上研究原文，進而著手進行翻譯的。豐子愷先生年輕時曾嘗試用英語的思維方式來翻譯，“覺得其思想的精密與描寫的深刻確是可喜”。但太久後又覺得變得沉悶、重濁了，於是，真正開始翻譯時，他又用了看西洋畫一般的“興味”動起手來。早的《初戀》就是在這樣的想法和做法中開手的。
從翻譯屠格涅夫的《初戀》開始，豐子愷先生的文學活動明顯顯露出了他的偏好。一是對俄羅斯文學的喜愛。他讀過不少俄文原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又專門翻譯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這部被許多名人贊揚的小說，列寧曾“多次反復地閱讀過屠格涅夫的作品”，稱贊其語言的偉大而雄壯。托爾斯泰認為，屠格涅夫的風景描寫達到了，“以致在他以後，沒有人敢下手踫這樣的對像——大自然。兩三筆一勾，大自然就發出芬芳的氣息”。現在猜想，屠格涅夫的這種手法，與豐子愷先生的漫畫創作思維恐怕有某些共通之處，所以藝術的共鳴性讓豐子愷先生特別鐘愛屠格涅夫的作品。二是對日本文學的情有獨鐘。豐子愷先生留學日本，對日本的風土人情、山川風物十分了解，他曾說：“我是四十年前的東京旅客，我非常喜愛日本的風景和人民生活，說起日本，富士山、信濃川、櫻花、紅葉、神社、鳥居等浮現到我眼前來。中日兩國本來是同種、同文的國家。遠在一千九百年前，兩國文化早已交流。我們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喫飯的人民。所以我覺得日本人民比歐美人民更加可親。”他又說起：“記得有一次在江之島，坐在紅葉底下眺望大海，飲正宗酒。其時天風振袖，水光接天；十裡紅樹，如錦如繡。三杯之後，我渾忘塵勞，幾疑身在神仙世界。四十年來，這甘美的回憶時時閃現在我心頭。”對日本風情的喜愛，是豐子愷先生對日本文學的了解和熟悉引起的，他的這種情感，浸淫在日本文學的翻譯裡。他二三十年代的翻譯，大量的是日本作家的著作，除譯文集收入的《初戀》《自殺俱樂部》及少量短篇是英文的俄國、英國題材外，其他幾乎全是日本的作品，如田邊尚雄的《孩子們的音樂》和《生活與音樂》、黑田鵬信的《藝術概論》、上田敏的《現代藝術十二講》、門馬直衛的《音樂的聽法》等。三十年代也同樣，譯的除上面提及的《自殺俱樂部》外，其他都是日本作品。因此，可以說，豐子愷先生在日本留學十個月的藝術熏陶對他一生的藝術價值取向至關重要。
豐子愷先生譯文，無論是其藝術價值還是思想價值都具有較高水準。屠格涅夫是俄國的大文豪，有關他的生平和文學貢獻，豐一吟同志在《獵人筆記》的“譯本序”中已有充分精到的介紹；《落窪物語》中有關三部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以及它們的藝術成就，唐月梅先生在其“譯本序”中也作了酣暢的闡述，讀者從中可以增長許多知識。
至於蒙古著名小說作家達姆定蘇連，也許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已頗為陌生了，況且蒙古小說在中國的讀者並不眾多。然而，也正是這一原因，許多中國讀者失去了領略蒙古小說的風采的機會。達姆定蘇連，是詩人、散文家、翻譯家兼文學評論家，他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被遺棄的姑娘》被選入蒙古文學教科書。一九〇八年他出生於蒙古國一個放牧者的家庭裡，十六歲以前一直和家屬們同在廣闊無涯的蒙古草原上過著遊牧生活，因此他有條件觀察人民生活世態，看到多重壓迫下人民的勞苦。十八歲的達姆定蘇連參加了人民革命軍。在這時立下了他的文學志向，並開始翻譯和創作。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達姆定蘇連到蘇聯求學。四十年代他擔任了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烏南》的主編。豐子愷先生翻譯的達姆定蘇連的四個短篇小說主要是反映蒙古普通人民的生活情況，有人評論他的創作是“嚴格的現實主義，生活的知識，以及將生活充分具體地表現出來的願望，在達姆定蘇連是和溫暖的抒情主義以及看到祖國生活陰暗面的人物的輕松幽默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在他以簡單而明朗的筆調描寫故鄉的自然景色中特別明顯地流露出來”。這些評價，在這四個短篇小說中顯得格外充分。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以及蒙古大草原上那種草的氣息，從字裡行間撲面而來，那種與草原生命同在的駿馬的擬人化描寫中，讓人在閱讀中深切地感受到草原上人們與馬的那種形影不離的深厚感情。所以相信，這些蒙古小說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將會有一種久暌的淡淡的而又親切自然的感受。
而這次距離豐子愷先生翻譯近半個世紀後面世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的自傳體長篇小說《肺腑之言》，是中野重治的一部重要作品，曾獲得日本一九五五年度每日出版文化獎。盡管在現當代日本文學發展中中野重治有他的重要地位，與中國廣大讀者熟悉的小林多喜二齊名，但由於他在中國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中同樣有些陌生，因此，趁《肺腑之言》的出版，先來簡要介紹一下這位無產階級詩人、小說家、評論家。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中野重治出生在日本福井縣坂井市丸岡町，父親籐作是大藏省煙草專賣局職員，家裡人丁興旺，他有一個哥哥、三個妹妹。其中一個妹妹也是一個詩人。一九二四年，中野重治進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繫德國文學專業學習。第二年由林房雄等人介紹，加入社會主義研究團體新人會，此後又與久板蒙二郎、鹿地亙等組織東京帝國大學社會文藝研究會。一九二六年初，中野重治創作的小說《愚蠢的女人》獲《靜岡新報》一等獎。同年受新人會委派，參加共同印刷廠罷工鬥爭。自傳體長篇小說《肺腑之言》就是主要敘述受新人會委派去組織罷工鬥爭這段經歷。
不久，中野重治又與千田是也、葉山嘉樹等人組織馬克思主義藝術研究會，並與西澤隆二、堀辰雄等人創辦同人雜志《驢馬》，發表《黎明前的再見》《歌》《火車頭》等詩篇，成為日本無產階級重要詩人。同年底加入無產階級藝術聯盟，當選為中央委員。此後為揭露當局對日本共產黨的鎮壓，把主要精力用在寫小說和評論上。小說《早春的風》講述一個嬰孩在三月十五日對日本共產黨的大逮捕中被折磨致死的故事，揭露統治當局的殘暴，歌頌共產黨人英勇不屈的鬥爭精神。這個時期反映工農群眾反對地主、資本家鬥爭的小說有：《老鐵的故事》（一九二九）、《停車場院》（一九二九）、《年輕人》（一九二九）、《波谷》（一九三〇）和《開墾》（一九三一）等等。一九三一年夏，在日本共產黨屢遭鎮壓時期加入日共，第二年被捕，一九三四年作了退出共產主義運動的保證後出獄。從一九三五年一月起至一九三六年寫了五篇所謂“轉向”小說，抒發他轉向後的痛苦心情，對那些堅貞不屈的同志表示敬仰，也流露出繼續創作和革命的意向。一九三七年創作了描寫鐵路工人生活和鬥爭的小說《火車司爐》後受到內務省警保局禁止創作的處分。一九三九年他見控制稍有松動，又拿起筆寫成自傳體中篇小說《告別短歌》和《空想家與腳本》，分別寫他學生時代思想成長的過程，及被勒令停止寫作後在東京社會局做著無聊的抄寫工作的情景。一九四〇年完成重要評論《齋籐茂吉作品閱讀筆記》，流露出“對天皇、戰爭和法西斯暗中抵抗的意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重新加入日本共產黨，積極參加新日本文學會的組織工作。一九四七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同年問世的《五勺酒》，對日共的鬥爭歷史進行反思，被認為是他戰後的代表作和當時日本文學的傑作之一。戰後其他主要著作有評論《批評的人性》。五十年代以後主要著作有獲一九五五年度每日出版文化獎的自傳體小說《五髒六腑》（一九五四）和《梨花》（一九五八），以及描寫日本共產黨近半個世紀曲折鬥爭的《甲乙丙丁》。一九六四年因反對日共中央處分神山茂夫而被開除出黨。一九七九年夏，逝世於東京。日本福井現在保存中野重治的故居，並建有中野重治文庫（資料館），已成為今天福井的一個觀光的文化景點。
這裡，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著重介紹一下中野重治這位作家，因為新世紀的中國讀者對《肺腑之言》的作者了解不多，承日本福井的朋友提供相關材料，纔對中野重治先生的生平事跡有個大致了解，相信對了解《肺腑之言》會有助益。中野重治的小說，除自傳體長篇小說《肺腑之言》外，豐子愷先生當時還翻譯了他的一個短篇小說《派出所之前》，因為手稿從未發表過，這次也一並收入。這個短篇小說講述了日本警察欺壓百姓的故事，情節並不復雜，但揭示的主題十分深刻，語言也十分洗練，所以也是值得一讀的。
總之，可以想見，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豐子愷譯文集》是一部值得期待的文學精品，從中可以全面了解豐子愷先生翻譯的題材不一、風格各異、語言豐富、故事精彩的外國文學作品，也能體會到豐子愷先生的翻譯智慧和心血，以及他的審美理想。相信豐子愷先生的譯文和他的散文一樣，都是豐子愷先生文學世界的寶貴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