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如是說

詩言志。大凡一個作家寫一部作品總是要表明他自己對事物的看法，並希望按照他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為寫作而寫作的作家是不存在的。莎士比亞寫作的動機，在我們今天來看，可以說是為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作輿論準備，盡管他自己未必意識到這一點。文藝復興本來是資產階級次啟蒙運動，是在思想意識領域裡的反封建運動。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巨人，莎士比亞通過他的詩歌和三十幾部劇作提出了什麼樣的見解呢？我覺得可以用兩句話概括。句話就是羅馬詩人維吉爾在《牧歌》第十首中那句話Omnia vincit Amor : et nos cedamus Amori——愛征服一切，讓我們屈服於愛吧。這個消息二百年前的喬叟已經透露了，他刻畫的女修道院長胸前掛著一串念珠，上面掛著一根別針，別針上刻著一個“A”字，下面附了Amor
vincit omnia 一句話。這正是新興資產階級企圖改變封建社會人與人的關繫而提出的口號。

第二句話就是羅馬作家西塞羅《論神性》一文中的一句話：ad harmoniam canere mundum——宇宙和諧地歌唱。這句話點出了宇宙和大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它把個人之間的愛擴而大之，包括了全宇宙，體現了把紛亂的人類社會建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的理想（res in ordinem redigere），按當時具體的歷史情況說，就是反對封建割據、封建戰爭。這個思想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一劇俄底修斯一段話中表達得再清楚不過。在一次軍事會議上，希臘將領研究為什麼十年來不能覆滅特洛亞，俄底修斯認為不是因為特洛亞強大，而是因為希臘一方軟弱，軟弱的原因是大將阿奇琉斯出於個人恩怨，不服從調度，鬧獨立性，不肯出戰。俄底修斯這篇精采的演說，其主旨就是一個詞：“等級”。他說，無論自然界或人類社會都必須遵守等級。天上的星辰不按軌道運行，就是越軌（nonsufficit orbis），就會引起瘟疫、地震、風暴；人間的越軌則表現為秩序的破壞、城市中的不和、破壞國與國之間的和平、顛倒長幼之序。“隻消把次序取消。讓這根琴弦走了調，聽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會發出來；一切事物都將互相抵牾”。和諧的社會關繫，按其實質來講，仍以愛為出發點。所以上面兩句話中，句話是核心，也就是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的中心內容。

莎士比亞的詩歌和喜劇固然歌頌愛，他的悲劇也以愛為出發點，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即以他的以英國歷史為內容的歷史劇而論，他探討的是君權問題，表明他反對封建內訌，希望在一個開明君主的統治下建成一個統一民族國家。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他所塑造的反面君主形像，大都由於處理不好君主同貴族的關繫，以私利為重，在不同程度上違反了和諧和仁愛的原則。這些君主中突出的莫過於理查三世，他那種兇殘陰險，不擇手段的性格和行為完全同仁愛原則背道而馳。再拿他的以羅馬歷史為題材的劇本來看。科利奧蘭納斯那種傲慢和仇恨心理，完全談不上仁愛。在《凱撒》中，正直的布魯圖斯之所以伙同一批政客刺殺凱撒，不是出於任何個人恩怨，而是因為“一旦給凱撒戴上王冠，就可能改變他的天性”，“就等於在他尾巴上安上了毒刺”，“有了權勢，就忘了憐憫。”《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批判了渥大維的陰險，歌頌了寬宏慷慨、天生情種的安東尼。雖然安東尼那種越軌的豪放，他的那種縱情態度——“讓羅馬融化在臺伯河的流水裡吧！這兒是我的生存的空間。生命的光榮存在於一雙心心相印的情侶的及時互愛和熱烈擁抱之中”受到批判，但安東尼的鐘情還是為莎士比亞所贊許，而把他寫成一個高貴的正面人物。縱情勝於無情。

綱舉目張。隻有正確理解莎士比亞的創作動機，了解他要寫的是什麼，纔能給他的作品以正確的評價，正確地分析主題思想、人物性格、戲劇情節和語言技巧。時代背景、作者生平、創作發展、主題分析、人物的典型性、情節、藝術特點都要介紹，但倘若抓不準對像，盡管面面俱到，往往隔靴搔癢，甚至起副作用，反而不如不求面面俱到，但能確實掌握對像，作鞭闢入裡的分析，更有好處。

例如對《威尼斯商人》的分析，說它反映了新舊法律的矛盾，夏洛克代表封建舊法律，鮑西婭代表資產階級新法律，因而夏洛克敗訴。又說莎士比亞也批判了新法律，認為它也不公平，對夏洛克懲罰太重，因而揭穿了資產階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謊言。

我以為莎士比亞可能但未必把法律分為新舊，而是用法律這一總體概念來像征反人道精神。他不止一次表明這種觀點，如《哈姆雷特》裡，他提到“被鄙棄的愛情所感受的苦楚，法律的拖延”。法律同仁愛是兩個對立物。鮑西婭叫夏洛克割肉，要他請一位外科醫生來治傷，不要讓安東尼奧死了。夏洛克回答說，契約上沒有寫明這一款。鮑西婭說：“契約上是沒有說明，但那又怎麼樣呢？為了仁慈，你應當作這麼一件好事嘛。”後，按律科罰了夏洛克，很嚴，安東尼奧出來說情，保留了夏洛克一部分財產，責成他死後傳給女兒、女婿，並要求他皈依基督教，而基督正是仁慈的化身。

又如對夏洛克這個人物的分析。我們往往隻談莎士比亞批判他的一面，還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來證明莎士比亞刻畫這個人物的成功。我們說夏洛克不僅像莫利哀筆下的阿巴公是一個守財奴，而他還有報仇心重和刻毒的特點。但我們往往避免或少談莎士比亞同情夏洛克的一面，而夏洛克為自己辯護的那一段話：“難道猶太人沒有眼睛嗎？……你們用刀劍刺我們，我們不是也會出血的嗎？……要是你們欺侮了我們，我們難道不會復仇嗎？……”真是振振有詞，是劇中一段絕妙的文字。我們有時把這段文字解釋為莎士比亞對受歧視的少數民族的同情。我想同情是對的。但不一定是因為夏洛克是少數民族。莎士比亞站在當時還處在被壓迫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同情被壓迫的人，不管什麼民族，所以與其說他同情受歧視的少數民族，毋寧說他的同情更為廣泛。就《威尼斯商人》全劇來說，莎士比亞鼓吹的就是仁愛原則。

夏洛克性格的矛盾牽涉到所謂的典型性問題。既然他是個反面人物，為什麼作者又對他表示同情？這豈不有損於典型性？這個問題值得討論，我隻想指出一點，即莎士比亞劇本中這類矛盾的性格比比皆是。拿一個著名的例子福爾斯塔夫來說，早在十八世紀末，摩爾根就發現，用理性來衡量，福爾斯塔夫當然是個懦夫，是個可鄙的反面人物，是個流氓；但從感覺、感情或印像出發，則發現他很可愛、很機智幽默、興高采烈、存心也不壞。摩爾根認為這是莎士比亞的手法。摩爾根看出了人物的矛盾，但未作出正確的答復。其實，矛盾是現像，實質是統一的，都統一於莎士比亞的思想或世界觀。福爾斯塔夫有典型的一面，也有不典型的一面。用高度嚴格的典型性要求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恐怕是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