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傳統的文史之學
——自選集序言
一個人的學術觀點,往往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總的說來,總是取決於先天、後天所形成的稟賦。我小時候生長在農村,沒有什麼文娛活動,隻能聽聽浦東說書,什麼《七俠武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之類。能讀些書了,也就耽讀《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的章回小說。高年級後,能讀史書了,開始閱讀《三國志》等史書,這纔發現其內容與《演義》上的說法大為不同,於是轉向閱讀正史,從而治學之時喜歡文史互證,並對文史不分的傳統表示認同。
新中國成立之後,家中劃為地主階級成分。之前我已生了三年肺病,家中為了搶救我,不斷變賣家產,實已破敗。1950年時,為了擺脫內外交困,乃跳級一年,以同等學力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繫,隻是入學不久發現肺病復發,遂又進入療養宿舍,直到三年級時纔痊愈。當時因國家需要,全國大學生都提前一年畢業,分配工作,我以肺病初愈,想鞏固一下,乘機補一些課,於是提出申請,繼續留校學習,於1954年時畢業。這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新建,而國內已無當屆大學生供應,這就讓我有了機會到北京工作。
四年級時,從胡小石先生學習《楚辭》,這時纔用功讀了一些書。小石師運用神話、宗教、民俗等相關知識進行分析,對我影響很大,這在我的《九歌》研究與李白研究上有明顯呈現。因而我認為,研究工作應隨選題的不同配備相關的知識,除了文史哲外,還應重視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這也就是說,治學必須重視綜合研究。
1956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出臺,小石師傳話,讓我考他的副博士研究生,其後也就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可以說,改革開放之前的一段漫漫人生路,曲折多變,歷盡艱難。按照我當時的條件,出身不好,非黨非團,與家庭割不斷感情上的聯繫,思想老是跟不上形勢,因而顛躓迷惑,屢陷困境。平日教學,任人擺布,不斷改換崗位;運動之中,更是險像環生,隻要一個門檻跨不過,也就可能沉廢終身。由此之故,我對前半生的自我鋻定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隨波逐浪,力疲心勞。
但我也有一些優點,做事還算認真,讀書還算勤奮,而且自知條件不如別人,不能指望上級給你什麼優惠條件,由是承擔某一任務時,如有心得,總想及時記錄下來,以免轉向後遺忘。我早期所寫的幾本書,都是在任務改變前夕突擊出來的。
研究生時,小石師本想讓我作《山海經》的研究,後因急於接替重病在身的羅根澤師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這纔趕忙把學習楚辭時考慮過的一些問題寫下,因為時間限制,隻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問題略抒己見,也就寫成了後來正式出版時取名為《九歌新考》的本書。
改助教後,為五年級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我在研究生階段隻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說文解字》部首,這時轉向立即上高年級的新課,從孔夫子到王國維,全由我一人承擔,喫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備課,第三年時就發表了《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文。“文革”前夕,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約我寫作“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中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一書。書稿完成後無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經改寫後纔以《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名問世。
“文革”十年,荒廢年華,但由於我的特殊身份,即沒有任何價值,卻還有那麼一點使用價值,故而後期被起用。先是參加江蘇五所高校集體編寫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有關文論注釋工作,同時參加《辭海》的修訂,後又參加我校和南京化學工業公司師傅組成的法家著作《韓非子》注釋組,利用空隙時間寫成了《韓非子札記》一書。“文革”結束,我又受命將注釋稿改寫成一本學術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內容,以《韓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前此我曾奉命將家中“黑書”悉數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無書可讀,後因出現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工宣隊開禁,允許教師讀唐詩。精力無處發洩,潛心閱讀,隨後寫成《高適年譜》一書。“文革”結束,為了修訂《韓非子校注》,上北京查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統簽》和季振宜《全唐詩》二書,經請求蒙允準,花了半個多月精心閱讀,隨後寫成《敘〈全唐詩〉成書經過》一文,由此進入了唐詩研究的行列。1990年,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學國際會議,為了總結唐詩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編了一部《唐詩大辭典》,並寫了《唐詩文獻綜述》一文作為附錄。其後又為李白的一些奇特現像所吸引,試圖作出新的解釋,從而寫下了《詩仙李白之謎》一書。也就在同一時期,我奉校方之命,協助匡亞明前校長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匡校長要求每一位副主編都寫上一本,於是我於21世紀之初完成了《李白評傳》一書。
1980年前後,我應中華書局友人之邀,整理筆記小說《唐語林》,其成果即《唐語林校證》上、下兩冊。隨後我就整理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繼續探討,寫成《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一書;又把附錄中的《〈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部分調整充實,以《唐代筆記小說敘錄》一名單獨行世。與此同時,我主編了一本《唐人軼事彙編》,由我所內人員嚴傑、武秀成、姚松負責具體編纂。出版之後,頗獲時譽,於是我在90年代後期又籌劃重編《宋人軼事彙編》一書,具體工作由校外專家葛渭君、周子來、王華寶三人負責。此書已於2014年出版。
19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史方面的精力較多,因而比較關注陳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後接受了程千帆先生的建議,為碩士生開設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一課。到了90年代,我將這一方面的論文和講義編成《當代學術研究思辨》一書,公開出版。
除了寫書之外,我還先後寫過一百幾十篇論文,先是編成《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三本論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當代。文章內容,以文學為主,但又不囿於純文學的範圍,而與傳統意義上的文史之學聯繫密切。這與我的師承有關,也與我個人的特殊境地有關。
除此之外,我還先後編了兩種論文集《無為集》與《餘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彙集起來,前者編入了《周勛初文集》,後者則於八十壽辰時編就,單獨出版行世。
古委會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長,於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項目。其中規模較大者,一是與一些朋友主持《全唐五代詩》的編纂,出任主編,希望總結唐詩文獻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編成一本質量上超過御定《全唐詩》的嶄新總集,目下初、盛唐部分已於2014年出版,全書將於2018年完成。一是組織本校古籍所與中文繫古代文學教研組內同仁,整理出一部龜》的校訂本。這書猶如一座未被開發的寶庫。我們將宋本與明本互校,並與史書互核,且後附以人名索引,為文史學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不少便利,出版後得到很高評價。
90年代我還做了一件頗為愜意的事,將我國流散在外的珍貴古籍唐鈔《文選集注》迎歸故土,編輯加工出版。此書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書》內的二十三卷殘帙為基礎,加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一卷,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的一卷殘帙,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兩片殘頁,按一百二十卷本原來的順序編排,命名《唐鈔文選集注彙存》。21世紀初,我又籌劃出了一種增補本。各界朋友共襄盛舉,我能為此稍盡綿薄,實屬三生有幸。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教過兩個學期的《文心雕龍》,“文革”之後又教過三次,因此前後隻有五個學期的教學經歷。但我做事比較認真,每講一門課,都有詳細的備課筆記,講《文心》時,也編有講義,先發給學生預習,然後講授。200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為我出《周勛初文集》時,我就把講義也印了進去,取名《文心雕龍解析(十三篇)》,也算是我涉足這一領域的一份學習心得。
因我一直在古代文論界活動,幾次重要的《文心雕龍》國際會議也都有朋友邀請前往,為此我總是竭盡所能地提交高質量的論文。這樣,我在這一領域中雖非專業人員,卻也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來,其他研究工作陸續結項,與《文心》的緣分卻又突然增加起來,一些學生與朋友認為,我在《解析》中呈現的思路和論文中提出的論點,自有其特色,應該把其他三十幾篇文章也一起注出,可以全面展現我的研究心得。之前我也曾再次注過兩篇文章,隻是現已年老,力不從心,於是許多學生幫我注完了其他幾篇,實現了心願。
我對這一領域的現狀作了審視,發現其間存在很多問題,有待提高,有待糾正,因而尚有空間可以開拓。思路逐漸明晰,形勢看得更清楚,於是決心發揮自己的長處,把《文心雕龍》此書放在學術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這樣既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學術界走上一條更康莊的治學大道。
總的來說,目下這一領域中存在的問題,是由近百年來的學科發展越來越細化,研究工作者過趨專門而引起的。我看到,一些知名的學者,在基本文獻和典章制度方面都存在模糊的認識。況且“龍學”一名出現後,有些年輕學者往往一輩子隻讀這一本書,相關典籍多加忽視,這樣研究工作又怎能深化?一些學者揭示的《文心雕龍》理論體繫,實際上是以蘇聯式的文學理論為框架,從劉勰書中摘取相關材料,作為佐證而構成的。因此,劉勰在理論上到底作出了哪些總結?《文心雕龍》的貢獻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尚有待於再加論證。
細想起來,各門學科過趨專門化而滋生的流弊,不光發生在《文心雕龍》的研究領域,其他學科也有同樣的情況。因此,學界這一問題,應當引起我們的關切與深思。我在《文心雕龍解析》中,納入了與此有關的一些論文,其中有與前輩學者的商榷,也有與同輩朋友的商討,而在每一篇文章的《解題》中,又逐一抒寫我對這些文體的研究心得。因此,《解析》一書,綜教學與研究為一體,而這正是我整個學術生涯的縮影。
如上所言,我的研究工作,不論是《九歌》、韓非、唐代詩歌、唐人筆記小說、當代學術研究,抑或《文心雕龍》,也就呈現出自身的特點,即將此書放在中國學術史的背景下考察。這就突破了當下所謂“文學”的界限,而是把政治制度、時代思潮、歷史演變、文壇風氣等因素綜合起來考察。這樣做,涉及面廣,歷史感強,學術史的意味也就濃厚。因我不斷奔波於各個學術陣地,也就培育出了一種多角度考察問題的本領,談天說地,縱論古今,自然會向學術史的方向發展。
我干的活很多,有人稱我為“多面手”,我則自嘲為“勤雜工”。反正一有突擊任務,要開什麼新課,接手人家丟下的課,總會首先考慮到我。自做研究生起,就踫到鳴放、反右派、大批判、交心、撥白旗、大搞衛生、除四害、四清、“文化大革命”;大的運動之中還套若干小的運動,例如“文革”,其間還有除四舊、清理階級隊伍、深挖“五一六”與批林批孔,等等。真所謂“大的運動三六九,小的運動年年有”。……從教學工作來說吧,教中國歷代散文選,教中國文學批評史,教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和隋唐五代文學史;參與大編教材,先編中國文學史,後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化大革命”後期又參加注釋《馬恩列斯文藝論著選讀》,編《辭海》,注釋法家著作《韓非子》。改革開放之後,改教越南留學生,開大一語文課,參加高考出題前後計三次……如此奔波勞碌,非“勤雜工”而何?上述情況,說明我身份特殊,不可能擔任什麼領導職務,做的都是實際工作,這倒也培育起了我苦干實干的精神,或許也可以說是“有心種花花不發,無心栽柳柳成蔭”吧。
屈指算來,擔任教師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始終不離本職,自然把教書育人放在位,平時常為學生一輩的前途著想,所花的心血也多。有關教學方面的情況,馬來西亞籍博士生餘歷雄的《師門問學錄》中有所記敘,借此可見一斑。
這裡可以附帶說明的是:2013年江蘇省評出首屆社科名家十名,我忝列其中。隨後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推出一種《江蘇省社科名家文庫》,我也名列其中。此書字數與本書約略相當,內容亦相近,我就把二者作了分工,將那些序、敘錄、訪談錄、前言後記、講義與講演稿編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的那本《周勛初卷》,本書則純屬學術史方面的論文。讀者如有興趣,可以找江蘇的那本並讀,該書已於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