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盡四庫誰續書

博爾赫斯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這個當過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作家，如果生前到過東莞，一定會將倫明、莫伯驥兩個人的名字刻在天堂的石碑上，並且在天堂的建築圖紙上，畫上“五十萬卷樓”和“續書樓”，同時在天堂圖書館的醒目位置，擺上浸透了倫明終生心血的《四庫全書》續書。

博爾赫斯筆下的天堂圖書館，是一個活著的讀書人無法描繪的仙境，我想像中巍峨的天堂圖書館，“五十萬卷樓”和“續書樓”，都是奠基的磚頭和支撐穹頂的梁柱。

一

倫明出生的時候，《四庫全書》以國寶的珍貴收藏在皇宮的文淵閣裡。一個南海岸邊名為望牛墩的鄉間孩子出生，他與眾相同的呱呱哭聲裡，所有算命卜卦測字的半仙，都無法看出這個孩子日後與一部浩如煙海的叢書之間的關聯。後人隻能通過他的家族文化傳承和姓名字號找到一個續書者的蛛絲馬跡。

字號，是一個讀書人姓名的延續和補充。清朝光緒四年（1878年）出生的倫明，用哲如、哲儒、喆儒、節予、哲禹等書香彌漫的漢字做了他的稱呼。在《橫瀝倫氏族譜》繁體豎排的漢字中，後人看到了倫文敘的大名。

倫文敘是我少年時代從說書人口中知道的傳奇式人物，他集中了少數民族的阿凡提和漢族解縉的智慧，他與湖北纔子柳先開用對聯鬥智的故事，演變成了神話，像樹根一樣深深地扎在我心裡。

民間的鬼纔，在文人纔子的筆下回歸了人的真容。明朝朱國楨在《湧幢小品》中有如下記載：

倫文敘，字伯疇。頭顱大二尺許，長身玉立。以儒士，御史收遺纔，考遂中。廣西全州舒尚書應龍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試錄五策，皆用其稿。次年丙戌舉南宮廷試，上親撥一甲第三。倫以諭德卒，年四十七。舒不踰年卒，年僅二十餘，皆可惜也。倫之子以諒，鄉試，辛丑進士，官通參。以訓，會試，廷試第二，官祭酒。以詵，進士，官郎中。父子矣。

我願意把倫明日後入縣庠，補廩生，拜師康有為，鄉試中舉，揀發廣西知縣，就讀京師大學堂，以及後來任教兩廣方言學堂、潯州中學堂、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民國學院的經歷視為他散盡家財搜書藏書，為《四庫全書》續書的起源。如果說，倫明續書《四庫全書》是海明威筆下的老漁夫桑提亞哥釣到的大馬林魚，那麼倫明此前所經歷過的一切，都是大馬林魚上鉤之前的漁船、釣竿、誘餌、長線、食物、匕首等準備的漫長過程。後來的讀者，看到的隻是那條一千五百磅的大魚和海上的歷險，卻忽視了那些平淡的準備過程。

如果說《四庫全書》是一個帝王的文化偉業，那麼，續書《四庫全書》就是一介書生的夢想。在偉大的漢字中，平民倫明與乾隆皇帝之間搭建了一座長橋。

讀書和藏書，是倫明續書《四庫全書》宏大理想的一粒種子。這粒種子入土、發芽、長葉、開花，沒有人留意到那些漫長的光陰。

十一歲的時候，倫明隨知縣任上的父親倫常居住江西崇仁，遍讀家中藏書。聽私塾先生說南昌書肆林立，可以購到自己的心儀之書，便開列書單，托縣衙差人解餉的機會，到省會買書。年終時，父親召集倫明諸兄弟，詢問賞錢，兄弟們爭先恐後亮出積蓄，隻有倫明不剩分文。父親以為倫明不知節儉，面露慍色，乃至聲色俱厲，倫明坦言購書之事，父親初時不信，後來竟被兒子購書豐富和廣泛涉獵折服。

後來的《續書樓藏書記》記載了這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倫常說：“孺子亦解此乎？善讀之。”倫明則言：“溯聚書所從始也。”

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倫常卒於江西任所，倫明迫不得已回到東莞故裡的時候，纔是12歲的舞像年華。羅志歡先生在《倫明評傳》中認為：“因受父親熏陶，此後教書、藏書、續書《四庫全書》成了倫明生活的重心，一生與‘書’結下不解之緣。”

羅志歡先生采用了模糊和跳躍的方式，隱去了倫明與《四庫全書》結緣的具體年代和日期，《倫明評傳》用搜書和藏書的情節，指向了一個讀書人的終極目標：續書。

倒是了解倫明搜書藏書的嶺南纔女冼玉清教授，為倫明藏書的時間做了一個年代上的大致界定。在《記大藏書家倫哲如》一書中，冼玉清說：“五十年來，粵人蓄書富而精通版本目錄之學者，當推東莞倫哲如先生。”

二

《四庫全書》，是一個國家的文脈，同時也是一個讀書人的命運。

隻有一個站在盛世裡的帝王，纔會在威嚴的龍椅上想起漢字，想起用無數漢字排列組合的巨書。

乾隆皇帝的偉大設想產生於安徽學政朱筠的一封奏折。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朱筠上奏，建議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

帝王的龍顏在安徽學政的上書中大放喜悅，乾隆皇帝想起了明朝的《永樂大典》，那部成祖皇帝下令編纂的巨書，以一萬多冊的巨幅引領了中國所有的典籍，可惜被戰火焚毀，它用藏之書庫秘不示人築成的金湯也無法抵御亂世的兵燹。藏在南京的原本和副本幾乎全部化為灰燼。

在沒有戰爭和領土擴張的盛世繁榮中，一個帝王的雄心轉化成了漢字和典籍。紙頁雖然輕薄，但用它承載的漢字卻可以用書的形式展示一個帝王的抱負。一個王朝的盛世，不是殘陽裡的人頭和鮮血，而是紙頁上的歌舞升平，是陽春三月的清明上河圖。

安徽學政朱筠的上書，成了那個年代的合理化建議，而乾隆皇帝的表態，化作了“四書全書館”的設立。

故宮學研究員、散文家祝勇在《故宮的隱秘角落》一書中描述了《四庫全書》的濫觴：

隻有在乾隆時代，在歷經康熙、雍正兩代帝王的物質積累和文化鋪墊之後，當“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纔能完成這一超級文化工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識到，這一工程將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如果說秦始皇對各國文字的統一為中華文明史提供了一個規範化的起點，那麼對歷代學術文化成果全面總結，則很可能是一個壯麗的終點——至少是中華文明史上一個不易逾越的極限。

我沒有在故紙堆中找到《四庫全書》啟動的具體日期，我推斷乾隆時期，一定不會有如今工程開工時盛大的慶典儀式，也不會有由秘書起草的領導講話和剪彩及鑼鼓。文字的儀式，適合在安靜的環境中進行，適合在肉眼看不到的心靈深處開始。我隻是在今人的著作中尋到了《四庫全書》完成的大概時間。

祝勇在《文淵閣：文人的骨頭》一文中說：“乾隆四十六1781年）十二月，歷經十年，部《四庫全書》繕寫完成。三年後，第二、三、四部抄寫完成。又過六年，到乾隆五十五1790年），後一部（第七部）《四庫全書》抄完了後一個字，裝裱成書。”

由此推斷，《四庫全書》這項史無前例的國家文化工程，奠基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二月。經、史、子、集，四個漢字，幾乎將乾隆之前中國古代所有的大書囊括其中。在乾隆這個既懂業務，又代表了國家權力和意志的帝王召喚下，一大批文化精英陸續走進了四庫全書館。

我在線裝的古籍中，管窺到了那些與《四庫全書》緊密關聯的名字：戴震、於敏中、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姚鼐、邵晉涵、周永年、餘集、楊昌霖……這些照亮了中國文化夜空的大學者，聚集起來的文化重量，超過了巍峨的泰山。這份編纂者的名單太長了，我單薄的稿紙上無法容納滿天的燦爛繁星，所以後人經常以“鴻纔碩學荟萃一堂，芝林瀚海，盛況空前”之類的行話來形容描述。在史料的記載中，《四庫全書》正式列名的編纂者達360多名，而那些從全國各地層層遴選產生擔任抄寫的館閣體書法家們，更是達到了3800多人。

隻有這麼多的學者和這麼多的繕寫人員，隻有十年的漫長時間，纔能讓漢字堆碼成一座書籍的珠穆朗瑪峰。

回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後人無法從文字史料中看到鑼鼓鮮花，或許《四庫全書》從受孕到出生的漫長十年中，從來都沒有過慶典的儀式，後人能夠看到的是，以“四庫”命名，以“全”字修飾的巨書，排列在皇宮的文淵閣裡。在祝勇先生的描述中：“乾隆次站在文淵閣的內部，背著手，望著金絲楠木的書架上整齊碼放的一隻隻書盒，心底一定充滿成就感。那些書籍，是用木夾板上下夾住，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的，開啟盒蓋，輕拉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乾隆還特許在每冊書的首頁鈐‘文淵閣寶’印，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璽，以表明自己對《四庫全書》的那份厚愛。時隔兩百餘年，我仍然聽得見他黑暗中的笑聲。”

乾隆皇帝對書檢閱之後產生的滿足感和自豪感，是後人能夠想像得到的邏輯。《四庫全書》在經、史、子、集的分類中，收入了3461種、79309卷圖書，這些圖書包括早已絕版、失傳了的許多珍品，共裝訂成36300冊，6752函，皇皇九億多字。

沒有人從體積上描述過《四庫全書》的巨大，我能夠想像到的是，金碧輝煌的文淵閣，此刻成了排列在金絲楠木架上的《四庫全書》的華麗函套，乾隆皇帝自信的笑容，成了《四庫全書》生動的封面。

三

《四庫全書》次排列在文淵閣裡接受乾隆皇帝檢閱的時候，光緒四年（1878年）出生的倫明是不可能看見人類歷史上文字和圖書的壯闊場景的。

倫明出生的地方離我居住的東莞莞城近在咫尺。每次我去那個名為望牛墩的小鎮時，總是被一個關於牛的故事羈絆，從來沒有在那裡找到與《四庫全書》關聯的半張紙片，也不知道日後以續編《四庫全書》為使命的“破倫”先生從這裡發源。這個現實，印證了我後來對書的認識：書籍這個世界上神奇的魔法師，它隱身的時候，小如一個人的巴掌，可以藏在讀書人的指間。隻有展開之後，纔如同鐵扇公主的芭蕉扇，可以扇風滅火，可以看見大千世界，宇宙洪荒。

二十年之後，我無意中在東莞市中心廣場上看到倫明的青銅像時，纔認識了這個從望牛墩鄉間走出來的先賢。倫明身穿長衫，眼睛在鏡片的掩護下瞇成了一道縫，我端詳許久，終於看到了倫明命中的那一張紙和紙上的文字。

倫明的圖書，早源於他父親的收藏。

倫明的父親倫常是個與書有緣的人。《倫明評傳》記載：“年二十八中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科鄉試舉人。倫常善詩工書，與同鄉謝藎臣、鄧蓉鏡等皆一時名士，時有唱和。”光緒十三年（1887年）倫明十歲的時候，隨江西崇仁知縣任上的父親遷居，就讀於崇仁縣衙齋。父親的藏書，在倫明幼小的心中，留下了不滅的印像：“予先代居望鄉，藏弆圖書甚多，自移居後，全散失矣。”又說，父親夙好書，所至以十數簏自隨。倫明的回憶，印證了他父親在崇仁知縣任上建毓秀書院，將自家藏書盡數捐獻書院，供仕子課讀的事實。

沒有史料記載倫明與《四庫全書》結緣的具體年代，我隻能從倫明藏書的範圍和目的性上推斷一個學者治學的軌跡。

倫明的書齋命名與眾不同，去除了地域或環境的因素，也不張揚個人藏書的數量，卻以個人終生的心態作為理想的旗幟。續書樓，暗藏了《四庫全書》的體量，又體現了一個讀書人的偉大抱負。在研究者那裡，倫明的目的更加簡潔明確：“為了表明續修《四庫全書》的志向和決心，遂將家中藏書處命名為‘續書樓’。”

以“續書”兩字命名的書齋，為倫明所獨有。文化人多以靜、雅、趣等漢字命名書房，賦予它讀書寫作的日常功能，極少有人像倫明一樣，憑一己之力，用一生時間，完善補充作為國家文化工程的巨書。

蘇精先生的《近代藏書三十家》一書，倫明的名字和盛宣濟、傅增湘、梁啟超、張壽鏞、莫伯驥、周敘弢、鄭振鐸等大家並列，從藏書數量的豐富以及學界地位影響力而言，倫明無法與他們並駕齊驅，然而，就藏書的功能、目的和志向而言，卻無人可以與倫明比肩。所以，倫明用續修《四庫全書》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宏偉目標，作為自己藏書室的命名。

“續書樓”這個獨一無二的命名，發源於倫明讀書的思考。在《續書樓藏書記》和《倫明評傳》中，我看到了倫明“續書樓”建立的基石和倫明心中的那張建築圖紙：

與其他藏書家不同，倫明藏書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續修《四庫全書》。原來倫明讀書眼光別具一格，他認為“書至近代始可讀”，以為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並不完備，於清代尤為疏漏。他指出此書有三大缺點：一是由於七閣抄本“急於完書，以致繕校不精，訛錯百出”。二是參加編修的大臣不識版本，往往以劣本充數，隨意刪節和篡改書中的內容。三是忌諱太多，遺書未出，進退失當。因此，這部書大有增補、校勘和續修的必要。為了表明續修《四庫全書》的志向和決心，遂將家中藏書處命名為“續書樓”。

沒有資料記載倫明藏書的數量。與倫明的朋友，東莞的另一藏書家五十萬卷樓主莫伯驥相比，倫明藏書的數量當不可能超出。蘇精先生認為，倫明藏書範圍多為清人的詩文集，“而莫伯驥的五十萬卷樓”顧名思義即是以量取勝了。在他之前，廣東藏書家以卷數名樓的是清末同光之際的孔廣陶“三十三萬卷書堂”（即嶽雪樓），莫伯驥後來居上，五十萬卷的聲勢驚人，直逼近代我國藏書的劉承干“嘉業堂”六十萬卷。他的藏書之多居民國以來廣東，確是翕口同聲公認。

對於以續修《四庫全書》為目標的倫明來說，藏書數量多寡僅是一個方面，搜集收藏清人詩文集卻更為重要。幸好那些黃脆的資料，留下了倫明藏書的時間軌跡和光陰年輪。所有的研究資料一致表明，倫明搜藏書籍的基礎，奠定於他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入讀京師大學堂之時，而這條路的另外一頭，大約終止於辛亥革命。此後抗日戰爭的炮火，嚴重地阻擋了他搜藏書籍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