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一詞的引進與認同

魯迅在《門外文談》中論述《論語》等語錄體文字時說：“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譯名。”此文最初發表於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報·自由談》，後收入《且介亭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新一版，第93頁。參看王力《漢語史稿》(修訂本)第四章《詞彙和發展》第五十六節《鴉片戰爭以後的新詞》(二)《盡量利用日本的譯名》，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19—528頁。

因為這一名詞的大量使用時當清末，亦即19世紀、20世紀之交。彼時英國正處在資本主義如日中天的極盛時期，東亞各國，社會發展落後，面對西方的富強，無不相形見絀，於是一些先進人物競相學習新學。在這東亞社會發生轉軌變型的過程中，日本走在前面，該國學者用漢字對譯歐美的名詞，他們首先采用“文學”一詞作為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譯名，隨後為中國學術界所接受，並被普遍運用。

觀察中國近百年來的變化，在文學領域中出現的新觀念，就應追溯曾在日本滯留過的一些中國學者，不論是清末因謀求種族革命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劉師培，還是因避辛亥革命之鋒芒而流亡日本的羅振玉、王國維，他們都曾大量使用“文學”一詞。以其用法而言，與日本學術界的情況類同。

對“文學”的不同理解

但細察各家對“文學”一詞的用法，可知學者間由於個人學術淵源的不同，對“文學”一詞的理解也有不同。

王國維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撰《文學小言》十七則，聲稱：“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文學者，不外知識與感情交代之結果而已。”可知這時王國維的文學觀，完全接受了西洋資產階級的學術體繫。因為王氏早年熱衷西學，喜歡閱讀西方哲學家的一些理論著作，涉獵西洋的文藝理論，文學遊戲說雲雲，即屬純粹的舶來品，中國自古至今未有此說。

王國維通日語與英語。他在學習西方理論時，讀的大都是原著，他在介紹理論時，時而原封不動地照搬國外學說。例如光緒三十年（1904）時所作的《紅樓夢評論》，有人予以高度評價，以為開中國近代文學評論之先河，實際上這類文字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王國維隻是以《紅樓夢》為例證，闡述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學說。但以其影響而言，他所從事的工作曾開風氣之先，也是不容漠視的。

時至今日，王國維聲譽日高，人們莫不以國學大師目之。但拿他與同時的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相比，則其成名之時要晚得多。如以學者本人與清代學術之間的淵源而言，也要疏遠些。

王國維出身於一個亦商亦吏的家庭。他在22歲時入《時務報》，再入“東方學社”，後又東渡日本求學。這一時期，王國維潛心探討的是人生問題，因而攻讀康德、叔本華、尼采哲學，兼攻近代西方倫理、心理、美學、邏輯等學術。至於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繫，文學觀念的古今演變等等，也就很少引起他的關注。

劉師培與章太炎的情況就不同了。劉師培出身於儀征一個三世傳經的家庭，屬於揚州學派中的重要人員。他自年幼時起就精通古代典籍，這樣在他的思想上，必然會引起新舊文學觀念的比較問題。章太炎的情況有類似處。他曾入杭州的詁經精舍學習，投入清末樸學大師俞樾的門下，接受過嚴格的漢學的訓練，於是在他日後的學術活動中，新舊觀念的衝突，必然也會有所反映。

在劉師培和章太炎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發現這些直承清代學術傳統的國學大師，也曾努力學習西學。劉、章二人因從事革命而先後流亡日本，他們自然會接觸到中西學術不同的問題。

劉師培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起在《國粹學報》上陸續發表《論文雜記》中的各篇。此書《序》中首言：“西人分析字類，曰名詞、代詞，曰動詞、靜詞、形容詞，曰助詞、聯詞、副詞。名詞、代詞者，即中國所謂實字也。動詞、靜詞、形容詞者，即中國所謂半虛實字也。助詞、聯詞、副詞者，即中國所謂虛字也。”可見他對西學的關注。而這又反映出了清代學術傳統的特色，即“論文”先從識字談起。文固有不同，識字也得有所比較。

章太炎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起，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文學說例》一文，首雲：“文學之始，蓋權輿於言語。自書契既作，遞有接構，則二者殊流，尚矣。……夫炎、蚩而上，結繩以治，則吐言為章可也。既有符號，斯淆雜異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拙於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韓愈曾說為文“宜略識字”，清儒恪守此訓，劉、章等人在接受西洋學術之時，也還是要首先強調這一重要原則。

章氏用作比較的著作，有社會科學著作多種，中如武島又次郎《修辭學》、谷利亞《英國文學史》、澀江保《希臘羅馬文學史》等書，均有可供中國學者參考的價值。章太炎概括《希臘羅馬文學史》中語曰：“世謂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後有戲曲。”隨後他就據之續作介紹：“韻文先史詩，敘述復雜大事者也。二稗詩，敘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於街談巷語者也。”章氏考察至此，表示欣然接受，故曰：“征之禹域，秩序亦同。”

但章太炎又認為，中西學術雖偶有會通處，實質上卻有根本區別，《與人論樸學報書》曰：“中西學術，本無通途，適有會合，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也。”因此不能援引西方學術說明中國固有文化。

由上可知，西方學術，包括文學方面的觀念，以日本為中介，而影響到我國各種類型的學者。盡管各人的學術淵源有異，但已普遍接受文學一詞，用以指稱彼時廣泛流行的作品。而在一些直承清代學術傳統的著名學者眼中，論及本國文學，則仍維護傳統，而與學術混雜，例如劉師培撰《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仍從義理之文與考據之文敘起。他們說的“近世”，實指清代而言，故言及順、康之文，乾、嘉之際，而又歸罪於桐城文派的空疏，與師法龔（自珍）、魏（源）的奇詭一派。文章末尾又說：“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於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真。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夫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乃時勢所趨，相習成風，而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謂非中國文學之阨歟？”顯然，他已看到由於社會的發展，本國文學深受日本文體的影響，報章雜志上的通俗文字風靡社會，原有的文派已難維持其原有局面，中國已面臨著文學變革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