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總序（節選）

大江健三郎——從民本主義出發的人文主義作家

許金龍

在中國翻譯並出版“大江健三郎文集”，是我多年以來的夙願，也是大江先生與我之間的一個工作安排：“中文版大江文集的編目就委托許先生了，編目出來之後讓我看看是否有需要調整的地方。至於中文版隨筆·文論和書簡全集，則因為過於龐雜，選材和收集工作都不容易，待中文版小說文集的翻譯出版工作結束以後，由我親自完成編目，再連同原作經由酒井先生一並交由許先生安排翻譯和出版……”

秉承大江先生的這個囑托，二〇一三年八月中旬，我帶著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負責人陳旻先生共同商量好的編目草案來到東京，想要請大江先生撥冗審閱這個編目草案是否妥當。及至到達東京，並接到大江先生經由其版權代理人酒井建美先生轉發來的接待日程傳真後，我纔得知由於在六月裡頻頻參加反對重啟核電站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大江先生因操勞過度引發多種癥狀而病倒，自六月以來直至整個七月間都在家裡調養，夫人和長子光的身體也是多有不適。即便如此，大江先生還在為參加將從九月初開始的新一波反核電集會和示威遊行做一些準備。

在位於成城的大江宅邸裡見了面後，大江先生告訴我：考慮到上了年歲和健康以及需要照顧老伴和長子光等問題，早在此前一年，已經終止了在《朝日新聞》上寫了整整六年的隨筆專欄《定義集》，在二〇一三年這一年裡，除了已經出版由這六年間的七十二篇隨筆輯成的《定義集》之外，還要在兩個月後的十月裡出版耗費兩年時間創作的長篇小說《晚年樣式集》（In Late Style），目前正緊張地進行最後的修改和潤色，而這部小說“估計會是自己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對於我們提出的小說全集編目，大江先生表示自己對《偽證之時》等早期作品並不是很滿意，建議從編目中刪去。

在準備第一批十三卷本小說（另加一部隨筆集）的出版時，本應由大江先生親自為小說全集撰寫的總序卻一直沒有著落，最終從其版權代理人酒井先生和坂井春美女士處轉來大江先生的一句話：就請許先生代為撰寫即可。我當然不敢如此僭越，久拖之下卻又別無他法，在陳旻先生的屢屢催促之下，隻得硬著頭皮，鬥膽為中國讀者來寫這篇掛一漏萬、破綻百出的文章，是為代總序。

在這套大型翻譯叢書即將出版之際，我想要表達發自內心的深深謝意，也希望親愛的讀者朋友們與我一同記住並感謝為了這套叢書的問世而辛勤勞作和熱忱關愛的所有人，譬如大家所敬重和熱愛的大江健三郎先生，對我們翻譯團隊給予了極大的信任和支持；譬如大江先生的版權代理商酒井著作權事務所，為落實這套叢書的中文翻譯版權而體現出良好的專業素養和極大的耐心；譬如大江先生的好友鐵凝女士（大江先生總是稱其為“鐵凝先生”），為解決叢書在翻譯和出版過程中不時出現的問題而不時“拋頭露面”，始終在為叢書的翻譯和出版保駕護航；譬如同為大江先生好友的莫言先生，甚至為挑選這套叢書的出版社而再三斟酌，最終指出“隻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纔是最合適的選擇”；譬如亦為大江先生好友的陳眾議教授，親自為組建叢書編委會提出最佳人選，並組織各語種編委解決因原作中的大量互文引出的困難；譬如翻譯團隊的所有成員，無一不在兢兢業業地辛勤勞作；譬如這套叢書的責編陳旻先生，以其值得尊重的專業素養，極為耐心和負責且高質量地編輯著所有譯文；又譬如我目前所在的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為使我安心主編這套叢書而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並協助成立“大江健三郎文學研究中心”……當然，由於篇幅所限，我不能把這個“譬如”一直延展下去，惟有在心底默默感謝為了這套叢書曾付出和正在付出以及將要付出辛勤勞作的所有朋友、同僚。感謝你們！

另外，為使以下代序正文在閱讀時較為流暢，故略去相關人物的敬稱，祈請所涉各位大家見諒。

我在曖昧的日本（節選）

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即便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更是處於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剛剛結束的大戰的廢墟中背負創傷卻仍對新生抱持希望的作家們，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美諸國間深深的溝壑。而在亞洲，他們則為日本軍隊的非人道行為感到痛苦並為之贖罪，進而在此基礎上謙卑地祈求和解。他們表現出的這種姿勢應長存於人們的記憶，我志願站在末尾並行至今日。

後現代的日本，無論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著二義性。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太平洋戰爭便是現代化本身帶來的扭曲後果。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以大約五十年前的戰敗為契機，已從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重新出發。支撐著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是新日本人最基本的道德觀。然而，蘊含著這種道德觀的日本人和日本社會卻並非清白無辜，作為曾踐踏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侵略歷史的污垢。而且，廣島和長崎那些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武攻擊的死者們、那些罹患放射病的幸存者及其第二代（不僅日本人，還包括眾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許多人），也在不斷地審視著我們的道德觀。

目前國際間有一種批評，認為日本這個國家對於參與聯合國的軍事任務、協助恢復和維持世界和平並不積極。聽到這些批評，我們十分心痛。然而，日本為了重新出發而制定的憲法的核心，就是發誓放棄戰爭，這是必要的。作為走向新生的道德觀之基礎，日本人痛定思痛，選擇了放棄戰爭的原則。

對於西歐而言，這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因為西歐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對於遵循良心而拒絕服兵役者，人們抱持著寬容的態度。如果把這種放棄戰爭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刪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內一直存在，試圖利用國際上所謂外來壓力嘗試發起的策動，也包括在這些策動之中），無疑將是對亞洲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呢？身為小說家，我無法不如此想像。

曾支撐了舊憲法的市民情感將絕對價值置於遠超於民主主義原理的更高處，在長達將近半個世紀的民主主義憲法下，這種情感不隻是一種懷舊，更在現實中活生生地存續著。假如與這種情感相連接，日本人再度將另一種有別於戰後重新出發之道德觀的原理予以制度化，那麼，我們在業已崩潰的現代化廢墟上，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所進行的祈禱，也就隻能變得徒勞無功了。生而為人，我不得不如此想像。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為繁榮-盡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著種種危險的胚芽——使得日本人在現代化進程中，像慢性病般孕育出的暖昧（ambiguity）急劇發展，呈現出更加新異的形態。關於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內感覺到的更為清晰。盡管這種說法有些奇怪：如同戰後忍受著赤貧，卻並未喪失復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隱忍著對前途的強烈不安。我們還可以看到，日本的繁榮，被統合於亞洲經濟領域內的生產和消費這兩股逐漸增強的潛在勢力之中，目前正不斷呈現出新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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