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艾倫·金斯堡

艾倫得意地對我說：“看，我這件西服五塊錢，皮鞋三塊，襯衣兩塊，領帶一塊，都是二手貨，隻有我的詩是一手的。”

提起艾倫·金斯堡，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這位美國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因朗誦他的長詩<嚎叫>一舉成名，成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國的反越戰抗議浪潮和左翼造反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他，這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就會像一本缺頁的書，難以卒讀。

我和艾倫是一九八三年認識的，當時他隨美國作家代表團次到中國訪問。在我的英譯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們在他下榻的旅館秘密見面，在場的還有他的親密戰友蓋瑞?施耐德（GarySnyder）。我對那次見面的印像並不太好：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所知甚少，讓他們感興趣的似乎是我的異類色彩。

再次見到艾倫是五年以後，我到紐約參加由他組織的中國詩歌節。剛到艾倫就請我和我妻子邵飛在一家日本餐館喫晚飯。作陪的一位中國朋友用中文對我說：“宰他丫的，這個猶太小氣鬼。”我不知他和艾倫有什麼過節。對我，艾倫彬彬有禮，慷慨付賬，並送給我一條二手的領帶作紀念。但在席間他明顯地忽視了邵飛。都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誰也沒在意。贊助那次詩歌節的是紐約的襪子大王——一個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動作遲緩，但挺有派頭。據說艾倫的很多活動經費都是她從襪子裡變出來的。艾倫總是亦步亦趨、點頭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後，像個貼身僕人，不時朝我擠擠眼。我真沒想到，這家伙竟有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後見面機會多了，開始熟絡起來。一九九○年夏天，我們在首爾*舉辦的世界詩歌大會上相遇。艾倫總是衣冠楚楚（雖然都是二手貨），跟那些韓國的官員們談釋放政治犯，談人權。讓組織者既頭疼又沒轍：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會上，大小官員都慕名而來，跟他合影留念。艾倫總是拉上我，躲都躲不開。有一回，一個地位顯赫的官員，突然發現我正和他們分享榮耀，馬上把我推開。我從來沒見過艾倫發這麼大的脾氣，他對著那個官員跳著腳大罵："你這個狗娘養的！你他媽知道嗎？這是我的好朋友！中國詩人！"官員隻好賠禮道歉，硬拉著我一起照相，讓我哭笑不得。再踫上這樣的場合，我盡量躲他遠點兒。

我問艾倫為什麼總是打領帶。他的理由很簡單：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們談人權；再者呢，他狡猾地一笑，說：“不打領帶，我男朋友的父母就會不喜歡我。”

在首爾，會開得無聊，我們倆常出去閑逛。他拿著微型照相機，像個間諜到處偷拍。一會兒對著路人的腳步，一會兒對著樹梢的烏鴉，一會兒對著小販做廣告的黏滿蟑螂的膠紙。走累了，我們在路邊的草地上歇腳，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的願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餓了，鑽進一家小飯館，我們隨意點些可口的小喫。渴了，想喝杯茶，卻怎麼也說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寫下來，有不少朝鮮人懂漢字。老板似乎明白了，連忙去打電話。我們慌忙攔住：喝茶干嗎打電話？莫非誤以為我們要找妓女？但實在太渴了，我們又去比劃，作飲茶狀。老板又拿起電話，嚇得我們撒腿就跑。

晚上，我們來到首爾市中心的夜總會。這裡陪舞女郎纏著艾倫不放。沒待上十分鐘，他死活拉著我出來，說：“我應該告訴她們，我是個同性戀。”我們迎面踫上一群美國留學生。他們一眼認出了艾倫：“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倫馬上問，“這附近有沒有同性戀俱樂部？”眾人大笑。其中一個小伙子為他指路。但我聲明絕不進去，艾倫在門外轉了一圈，隻好作罷。

艾倫很念舊。在紐約他那狹小的公寓裡，他給我放當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凱魯亞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錄音，臉上露出悲哀。他講起凱魯亞克，講起友誼、爭吵和死亡。他嘆息道：“我那麼多朋友都死了，死於酗酒、吸毒。”我告訴他，我們青年時代為《在路上》著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讓我感動的是，他和死者和平共處，似乎繼續著多年前的交談。我甚至可以想像，他獨坐家中，反復聽著錄音帶，看暮色爬進窗戶。

前車之鋻，艾倫不吸煙不喝酒，除了偶爾有個把男朋友，他過著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個真正的工作狂。他忙的時候雇了三個半秘書。他們忙得四腳朝天，給艾倫安排活動。艾倫反過來對我說：“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誰來養活他們？”這純粹是資本家的邏輯。艾倫告訴我，他是布魯克林學院的終身教授，薪水不錯，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稅和朗誦費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來自他的攝影作品。和他混得久的秘書鮑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倫的腦子。他滿世界應承，自己什麼也記不住。後都得我來收拾。”

從艾倫朗誦中，仍能看到他年輕時驕傲和野蠻的力量。他的詩是為了朗誦的，不是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澤西的詩歌節上，艾倫和我一起朗誦。他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他事先圈圈點點，改動詞序。上了臺，他就像瘋狂的火車頭吼叫著，向瘋狂的聽眾奔去，把我孤單單地拋在那裡。以後我再也不敢請他幫我讀詩了。

去年他過了七十歲生日。他身體不好，有心髒病、糖尿病。醫生勸他不要出門旅行。近他在電話裡告訴我，他常夢見那些死去的朋友，他們和他談論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長詩《嚎叫》裡的頭一句：“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

下午有人來電話，告訴我艾倫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腦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給蓋瑞?施奈德打了個電話。蓋瑞的聲音很平靜。他告訴我後幾天艾倫在醫院的情況。醫生查出他得了肝癌，還有三五個月可活。艾倫後在電話裡對他說：“伙計，這意味著再見了。”

我記得曾問過艾倫，他是否相信轉世。他的回答含混，幾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蓋瑞的影響，東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靈魂安靜下來，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彈。他家裡掛著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師指點，每年都到密西根來參加禪習班。他和蓋瑞不一樣，信仰似乎不是通過內省獲得的，而是外來的，帶有某種強制性的。他的禪習班離我當時的住處不算遠，他常從那兒打電話，約我過去玩，或溜出來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納堡（AnnArbor）有個喇嘛廟，住持是達賴喇嘛的表弟，艾倫的師傅。在喇嘛教裡他是個自由派，比如重享樂，主張性開放，受到眾多喇嘛的攻擊。我想他的異端邪說很對艾倫的胃口。艾倫請我去聽他講道。這是我有生頭一回。說是廟，其實隻是普通的房間布置成的經堂，陳設簡樸，地板上散放著一些墊子。艾倫是貴賓，我又是艾倫的客人，於是我們被讓到顯要的位置，席地而坐。聽眾四五十，多是白人，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住持方頭大耳，一臉福相。他先介紹了艾倫和我，然後開始講道。那是一種東方的智慧，講的都是為人之道，淺顯易懂，毫不枯燥。艾倫正襟危坐，雙目半閉。

東方宗教有一種寬厚的力量，息事寧人。再說對像艾倫這樣西方的造反者來說，隻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纔能向其傳統挑戰。而艾倫在東方又恰恰選擇了一種邊緣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塊粗獷而神秘，充滿再生能力的土地與文化結合起來。

艾倫的眼睛裡有一種真正的瘋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隻眼看你，用另一隻眼想心事。他送我一本他的攝影集。在這些黑白照片裡，你可以感到他兩隻眼睛的雙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們，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渙散，即使笑也顯得很疲倦。在艾倫試圖固定那一瞬間的同時，焦點顯得遊移不定，像他另一隻想心事的眼睛。聲音沉寂，色彩褪盡，他讓人體驗到消失的力量，一種真正的悲哀。有一張是艾倫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盤腿坐著，面對浴室的鏡子，相機擱在兩腿中間。他禿頂兩邊的濃發翹起，目光如炬。這張照片攝於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嗎？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倫是我的攝影老師。一九九○年在首爾，他見我用傻瓜相機拍照，就嘲笑說：“傻瓜相機把人變成了儍瓜。”他建議我買一個他那樣的手動的Olympus微型相機。他告訴我，這種相機輕便小巧，便於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獲得你想獲得的效果。但現在已不生產了，隻能買到二手貨。他警告說，千萬不要用閃光燈，那會破壞空間感，把景物壓成平面。好用高感光度的膠片解決曝光不足的問題。第二年春天在紐約重逢，我真買到了一個那樣的相機。艾倫問我在哪兒買的。這位二手貨專家在手裡把玩著，對新舊程度和價錢表示滿意。接著他教我怎樣利用光線，以及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夾緊雙臂，屏住呼吸，就這樣——咔噠咔噠，他給我拍了兩張。

艾倫總是照顧那些窮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計們。據說他多年來一直接濟詩人科爾索（GregoryCorso），買他的畫，給他生活費。我在艾倫的公寓裡見過科爾索。他到之前，艾倫指著牆上幾幅科爾索的畫，一臉驕傲。科爾索很健碩，衣著隨便，像紐約街頭的建築工人。我們坐在方桌前喝茶。艾倫找來我的詩集，科爾索突然請我讀一首我的詩，這在詩人之間是個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詩，讀了，科爾索咕嚕了幾句，好像是贊嘆。艾倫坐在我們之間，不吭聲，像個證人。然後他請我們去一家意大利餐館喫午飯。路上科爾索跟艾倫要錢買煙，艾倫父親般半信半疑，跟著他一起去煙攤，似乎怕他買的不是香煙，而是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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