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首發！一部以血洗血的戲劇，上場人物皆男人，以納粹革命為背景，展現二十世紀的怪物希特勒


• 重寫這段歷史，是因為它一頭連接著二十世紀文明的本質，一頭連接著人性黑暗的深淵


• 把四個男人的長臺詞化作亞歷山大體式的詠嘆調，用語言推動情節，展現人類的悲劇宿命


• 日本文學翻譯名家陳德文教授傾其畢生心力翻譯修訂譯本

一頁聯合日本文學翻譯名家陳德文老師，將其畢生傾力翻譯的三島由紀夫作品共16種集中出版。陳老師的譯文被讀者評價：“該冷靜的時候就是三島原文版詞藻精準，大理石一樣的行文；到了情欲段落突然活色生香，看得人熱血沸騰。這種對照下，更顯出了本作異樣的美。不愧是我心中*好的三島著作的譯者。”

• 延續一頁文庫特色，采用日本文庫本*經典開本，柔軟輕盈、單手可握

 經典譯本×首套文庫本×新銳設計風，為三島做一個*美版本——“別怕美好事物被苛責，我們先來讓它存在。”

 “那打磨光亮的手槍和長靴，訴說著初醒的鋼鐵和皮革的新的饑渴。”

《長刀之夜》隻寫一夜之間的事——1934年發生的德國的“長刀之夜”，又稱“蜂鳥行動”。希特勒因無法控制衝鋒隊的街頭暴力並視之為對其權力的威脅，故設計除去了衝鋒隊及其領導者恩斯特·羅姆。

在《長刀之夜》中，三島由紀夫以極具藝術水準的戲劇衝突，展示了這一夜裡希特勒與羅姆之間的生死對決。在這本戲劇中，一頭連接著二十世紀文明的本質，一頭連接著人性黑暗的深淵；並於其中融入了所謂男性剛毅、熱情、以及友情。*後，羅姆埋沒於悲劇之死裡，這就是人類的宿命。

三島由紀夫

（1925—1970），原名平岡公威，日本當代小說家、劇作家、電影演員。多次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這位日本文壇的異類，一生崇拜殉教式的死亡，他短短一生竭盡全力用文字詮釋性。美國的日本文學研究權威唐納德·基恩認為三島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天纔作家”。

陳德文

江蘇邳縣人，南京大學教授。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語繫日本語專業，1985年赴早稻田大學學習和研究，現為日本愛知文教大學專任教授。翻譯出版日本文學名家名著多種。

長刀之夜（三幕）

自作解題（三篇）

作品的背景——《長刀之夜》

《長刀之夜》備忘錄

一對作品——《薩德侯爵夫人》和《長刀之夜》

“我被三島君純熟的天賦所震驚，竟感到目眩神迷。與此同時又被他的文字擾亂了心神。他的新奇是很難理解的。有些人可能會從這部小說中得出判定後的結論：三島是無懈可擊的。而另一些人卻能從中窺悟到他所有的深切的傷痕。”——川端康成

三島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天纔作家。 ——[美]唐納德·基恩（日本文學研究權威）

“三島氏本來就是一個持有特殊感覺、特殊嗜好、特殊信念、特殊哲學的人。存在的確證隻有在存在被破壞的瞬間、死的瞬間纔能獲得的哲學，至少不是面向大眾的哲學，且是無法驗證的哲學。”——澀澤龍彥

三島是一位“用絢爛的語言鎧甲，包裹纖細、脆弱肉體的獨孤的現代藝術家，他將一切都賭給了語言的世界”。——野島秀勝

“李現在三島由紀夫的作品中預知了生活的無奈。”（GQ報道）

作品的背景——《長刀之夜》

三島由紀夫

經常有人問道，今天再寫希特勒還有什麼意義。說真的，要認真寫一寫希特勒，一本兩本小說都容納不了。希特勒的問題，一頭連接著二十世紀文明的本質，一頭連接著人性黑暗的深淵。

我在這出三幕戲劇裡想寫的是一九三四年發生的羅姆事件，比起希特勒，我對羅姆事件更感興趣。作為政治法則，為了確立極權主義體制，有時必須臨時使用“中間路線政治”的幻影蒙混一下國民的眼睛。為此，對於一九三四年夏天的希特勒來說，他必須極力割舍極右和極左。不如此，“中間路線政治”的幻影就沒有說服力。

這種法則不論東方西方，一概如此。在日本，從鎮壓左翼到二二六事件結案，幾乎花了十年時間，這充分反映了缺乏計劃性的國情。這種事情，希特勒一個晚上就完成了。這裡有希特勒貨真價實的可怕的理智，有他的政治天纔。據豬木正道先生說，斯大林對羅姆事件感受極深，將此作為肅清自己周圍人的榜樣。

《長刀之夜》隻寫一夜之間的事。較之歷史，我把羅姆上尉處理成比他本人更加愚直、更加純粹的永久革命論者。閱讀這個悲劇，可以推及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關繫 。

寫《薩德侯爵夫人》時，我就產生了再寫一部與之相對的作品的念頭。《薩德侯爵夫人》一劇上場人物全是女人，以法國洛可可一副十足的道具、十八世紀的怪物薩德為中心；《長刀之夜》上場人物全是男人，以德國洛可可一副十足的道具、二十世紀的怪物希特勒為中心。兩作很相似，分別以法蘭西革命和納粹革命為背景。既然相似，更要起到相互映襯的作用。

拉辛的《布裡塔尼居斯》，一部以血洗血的政治劇，運用優雅的亞歷山大體表現出來，這也是我的戲劇理想，所以在《長刀之夜》中，四個男人嘴裡說的都是詩一般的語言。但因為隻有男人，不能做到十八世紀貴婦人那樣的優雅，這是不得已的事。抱歉之餘，隻好用男性的美取代這種優雅，不過這已經屬於演員的範疇了。

比起戲劇細瑣的舞臺裝置，我越來越喜愛能樂單純簡素的結構。我寫作時有意避開所謂舞臺技巧，我認為隻要寫出一種緊迫感來就是成功。不過這一點做得如何，作者本人並不清楚。

《東京新聞》? 昭和四十三年（1968）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