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記巴金

編輯推薦

本書記錄了黃裳與巴金的交往細節，黃裳對先師的懷念，巴金的寫作與生活，以及巴金的家人、朋友等。

內容簡介

本書是與巴金有六十年友誼的老友黃裳所著，記錄了作者與巴金的交往細節，作者對先師的懷念，巴金的寫作與生活，以及巴金的家人、朋友等。本書還收錄了多封作者給友人的書信，信中多有涉及巴金之處，私人通信中所提供的線索，雖然談不上繫統，但在零星的文字間卻有著比公開發表的文字更為直率和真實的細節。本書筆調生動、優美，是研究巴金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簡介

黃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山東益都人。曾做過記者、編輯、編劇。1940年代開始散文創作，並熟於版本目錄之學。結集出版有《錦帆集》《錦帆集外》《舊戲新談》《過去的足跡》《榆下說書》《榆下雜說》《銀魚集》《翠墨集》《珠還記幸》《清代版刻一隅》等三十餘種，輯有《黃裳文集》六卷，譯有《獵人日記》等。

記巴金................001
思索................038
關於巴金的事情.............048
請巴金寫字...............062
瑣記—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065
傷逝—懷念巴金老人..........074
李林先生紀念..............081
巴金和李林和書.............086
關於《隨想錄》的隨想..........095
蕭珊的書................100
草根宗廟................104
海內存知己...............114
“干擾”................118
《〈錦帆集〉後記》附記.........122記巴金................001
思索................038
關於巴金的事情.............048
請巴金寫字...............062
瑣記—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065
傷逝—懷念巴金老人..........074
李林先生紀念..............081
巴金和李林和書.............086
關於《隨想錄》的隨想..........095
蕭珊的書................100
草根宗廟................104
海內存知己...............114
“干擾”................118
《〈錦帆集〉後記》附記.........122
《晚春的旅行》序............127
《西行書簡》..............135
一封信................144
憶黃河清................146
曾祺在上海的時候............170
附:黃裳書信中的巴金（周立民）.....175
編後記（周立民）............ 230

在線試讀

關於巴金的事情
一
這是朋友F出給我的題目，已經好幾年了，可是一直躊躇著不敢下筆。我感謝朋友對我的信任，可是自己知道要做好這個工作是不容易的，沒有把握。作為一個後輩，我對巴金的了解實在不多。記得有一次在他家裡談天，一位客人提出要我寫點什麼有關他的東西，我覺得有點惶恐，就聲明我對他的了解實在太少，我舉出的理由是，巴金曾說過“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可是在這方面，我的知識卻非常貧乏，不懂的東西太多了。不料他聽了哈哈笑道，“你弄的那些東西我也不懂”。這就使我更為尷尬。其實我隻是想順手找一個理由來推掉，並沒有除此以外對他就有足夠了解的意思。但他的話也給了我一種啟示，即使如此，知道多少就談多少，懂得什麼就講什麼，問題還是不難解決的。不過實在的困難也正在這裡。有一部古書上講過做文章的“秘訣”就在“趨”與“避”兩個字。懂得了這一點天下就不再有難做的文章。這實在是經驗之談。應該怎麼說就跟著人家一起說，不該說或不能說的就避開不說。這正是一條寫作的坦平大道。但是困難恰好在這裡出現。應該說可以說的人家已經說了許多，用不著再來畫蛇添足；不該說的呢旁人倒少有說及，但我真的就能很好地一一說出來麼？看來一切都是可疑的。總之，沒有勇氣是不行的。
我確實相信，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好的辦法是去讀他的作品，盡可能全面完整地讀。我嘗試過用這辦法來從頭讀巴金的書，從近作開始。在閱讀過程中自然會記起許多舊事、談話。開始時是高興的，以為到底摸到了門路，可是隨即又感到了茫然。從紛繁的線索中很難理出一個頭緒。正如海邊的居民，日日面對大海生活，對那一碧無垠的海水波浪與濤聲都熟悉、慣常了，但對大海本身卻還是摸不透，還隻是一個茫然。
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已經出版的四本《隨想錄》裡，他在很多地方談到了“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說法這也許是“老年人翻來覆去的嘮叨”。從篇《說“望鄉”》開始，一直談到百二十五篇，看來今後還要說下去。可以說他是從“文化大革命”還是個“禁區”時開始，一直說到徹底否定“文革”……他在談論“文化大革命”時，還常常接觸到“文革”以前的許多事情。“老年人的嘮叨”是討人厭的，早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來了。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
我覺得隻將“文革”看作那荒謬絕倫的“十年”，總不免是過於天真的想法。正如我們站在長江大橋的中腰，俯視江水，遙望江天，無論是賞心悅目還是驚心駭目，以為“嘆觀止矣”，終於還是“短視”的。因為他忘記了怎樣一步步走上橋頭，也沒有想到還得一步步走下橋去。前後的“引橋”比起橋身來好像還要長一些。對於這樣的問題，一個科學家或一個文學家、哲學家都會做出不同的答案。關於巴金的事情
一
這是朋友F出給我的題目，已經好幾年了，可是一直躊躇著不敢下筆。我感謝朋友對我的信任，可是自己知道要做好這個工作是不容易的，沒有把握。作為一個後輩，我對巴金的了解實在不多。記得有一次在他家裡談天，一位客人提出要我寫點什麼有關他的東西，我覺得有點惶恐，就聲明我對他的了解實在太少，我舉出的理由是，巴金曾說過“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可是在這方面，我的知識卻非常貧乏，不懂的東西太多了。不料他聽了哈哈笑道，“你弄的那些東西我也不懂”。這就使我更為尷尬。其實我隻是想順手找一個理由來推掉，並沒有除此以外對他就有足夠了解的意思。但他的話也給了我一種啟示，即使如此，知道多少就談多少，懂得什麼就講什麼，問題還是不難解決的。不過實在的困難也正在這裡。有一部古書上講過做文章的“秘訣”就在“趨”與“避”兩個字。懂得了這一點天下就不再有難做的文章。這實在是經驗之談。應該怎麼說就跟著人家一起說，不該說或不能說的就避開不說。這正是一條寫作的坦平大道。但是困難恰好在這裡出現。應該說可以說的人家已經說了許多，用不著再來畫蛇添足；不該說的呢旁人倒少有說及，但我真的就能很好地一一說出來麼？看來一切都是可疑的。總之，沒有勇氣是不行的。
我確實相信，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好的辦法是去讀他的作品，盡可能全面完整地讀。我嘗試過用這辦法來從頭讀巴金的書，從近作開始。在閱讀過程中自然會記起許多舊事、談話。開始時是高興的，以為到底摸到了門路，可是隨即又感到了茫然。從紛繁的線索中很難理出一個頭緒。正如海邊的居民，日日面對大海生活，對那一碧無垠的海水波浪與濤聲都熟悉、慣常了，但對大海本身卻還是摸不透，還隻是一個茫然。
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已經出版的四本《隨想錄》裡，他在很多地方談到了“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說法這也許是“老年人翻來覆去的嘮叨”。從篇《說“望鄉”》開始，一直談到百二十五篇，看來今後還要說下去。可以說他是從“文化大革命”還是個“禁區”時開始，一直說到徹底否定“文革”……他在談論“文化大革命”時，還常常接觸到“文革”以前的許多事情。“老年人的嘮叨”是討人厭的，早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來了。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
我覺得隻將“文革”看作那荒謬絕倫的“十年”，總不免是過於天真的想法。正如我們站在長江大橋的中腰，俯視江水，遙望江天，無論是賞心悅目還是驚心駭目，以為“嘆觀止矣”，終於還是“短視”的。因為他忘記了怎樣一步步走上橋頭，也沒有想到還得一步步走下橋去。前後的“引橋”比起橋身來好像還要長一些。對於這樣的問題，一個科學家或一個文學家、哲學家都會做出不同的答案。
巴金近在一篇“隨想”裡談到了他與雜文家林放之間的交往，提到林放因為寫了一篇“江東子弟”的雜文隨即接到了恐嚇電話的事。這件“小事”就足以說明我們目前還在“引橋”上慢慢地往下走，路還遠遠沒有走完。“大寫十三年”的故事也是隨想錄裡曾經提到過的，那是1963年的事情，誰都看得出這個口號與“文化大革命”的關繫，是一個“信號”，可是不久前還有人站出來為之辯解，說口號還是正確的。在提出徹底否定“文革”的時候，“三七開”的議論也重新搬了出來。與“江東子弟”的無頭電話不同，這些議論都是堂皇地出現的，被看作一種“革命化”的內容出現的。這都不是夢話，是現實的生活。隻有明白這一切，纔能理解他“老人的嘮叨”，纔能明白，不是他揪住“文革”不放，實際上到今天“文革”還在揪人。
巴金是想認真弄清“文革”的來龍去脈，取得經驗，使我們有可能不讓這種“浩劫”再度發生。他為自己規定了幾條，即使是身歷其境，身受其害的人，如果不肯深挖自己的靈魂，不願暴露自己的丑態，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這個“十年浩劫”。他寫《隨想錄》，就是在不斷地挖掘自己的靈魂，挖得越深、越痛，也愈困難。“探索”的結果是說出了“真話”，同時也用實踐表現了一個作家的勇氣與責任心。
巴金的自我解剖，並不隻是個人的事業。在幾冊《隨想錄》前面都附有插圖，是作者在不同時期留下的生活照片，有許多輕松地帶著笑容，也有一兩幅是在沉默思索。就從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時期的精神狀態。說明這幾年的路並不是平靜地走過來的，解剖自己也不是關在實驗室裡的科研工作。他為《序跋集》寫的序文中有一節描寫“風”的話，我覺得寫得好。他寫出了某些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寫法是隱喻性的，這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寫出真實來的文學方法。他說，當風開始刮起來的時候：“我看見很多人朝著一個方向跑，或者擠成一堆，纔知道刮起風來了。”“大塊噫氣”是自然界的風，在社會上，伴隨著風起來的則是各種樣式的嘰嘰喳喳，也正是這嘰嘰喳喳造成了風的聲勢。這就使人們記起了纔過去不久的十年以及十年以前的歲月。人們在這種刮風的季節裡過得夠久了，積累了經驗也留下了後遺癥。巴金說他過去在一個很長時期裡很怕風，但終於見了世面，而且活了下來，直到今天，他還不能斷言從此不怕風，“不過我也絕不是筆記小說裡那種隨風飄蕩的遊魂”。
這些話說得很沉痛也很堅決。使我聯想起曾經議論過一陣子的“看破紅塵”。人們在曾經滄海之後是很容易“看破紅塵”的。不過看破以後卻有兩條不同的道路可走，有人到深山裡學道去了，有人卻更勇敢地向紅塵裡大踏步走去。同樣是“看破”，但結論卻不同。
巴金多次說過，不少人勸他關起門來安度晚年，不要再寫文章，再說話，享受由“相安”取得的好處。可是這辦不到，即使每天隻能艱難地寫一兩百個字，而且字越寫越小，可是怎樣也不肯放下筆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性格啊！
1983年的秋天他在西湖邊上住了一段日子。雖然行動不便，不能有太多的活動，更多的時間隻是留在旅館的房間裡，可是看得出他的精神是松弛下來了，颶風已經過去，天空出現了暫時的平靜。他還到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去過一次，他有一張百草園中的照片，拄著杖的老人臉上浮出的是欣快的笑。在遊禹陵時，他還拖著病腿掙扎著爬到豎有“大禹陵”的碑亭前面。這是幾年來難得的一段平靜舒心的日子。可就在杭州的旅館裡又吹來了風，接著就是隱隱的雷聲。一場大風暴眼看著就要起來了。
在以後他住院的日子裡，我有時候去看他，也隻是隨意說笑，並沒有誰談起那陣風暴，可是風暴時時壓在心頭，擺脫不掉，因此連談笑也帶上了勉強的性質。風暴來得很快，去得並不爽利，絕沒有自然界雨過天晴那樣干脆。
有一天正在他的病房裡坐著，有一位“大人物”推門而入了。他是來探病的，交換了幾句普通的問答以後，大人物說，“我看你還是好好地休息，以後不要再寫了。”說完就告辭出去，仿佛特來看病，就是為了說出這兩句“忠告”似的。
這是我踫巧遇上的一次，他當然還受到過別的人的“忠告”，總之不外是希望他“安度晚年”的意思。而這一點，他也早在“隨想”中表示了明確的態度。
二
《寒夜》上演很久了。影片是在重慶拍攝的，故事主要在一所樓房裡進行，這本來應該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在的那座樓房，可是原址已經沒有了，導演在“水巷子”裡找到了近似的場景。那可是另外一處地方。風格、情調與民國路完全不同的地方。
不過影片的效果還是好的，仿佛使我又回到了抗戰中的重慶。民國路是一條熱鬧的馬路，前街就是繁華的大道，穿過一個十字路口，可以看見許多小喫攤子，擔擔面，抄手……一副擔子就是一個單位，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街道兩側，使路面都顯得狹窄了。在攤子的背後有冷酒館，當時重慶，還有桂林……都宣布過一種禁令，酒店裡不許賣熱菜，菜館裡不許賣酒，說是為了厲行節約。不過這也難不倒酒館的老板，冷菜就冷菜罷，照樣還是拿得出那麼多花樣，就和用來盛不同等級酒水的多種瓷碗、玻璃杯……一樣。左轉上坡，有一家戲院，遠遠就能聽到川戲樂器奏出的淒厲的高音。在喧鬧的市聲中我感到的卻是一種難堪的蕭寂，這是很奇怪的，大概和我當時的漂泊心情有關。
1945年我在民國路上找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次看見了巴金。
離開上海的時候，老師李堯林交給我一封信，說有困難時可以去找他住在重慶的弟弟。不過我並不是為了解決困難來的，我非常希望看到自己敬重的作家。幾年前在天津，一次聽說巴金來了，就住在堯林先生的宿舍裡，可是終於沒有勇氣闖進去看一眼，失卻了機會。孤島時期巴金躲在霞飛坊寫書，他也沒有給我引見過，我也沒有提出過要求。這次依舊是帶著惴惴的心，壯著膽子去的。我看到的是一位樸實的人，雖已不是青年，但仍舊帶著青年人的神色，和我從他的小說中認識的那些青年人沒有什麼兩樣。他的話很少，隻是從眼睛裡流露出一種同樣熟悉的熱情。好像很想和我說些什麼，可是又說不出什麼。
文化生活出版社隻有樓下臨街的一間房子，很小，雜亂地安放著幾隻寫字臺，大概編輯、發行的事都是在這裡辦的，裡面還有一間更小的小屋，是巴金和新婚夫人的住處。那一次我沒有見到蕭珊。
我交出了堯林先生的信，說了些他在上海的生活情況，沒有坐多久就告辭了。
這以後我大概又去過一兩次文化生活出版社。我將幾篇旅行記請他拿給《旅行雜志》發表，他還幫助我賣掉了一件大衣，是托他在沙坪壩的朋友開的寄售行賣出的。這樣，在寫作和生活上就都得到他的幫助。到了重慶以後，續學的問題沒有解決，還沒有得到學校的承認，生活上也是窘迫的。這使我產生了一種孤憤暗晦的心情，就和重慶的天氣一樣。
轉過年來的初夏，我到了桂林。那已是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在一個飄著細雨的下午我在桂林街頭徘徊，又找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但他已經離去了。
後來在印度接到過一封信，告訴我《錦帆集》已由他編好付印的消息。這是我的本散文集子。
1946年夏，我從重慶回到上海，到霞飛坊59號去訪問，又見到巴金和蕭珊。從這時起，我成為他們家裡的常客。堯林先生已經過世。他們就住在他生前住的那間房子裡。過去堯林先生和巴金同住的時候，他自己是住在亭子間裡的。這間三樓工作室臨窗放著一隻書桌，過去我看見過的井井有條的書桌，在巴金住下以後就立即變得零亂，書籍、紙張、報刊胡亂地疊得像小山似的。書桌後面是一張床，床後面三分之二地方排成了用書架組成的方陣。書架是漆成黑色的，玻璃櫥門後面糊著報紙，已經發黃變脆了。我在這書櫥組成的“方陣”裡走過，那是隻能容一個人側身挨過去的。我不知道書架裡放著些什麼書。
亭子間裡也排滿了同樣的書架，隻留下很小一塊地方安放床鋪。
二樓是喫飯和會客的地方，一張圓臺面以外，就是幾隻破舊的沙發，這就是當時我們稱之為“沙龍”的地方。朋友來往是多的，大致可以分為巴金的和蕭珊的朋友兩個部分。不過有時界限並不那麼清楚，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們這些“小字輩”混在一起的。蕭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聯大時的同學，這裡面有年輕的詩人和小說家，好像過著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顯得非常快樂，無所不談，好像也並不隻是談論有關文學的事情。
巴金平常很少參加這種閑談，他總是一個人在樓上工作。到了喫飯或來了客人時纔叫他下來。到今天我還保留著一個清晰的印像，披著一件夾大衣，手裡拿著一本小書，咿咿哦哦地讀著，踏著有韻律的步子從樓上慢慢地踱下來，從他那浮著微笑的面顏，微醺似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從閱讀中獲得的愉樂。但在當時的我看來，這情景是有點可笑的，因此就記住了。我的一個總的印像是，巴金在我們身邊，可是又不在我們身邊，我們就像一群孩子那樣圍著他喧鬧，當他給孩子們分發“糖果”時，他纔是活潑的、生動的。這“糖果”就是在他工作的出版社裡出版的新書，這包括了他自己的著譯和朋友們的新作。當將一本本簽了名的新書交到朋友手中時，他表現出了的快樂。他說過：“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這確實是真話。
巴金寫完了《寒夜》以後，一直在譯書。工作勤苦，休息的時候很少。有時候向他提議，“去喝杯咖啡吧”，他說：“好嘛。”這樣就和蕭珊帶著小林一起到老大昌去坐一會。我記得大概還有一兩次一起到“蘭心”（現在的上海藝術劇場）去聽工部局樂隊的演奏。這是堯林先生多年的習慣愛好，過去我常陪他去聽這個樂隊的演出，每次他都是選了第八九排靠邊的位子來坐的。
蕭珊和我們都叫巴金“李先生”“巴先生”，到後期有時候蕭珊也叫他“老巴”；他招呼我們的時候就隻叫名字，他叫起蕭珊來總是用“蘊珍”的原名，常常把“珍”字拖長了來念成“枝兒”，這就說明他的心情很好，接下去要說什麼笑話了。
上海解放前那兩年，幣值暴跌，物價飛漲。巴金是靠稿費生活的，當然也受到不小的影響。可是我不記得他們有什麼唉聲嘆氣、愁眉苦臉的時候。讀了他紀念顧均正先生的文章，纔知道在緊張的時候他接受過開明書店每十天十塊銀圓的“應變費”。我隻記得有一次陪著蕭珊拿著開明書店開出的期票去兌現，兩人坐了三輪車從書店趕到銀行，取出用小口袋裝著的“法幣”坐在車上毫無辦法的情景。那時“大頭”（銀圓）好像還沒有出現，如不將手頭的“法幣”立即變為物資，幾天以後就會變成一堆廢紙，那真像手裡捏著一團火。可是“搶購”些什麼呢，誰也不知道。就是在這樣緊張尷尬的時候，蕭珊依舊是高高興興的，仿佛是在進行一種新鮮有趣的冒險活動。
蕭珊當時雖然已經做了母親，可實在不像一個操持家務的主婦，好像仍舊處在“不識愁滋味”的狀態。當然她也有皺起眉頭做出苦臉的時候，但並非為了自己。在她脫掉鞋子橫坐在沙發上入迷地讀小說的時候，當聽到自己的同學好友給人欺負了的時候，就會生氣，發愁。她會說一口不夠水平的寧波腔普通話，喜歡在朋友面前一本正經地說，特別是當著北方朋友面前更是如此。如果誰要取笑她，她就生氣。
她對人沒有私心，有的是同情。她願意幫助隨便哪一個陷入困難的人，天真得像一個小女孩一樣。她受19世紀外國文學的影響很深，說話、行事有時候就流露出這方面的影子。她喜歡寫信，很美的、散文詩一樣的信。聽說女兒小林打算整理她和巴金的通信，真是值得高興的事。
蕭珊喜歡認識新的朋友。她聽說黃宗江夫婦正借住在朋友的住宅裡，有很大的花園，環境很好，就約我一起去訪問。那一天她特別高興，換上了新衣服去做客，要玩得痛快。不過看到我們拿她當作尊敬的客人接待時，她卻並不滿意。
1952年2月10日，巴金離開上海起程去朝鮮，國慶前後回國度假。蕭珊帶了小林到北京去接他，9月23日與我們結伴一起北上。第二天來到天津，車子出了故障，我們先下車。玩了半天。在起士林喫點心，到南開中學尋訪堯林先生的故居，但已經毀於日軍的炮火了。又到東門裡、勸業場買舊書，乘當天下午車到北京，送她們到顧均正先生家。巴金是10月14日從朝鮮回來的。這以前蕭珊和小林在北京玩了半個月。陪她們逛了故宮、北海、天壇，到門框胡同喫奶酪，“仿膳”喫飯，聽了梅先生的《金山寺》，看到了許多同學、朋友……這半個月她玩得痛快、高興，巴金回來後他們就同住在顧家，又幾次應朋友之約喫蟹、喫飯。以上這些往事都是從我的舊日記裡查到的。日記發還時已經殘缺不全，還經人細細讀過，劃了許多紅杠子，夾了許多簽條，指出應該注意研究追查的各種線索，但後來卻逐漸失去了興趣，不再進行“批注”。也許這些簡單頻繁的記事並不怎樣有趣，經過歸納、撥高，多也不過可以得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定論”，這也實在過於平淡無奇了。不過讀了這些舊日記，倒真能引起許多往事的回憶，記起蕭珊怎樣迫不及待地要趕到北京去接離開了八個月的親人和她們重逢時的歡樂。
蕭珊是忍受不了寂寞的，她愛朋友、愛熱鬧，喜歡在生活裡有更多的光明和歡笑。她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譯得很美，帶有她個人的風格。翻譯是困難的工作，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要求，要能保留原作的風格纔算是好的譯品，我卻一直沒有讀到過這樣的名譯。做不到這一點，能在譯本中表現出譯者自己的獨特風格也算得是一種有創造性的上等作品。魯迅先生譯的《死魂靈》就是例證。
蕭珊後來請求到《上海文學》去做義務編輯，還參加過“四清”工作組，看來都是她的不肯安於“寂寞”的性格表現。不過這又有什麼值得責難的呢？隻是她的善良、天真與長期來生活環境中養成的作風、習慣與現實生活矛盾不少，一旦踫到“文化大革命”這樣史無前例的大動亂，她是必然無法抵御的。1966年後我已經完全斷絕了與巴金家庭的來往，不過也時時想起，擔心蕭珊怎麼能挨得過這樣殘酷的考驗。我聽說過在淮海路上貼出了批判巴金的大字報專欄，可是一直鼓不起去看一下的勇氣，連參觀全市電視廣播批鬥巴金大會的“光榮”也一次都沒有過。等我知道蕭珊病逝的消息，那已經在兩年以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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