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個神奇的城市。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它是緣於一份國家文件而誕生的城市。這樣的城市，在這個世界幾乎是的。如果一定要比較的話，那麼與其相若的城市，或許隻有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可比擬。因為，從建城史的角度看，它們都是緣於特定需求而動土新建的重要城市。堪培拉是因為澳洲聯邦政府成立後，需要確定一個首都。100多年前，悉尼與墨爾本，這兩個南半球的著名城市，猶如兩兄弟爭執不下，互不相讓，故而澳洲政府隻好在兩個城市之間，以貌似調停的方式，選擇了一個風調雨順的地方定為首都——這便是堪培拉的由來。而40年前的深圳，卻肩負著一個踽踽獨行的東方大國突破重圍、殺出一條血路的重大責任與希望，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它一路披荊斬棘，開拓創新，成為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像征。

深圳特區成立十二年（1992年）那一年，本書作者梅玉文先生從遙遠的北方山西太原來到深圳。四年後，我與他在深圳的中心城區羅湖相遇。那一年開始我們同在一幢大樓上班。初的相識似乎結緣於戲劇。在上下班的大巴上，我們偶爾言及美國戲劇之父奧尼爾。於是，我們仿佛找到了某種共同的語言，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

序談及戲劇是有來由的，因為，梅玉文先生首先是一位戲劇專業人員。他來深圳之前，是山西省話劇院的導演、話劇團副團長。來了深圳後，他纔從事電視方面工作。而我們的交往，則交織著戲劇與電視的溝通與合作。

許多年過去，在深圳，我們在戲劇創作方面偶爾或不斷相遇，同時在電視創作方面，又遭逢更多合作。那些浸淫於戲劇藝術與電視藝術的日子，曾經帶給我們許多激情與快樂，同時也讓我們收獲了眾多耀眼的成果和驕傲。直到有一天，梅玉文先生如願在藝術的兩條大道——電視與戲劇——並駕齊驅，左右逢源，躊躇滿志，勢頭正好的時候，我對他說，你擁有如此豐富的藝術生涯與人生經歷，從北方到南方，一路風霜和汗水，何不趁空寫下一些篇章，將那些過去了的美好日子記錄下來呢。

那些日子，亦是我創作完成並出版我的部長篇小說《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之後的那幾年。那段時間，仿佛有一種聲音，令我經常有意無意會去提醒他、催促他。對於我的建議，他像是為之心動，在幾篇摸索性的試筆之後，很快便進入常態，開始了漫長的堅持。忘記說了，梅玉文先生，其實是一位有韌性的人，一如那片養育他的黃土地帶給他特有的沉默與堅韌之秉性，一旦出發，便不停步。

這本書中所收錄的作品，從時間上看，其中的大多數，應該也是從那時起纔開始留下的文字。

梅玉文本質上是一位藝術家。其自演員進入話劇界，演而優則導。在山西，他演出過許多角色，地主惡霸、販夫走卒、學生農民、干部軍人，乃至偉人。他導演的若干作品，有小戲更有大戲，還有電視劇。來深圳之前，便是一位成熟的戲劇家。當他離開他所熟悉的故土太原，來到充滿亞熱帶陽光的南方海濱城市深圳時，他似乎同時也遠離了他的話劇事業。可是，那仿佛隻是想像中的“遠離”。或許，在他的心裡，一再縈繞回響的，依舊是話劇的聲音。從我剛認識他起，我們時常談論的一個話題，即是話劇。他多次提到，在當年的深圳，能遇到可以跟他談論奧尼爾戲劇的人，真是一種意外的驚喜。在那段日子，我與他在戲劇方面也曾有過短暫的交彙。其時，羅湖戲劇小品創作方興未艾，新作迭出，被中國劇協譽稱為“戲窩子”。在創作氛圍的熱鬧旋渦中，我亦未能免俗，不小心，便讓飛濺的浪花淋濕了身。

自然，到後來，我們關注更多的，則是電視藝術及作品。畢竟那是他的主業。1998年後，在21世紀來臨的前夜，仿佛是為了迎接新世紀的曙光，梅玉文先生恰從電視散文和電視詩歌的創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他選擇拍攝的部電視散文片是《情湧大鵬灣》。他與他的同伴們，羅湖電視制作中心的導演吳白樺、制片人禤曉明等，還有其他深圳的電視同仁們，在那些年一起合作，且一發不可收，拍攝和制作了許多精美的電視散文和電視詩歌。眾所周知，電視是綜合性藝術，需要各方面的配合與合作。那一部部的短片，從他們生花妙筆的手裡拍攝和制作出來，又從央視、廣東衛視和深圳電視臺的屏幕裡，向整個世界一一生動地呈現。一時間，聲譽頓然鵲起。其況之盛，雖不能稱為獨步一時，卻在當時的電視詩文界享有影響。那是羅湖電視的黃金時期，也是梅玉文先生在電視領域裡一展身手的時期。

在那段時間的前前後後，梅玉文先生仍然割舍不下戲劇。在進入電視創作的過程中，他仍然持續地堅持戲劇創作，堅持抽空寫作一個又一個戲劇小品。他創作的戲劇小品，據統計，達二十多個。其中的《我想有個家》《“名記”》《西邊日出》等諸多作品，都曾斬獲過全國獎項。

及至耄耋之年，大多數人退休之後選擇安享晚年生活，梅玉文先生卻迎來生命的“第二春”。他仍然出任各種電視、戲劇、朗誦、歌舞等文藝活動的評委，仍然參與各種專業的、業餘的演出或評審活動。後來更甚，乃至粉墨登場，親自出演、或執導各種大大小小的舞臺作品。這麼過了一些年後，他仿佛再次來到一個藝術的發力時期：他所參與演出的活動由文藝演出或小品小戲又變成了大戲，他所導演的作品也變成了獨立的話劇作品。他不僅在深圳或廣東省內活動，還遠涉新疆及山西、雲南諸地，參與各種重要戲劇演出活動。這些漸行漸遠的足跡，這些漸次做大的項目與演出，既壯聲色，又添聲譽。至今，我仍然記得，2016年秋天，當我與民間藝術家協會的藝術家遠赴新疆喀納斯采風，他卻貓在新疆的五家渠市，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師執導話劇《沙棗樹》。甫一出手，便獲贊譽及獎項。近，他又在籌劃導演《東征！東征！》等數部大型話劇。年愈長，業愈盛。他所煥發的能量，猶如老樹新枝，再次綻放成生命的花朵。

或許，在這部散文集中，我們尋找不到這些近纔發生的事件。可是，仍然可以讀到他生命中蜿蜒不歇的流向。他替自己的這部散文集起名，稱之為《遙遠的童話》。在我看來，那或者代表了他對藝術及生活的看法。或許，在他心目中，藝術和生活，永遠如童話一般美好。

楊絳先生有一本書叫作《走到人生的邊上》。而梅玉文先生這本書，卻是寫在藝術的邊上，寫在生活的邊上。他自己說，寫風俗民情，寫親情友情，寫工作（電視與戲劇）的樂趣，寫經歷與回味……這些，無不印證了他寫這些文字立於藝術與生活之側的視角和懷想。

很多年以前，當梅玉文先生出版本戲劇專著時，我曾受邀為之作序。此次，他再次囑我撰序，回望漫漫二十餘年時光，我倍感童話並不遙遠。是的，或許，童話其實一直就藏在他的心裡。

而我，隻能將這一篇序文，寫在他那厚厚散文的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