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親

 

一

 

我家有兩條毛毯，一條棗紅色，一條翠綠色。

棗紅色毛毯上織出正方格圖案，像家鄉的一大片鼕水田，細浪粼粼，水快要慢過田滕了；翠綠色毛毯正中呈現幾朵大菊花，花瓣兒像流蘇一樣迎風卷繞：棗紅色毛毯母親用過很多年，接下來我用，又是快十年了。翠綠色那條放在衣櫃底層，到現在也未用過。

今年鼕天晚些時候，我把棗紅色毛毯取出來添蓋在棉被上面，不料卻覺得不夠暖和了。每年都這樣過鼕，為什麼不行了呢？暖氣比往年似乎還熱，棉被也沒有什麼改變，心裡嘀咕起來，莫非自己老得快了？可是這個問題難置可否，還是先找一下別的原因。這時再看看毛毯，纔發現它表面原有的一層又長又密的絨毛大部分都掉了，底層的經緯線顯露出來，就像一塊織得極稀疏的粗布，從前那種飄拂如水浪的美感已蕩然無存，原來它已經被磨得很薄了，難怪不如從前暖和了呢！其實前幾年我就注意到它的緞邊已經破損，疊起來不再像從前那樣蓬松，那時就明白它已經相當舊了，不過卻沒有想到保暖性會有變化，隻以為仍舊能用，就一直用下來了。這樣的想法如果出現在二十年前一點也不稀罕，還記得當時有位來自上海的女同事，在討論某些生活用品缺乏問題時這樣說過：“我為無法添置衣服，隻能穿有補丁的褲子上街掉過眼淚，可是久而久之也就慣了。”那個時候工資低，布的限量又少，的確良還未問世，不穿補衣又還有什麼辦法呢？大家都不例外。因為妻子多病，母親年老又負擔家務，我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補的。由於缺少經驗又缺少耐性，隻以縫好破口為目標，我也覺得破衣不補有礙觀瞻，但更多的是出於保護那已破的衣服纔去縫補。母親常說；一寸不補，撕下一尺五，我覺得非常有道理。別的家務事能拖延就拖延，補衣服倒是及時動手的。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我補的衣服或是線縫歪斜，或是補丁的形狀非圓非方，同事們看了都笑，我自己也覺得可笑，隻是笑過以後就完了。

在這樣的心態下聽到那位上海同事的發言，就難怪感到非常驚訝了。覺得她嬌氣，這是一層；還有一層，在那次會上發言的人都表示：布票雖然不夠用，但是沒有關繫，衣服補一下就行了。省下棉布來，用去援外，用去換外彙，那是大事，個人的事都是小事。在一派如此雄壯的進軍號聲之中，上海女同事的發言就成了一個落伍者的呻吟了。現在我纔懂得，應該向她表示敬意：敢說真話。在那個時候，在經歷了的各種反右傾運動之後，在從進大學起就接受了那麼多思想教育之後，一個知識分子難道還不知道，在討論各種問題時應該持什麼態度嗎？有個老革命家當時說：他的立身哲學頭一條是：‘不唯上。’第二條是：‘隻唯實。’在那個時候，他的話大概不可能流傳到普通知識分子階層裡來，然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那時正好又是反其道而行之：對上級（不管是哪一層上級）的意見一律表示擁護。這說的是他們在公共場合下表示的態度，他們心裡怎麼想的那就難說了。以我自己來說，心裡就產生矛盾，本來應該講真話，可是名人們講真話都沒有用，不少人倒了霉，他們的錯誤被公示於天下。我們一個小不拉仔落了水連泡也不會冒一個，何必去找苦喫呢。

如果有幸在20世紀五十年代聽過張維教授（他是有名的力學學者）講課，便會難予忘記下面這個有趣的故事：從前柏林大學有位教授長期從事天氣預報的研究，但是準確率很低。後來有好心人告訴他說，在德國東部某城鎮裡，有個業餘愛好者也在搞天氣預報，準確率比他高。於是教授就專程去該地向那人請教，得到的回答是：我的辦法很簡單，完全根據柏林大學某教授發布的資料，他說落雨，我就說天晴，他說天晴，我就說落雨。在這裡想起張先生講的這個故事不是偶然的，是出於對那位老革命家人品的敬重。

因此有時就不得不把一些話憋在心裡；那還是輕的，難受一點的就是說的話違心了。我一向以少言寡語為同事們所知，平時在討論會上發言不多，常有雖是沉默卻不為人注意因而蒙混過關的時候，但是仍舊有不得不說違心話的時候。所以每次開會討論到這種問題時，心裡都不輕松。和上海那位女同事一起參加的那次會是一次難得的例外。我自幼家窮，當學生時穿的衣服幾乎都是有補丁的，這可能使我不太重視體面或是美觀。可是我參加工作也近十年，早已不穿補丁衣服了，又談過戀愛，又曾洋裝革履在國外生活過一段時間，美觀體面問題已經是不知不自覺地注意起來了。古人說：由儉入奢易，這是在我身上已經發生了的變化；古人又說：由奢入儉難，照理我應該多少也有些看著不順眼的想法的，可是我真的完全沒有。

窮，不得不穿補衣，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從孩提時代開始，我那幼小的心靈裡面就還擱著另外一個道理：一件東西做成不易，隻要能用，或是修補一下能用，就不應該丟掉它用新的，這樣一來世上的東西就多了，讓人人都有得用，這是愛惜天物。就在那麼小的時候，我就模模糊糊地懂得：這第二條道理比那買不起的條更有分量，後來它就成了我的‘處事之道’。五十年代初期在蘇聯工廠裡，看到一些納粹德國的機床，是二戰以前的產品，皮帶傳動的，相當老舊了。蘇聯技術人員說：它們還能用，就不必換。（他們給中國工廠的同一用途的機床就是新型的了）。我認為他們的解釋十分正確，和自己的認識完全符合。正是這個處世之道使自己免除了生活必需品缺乏時通常人們都會感到的煩惱，也使自己從順利生活中再度返回艱苦日子時不曾再經過一段磨煉。這第二條道理，便是小時候聽母親講的了。

就在我注意到棗紅毛毯已經相當舊的時候，那個穿補丁衣服的時代已經去得遠了。就城市工薪階層而言，美觀、舒適已經成為對生活用品的重要要求，添置衣物用品的各種限制都已解除，可是在消費問題上，我依舊照原來的習慣行事：搪瓷面盆漏了自己補，裝牧音機買的電烙鐵正好派上用場。補的次數多了，盆底鏽得太厲害，無法再焊上了，就請打著鐵板叮當響串街的白鐵匠，換個底再用。換的底是一塊馬口鐵皮，灰不溜秋的，拿它洗臉顯得不干淨，可是我知道這隻是心理作用不去管它。後來出現了塑料盆，而且其價格和補舊盆的費用相差無幾，我仍舊補鐵盆用。要不是後來再也見不著那樣的白鐵匠的話，我也不知道補面盆的辦法何時纔會放棄。這就是因為腦子裡老有小時候受的那個教化存在。同樣是這個原因決定了我對棗紅毛毯的態度。母親從前常說：“人一輩子要用很多東西，所以用東西要愛惜，燈草花（用染色的燈芯草編結的女子髪飾）小心點兒用也能戴三年。大家都少費東西，市面上的東西就多，大家就都有得用，又還便宜。”

“成功者不可損壞：因為一件東西做成不容易。”

“水也要省著用，熱水要人燒，冷水要人挑。”

這些話便是我所理解的愛惜天物道理的根據了：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容易接受她的教導是一層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母親自己便是這樣身體力行了一輩子，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她本人真正經歷了由寬裕的家境落入貧窮，又由貧窮恢復到勉強算得上是寬裕的生活這兩個起落過程。早先的寬裕時期我無緣目睹，但是我從她的窮親戚和當時的傭人日後在她危難時，對她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上看到：她對貧富從來一視同仁。有著這樣心腸的人必定能夠尊重別人和他們的勞動，也就自會懂得愛惜各種勞動的產物。在其後的貧困日子裡，在節衣省食方面我看到她所做的那就太多了。沒有錢不得不省固然是事實，但是她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不但從不怨天尤人，而且從不采取湊合對付的態度，總是專心致志地想方設法去做到完美的程度。

我一直記得在小學高年級穿過的一副裹腿。說裹腿卻不是當兵的扎在腿上那種布帶，而是兩隻套筒，就像干活的人戴的套袖，不過是填充了棉花的，其長度由腳面起到過膝蓋為止，再往上就靠一條布帶跨過後頸掛住。裹腿的表面是青色的舊布，裡面卻是好多塊各色的布拼湊成的，那就新舊都有了，棉花也是舊的。裹腿當時在鄉下是一種常見的服裝，並非母親首創，那是生活艱困人家過鼕的裝著，多是老年人穿。家鄉有話說：三九四九，凍死老狗。我理應屬於另外一句家鄉俗話調侃的範疇：小伙小伙，身上有火。可是我絲毫談不上強壯，除去個子弱小和營養不良以外，身上的衣服也太少。母親就給做了這麼一副裹腿，是一位好心的親友把一件舊的小孩棉衣送給母親，母親想腿部更重要，寒從腳下起嘛，就把它改做了。原來的衣服就小，改做費了不少工夫。那時我不懂針線活路的粗細，也不曾翻看裹腿裡面那些碎布拼湊得如何整齊，隻知道穿上暖和，知道一連穿了好幾個鼕天都沒有破，知道它是縫得很結實的。我還記得母親在看到我穿上裹腿後因為覺得暖和高興時，她也很高興地對我說：“娘想給你做這麼一件東西，都想了好幾年了，今天總算是做成了。”在寫到這裡時我抬頭停筆，向前方凝望，心裡想，如果母親在，我一定會撲到她懷裡去了。

還記得母親做的布鞋，家鄉農民的孩子春夏秋三季都光著腳板，他們的五個腳趾頭分開得遠，前腳掌比較寬，我就是這樣，出門走遠路則穿草鞋。到了鼕天很多孩子腳上都裂口，叫作‘冰口’，赤腳那就太難受了，總得穿鞋，大多是布鞋，是單布鞋不是棉鞋，家裡自己做的。破舊的碎布拼湊成整塊，用糨糊刷在門板上，曬干後再刷上第二層，這樣的成品叫作布殼，在夏天做。除此之外，還要到竹林去拾來筍殼，就是竹子長大時脫掉的外皮，幾層布殼和幾層筍殼用麻線納在一起成為鞋底，鞋面就隻能找整塊的布了。不論是鞋面的布或是布殼，都得積攢兩三年纔夠做新鞋用，所以穿新鞋是一件難得有的高興事。這些活路母親做的和別的農村婦女沒有什麼不同。她把做好的布殼壓在床褥下面，既為保存，又為把它壓平，而且要查看還差多少纔夠做一次鞋時比較方便。布鞋的式樣都是圓口鞋，女的在腳面上多一條絆帶，我穿圓口鞋後跟老是脫落。有一年，縣城裡有人傳來一種絆帶的新樣式，不用在鞋面上另縫一條絆帶，而是剪鞋面時在後跟那兒留下兩條布，鞋绱好以後便成為兩條絆帶，繫在腳脖子上，不注意就看不見，這樣就避免了男人穿女鞋遭笑話的問題。母親一看便記在心裡，以後給我做的鞋就一直是那樣的。這比原來做圓口鞋要多費差不多一倍的針線，因為那兩條布帶要包邊，又隻能用隱針做。可是我怎麼跑跳也不掉鞋後跟了。

到我成家以後，和城市居民一樣，我們都買鞋穿了，可是母親自己的鞋還是她用這種老辦法做：打布殼（竹筍殼無處撿，反正舊布多了，就多用幾層布殼了），納鞋底，做鞋面都和從前一樣自己動手，隻有绱鞋底找鞋匠。母親是光緒年間生人，纏過腳的，那樣的鞋很難買到。我們都說，鞋底可以用皮的，也可以用膠的，光做鞋面吧！她不肯，多少年都是那樣做。我知道她是覺得那些舊衣服不用可惜。除去做布殼用以外，舊衣服她都剪成長寬大致相近的布條，太短的隻要布結實，她還把兩三條縫接起來成為一條，也是有一點就攢一點，到該換墩布的時候就有得用了。那個時候，差不多家家都自己做墩布，可是像我家墩布那樣整齊結實的卻不多。這做鞋的事她一直做到去世前一兩年。她的一雙膠底布鞋一直保存著，是新的，她大約隻穿過一雙多兩雙鞋底不是自制的鞋，至於墩布條，那就一直縫到她後的時日了。

還有一件難忘的事：從前在家鄉喫蒸飯，沒遇糊底的問題。到北方來喫燜飯，有時就有鍋巴，黃的都喫了，焦黑的自然扔掉。母親看到那焦黑的鍋巴上總沾著一些黃色的飯粒，便把那樣的鍋巴泡在水裡，過不久就都分散開來成為一粒一粒的了；於是她就把黃色和完全未糊的飯粒揀出來，或是添在新飯裡，或是熬成稀飯，大家一起喫了。

我成家以後的近三十年裡，母親一直是這樣做下來的，在那些年裡，大眾的生活水平不算高，城市居民一般都注意節儉，不過卻也樂意花點不多的錢去逛商店上飯館或者逛公園，享受一下休閑的樂趣。我的工資在同齡人中算高一點的，完全可以讓母親有較多的休閑機會，母親卻是始終不改本色。如她早年教育我時所說：你有錢也不能浪費東西。這是她尊重人，同情人的心腸延伸為愛惜大自然和人的勞動產物的美德。它一直存留在我的心上。

母親還講過另外一個和節約有關的道理，自然也是普通的道理，不過卻頗有哲學意味。母親是這樣說的：“過日子就和喫甘蔗一樣，應該從尖梢那一頭開始喫，越喫越甜，總有盼頭。”我的家鄉和甘蔗產區是鄰縣，窮人家的孩子也知道甘蔗的滋味。幾個孩子合買一根完整的甘蔗舉行比賽：把甘蔗立在地上，獲得動刀權利的孩子站在臺階上，把劈刀舉過頭頂壓住梢端不讓它倒下，有人還稍稍向下用力，那甘蔗便彎曲如弓悠悠閃閃，顯出即將下手的人從容不迫，然後他疾速抬肘一揮，劈開脫落的那一段就歸他了。越是手疾眼快，越能在甘蔗歪倒之前，把刀落在中心部位，劈開脫落那一段就越長。其餘的參加者自然隻能在剩下那一段中爭上下了。因為有過這樣的體驗，我對甘蔗的印像就比較深，於是覺得母親講的這個道理又生動又正確，一直照著做，和前邊說過的那個道理一樣。

現在就該說到那條綠毛毯了，買它的時候母親還健康，並不是為了我自己或是妻子女兒要用，也不是想給母親換一條新的，隻是覺得羊毛毯是好東西，總用得著，踫見了不買，過後還不知道有沒有賣的呢！這是那個時候老百姓的共同認識。買來後就放在衣櫃底層，特別多放了一點樟腦球在它裡面。既然母親已經有得用的，我們幾個年紀小的蓋棉被就可以，不應當現在就享福。母親去世以後，我用上了那條棗紅的，心裡就滿足了，毛毯在暮春和初秋能發揮特點，又保溫又輕柔。以後每年在換季倒換衣被時也把綠毛毯翻出來看看，見它一直是新的，想到將來換上它時一定更為舒適，便高興起來，心想：甜日子在後頭，有時候還想起來母親從前講甘蔗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