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藜詩創作新論
20世紀40年代，是我國新詩處於富饒多產的時期，對詩的探索逐漸走向成熟，其中影響的詩歌群體當屬“七月派”和“延安詩派”了。詩人魯藜的文學活動始於上海“左聯”時代．成名於40年代初，正逢我國新詩進入蓬勃發展的歷史關頭。他取得的文學成就與時代的變化密切相關，詩人們都要為抗敵救亡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而且他跟上述兩個重要的詩歌流派結緣．在藝術上具有開拓性的歷史價值。因此，他應當是一位被歷史記住的著名詩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學現像。
關於詩歷來有不同的詮釋，英國大詩人華茲華斯曾說：“詩，來源於以寧靜的心情，回憶起來的感情。”更準確地說，詩是激情與想像的產物，是播撒火種、智慧與花朵的先鋒藝術，要求把生活美與高悟性加以整合，方能顯現出藝術創作的靈動之美，使情思和哲理高度融合為一體。在這條詩美創造的道路上，他們面對世事滄桑的苦澀心境往往不被人所理解，為探求藝術美的努力更是永無止境。但我認為，衡量作品的質量的高低，主要是看有無開闢的文化價值，能否代表文字發展的新傾向？
近年來，我負責編選了兩部魯藜的詩選集，還專門撰寫過幾篇較長的研究文章，原以為該說的都說了，其實不然。這次換了一個新視角，把想說的沒有說到的提出來，全文分成經歷、作品和歷史貢獻三部分，再談我對魯藜詩歌的總體認識。
一、艱難的人生旅路
我國新詩不像歐美那樣經過幾百年的綿延發展，不去專門描寫大自然的優美風光，未曾以夜鶯般的歌聲讓人如痴如醉；而是從一開始就看重關愛民生和充滿活力的現實主義，自覺地把詩歌呈獻給時代和人民。這種思想觀念和文學走向已經成為我國現代詩人的共同特征。魯藜所走的道路更是如此，出身與經歷決定著他的未來路程，面向社會人生是他的天性與癖好。說到底，他是這樣一個很特殊的人：流浪漢一革命者一詩人。
1914年12月．魯藜出生於福建同安縣的一個農民家中，1999年1月在天津去世。從青年時代起回國尋求出路，便立即投身祖國的革命大洪流之中。他在詩中回憶道：“我本來是一個漂泊者／少年時流落在異邦，在湄公河畔／曾經在黑暗的荒野中迷路的人／纔深知一滴火光的溫暖。”他在閩南故鄉的海濱以鄉村教師的身份為掩護，從事秘密農會工作，被當局逮捕入獄，然後是失業，被迫逃往上海另謀生路，時年僅
20歲。因之，在他身上洋溢著對祖親般的熱愛，堅定向往革命的渴求，這種赤子的深永情懷構成了詩人後來寫作的主調。
魯藜在上海隻待了不到4年，卻為日後的前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有幸來到上海北郊“山海工學團
”當了一名農民夜校的輔導員，這裡是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工讀學校，又是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的一處重要據點，很適合一個歸僑青年快速地成長。
初到上海時，他為了糊口，曾經自辦小報和寫小說，結果美夢很快破滅了。他在工餘頑強地自修文化，同時寫起散文、書評和詩歌，據當年“工學團”的老戰友楊應彬(原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回憶說，魯藜參加金仲華主編的《永生》周刊的一次全國征文和另一個作者同時獲獎。魯藜寫的是一篇預言5年後中國的《夢》，到1941年發生了“皖南事變”，證實了夢見背後出現“叛徒”的情境，楊贊嘆“我真深深為他那戰士的氣質和纔華所折服”。魯藜在上海幾家進步雜志上發表的詩作。是把他親歷遊行示威的革命實踐化進了詩行，正符合“左聯”提倡普羅文學的要求，以文學為載體“反映黨的主張與戰鬥的口號”
(自述)。由於他的進步表現，先後參加了上海“左翼教聯”和“左聯”作家的戰鬥行列，1936年6月和楊應彬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一個衣食無著的流浪漢到成為一名詩人，這種事業上的攀登在主觀方面需要憑借自己的纔華與毅力。同是閩籍福州人的著名詩人胡也頻，早年因家貧9
歲失學，當了學徒，做過流浪兒，後來全靠自學成纔，所走的文學道路與魯藜十分相似。胡也頻曾與人在京滬主編報刊，成功了，他先以小說成名兼擅寫現代派的詩歌，不久遭國民黨殺害。魯藜的人生旅途更為漫長而坎坷，他坦言道：“我的道路雖然坎坷而艱難／但我卻要感謝我的命運／我原是荒野一塊粗糙的礦石／是你將我拋人熔爐。”(《命運》)他從不怨恨命運帶給他的傷害，而是認定生命的意義在於經受各種磨煉，胸懷光明磊落。
抗戰爆發後，魯藜奉命離開上海去接受新的歷史考驗．正是“生命因勞苦而芬芳／因戰鬥而神采”(
《片言集》)。伴隨著抗戰的大浪潮他到處漂泊，因有了奮鬥目標而不感到茫然，他先去安徽蚌埠、安慶一帶開展抗日救亡的民眾教育活動，再轉到武漢參加兵工廠的各種群眾集會，鬥志昂揚，朝氣蓬勃。1938
年夏天奔赴陝北延安，他自謂這“應是我的人生與文學之途上一個重要的裡程碑”，從此揭開了生命歷程中輝煌的一頁。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文協”，他遇到了一群當代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艾青、李又然和蕭軍等，這些人都成了他的良師益友，在創作上給予一臂之力甚至終生難忘。魯藜的成名作品《延河散歌》在延安無法發表，當時延安文藝界的門戶之見已經存在，散文家李又然賞識這篇新作並且推薦給胡風，第二年便在《七月》雜志以卷首刊出。另一篇代表作《泥土》也是在1945年的延安城完成的，這是一種深深的“延安情結”。沒有延安就沒有詩人的光榮業績，任何一篇佳作都有它誕育的歷史因素，中外的實例不勝枚舉。
在延安時期，魯藜在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一次衝擊，那是始料不及的阨運從天而降。1943年延安實行整風運動，魯藜因有海外的經歷。加上好友音樂家杜矢甲的牽連，一度受到審查與隔離。他對被懷疑深感不解與憤怒，查看他留下的日記可以窺見其痛苦的心情，他寫道：“我知道，我將去受苦，好像苦痛在這一生中永遠和我結緣……”(見拙作《魯藜的詩歌道路》之三)這頁長長的日記是伴著淚水與焦灼不安寫成的，幸虧這場由康生發動的“搶救失足者”的狂潮很快平息了，詩人纔能重見天日，執筆歡唱。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