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生平和他所處的時代（1）

歐陽修的治國理政思想（8）

歐陽修的人纔觀述略（21）

可貴的“以身許國”精神（29）

慶歷改革的積極推動者（33）

慶歷改革者們的失策（39）

奉使河東河北彰顯為政纔干（45）

唯談政事不談文章（51）

堅強不屈的人格魅力（55）

身處逆境達觀自適（60）

不慕榮利，知足知止（64）

歐陽修“洛陽情結”略析（68）

歐陽修與範仲淹（73）

歐王之間是與非（77）

歐陽修與三蘇（87）

友情如山之重（91）

關於歐公請罷狄青事（95）

略論歐陽修前後期思想之變化（100）

歐公兩次遭詆誣始末（109）

濮議中的歐陽修（115）

“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之比較（120）

歐陽修的文學成就與貢獻（127）

涉筆有聲響落紙成煙雲

——讀歐陽修雜記散文札記（137）

解讀醉翁之樂

——讀《醉翁亭記》札記（148）

人生之秋衰病心聲

——讀《秋聲賦》札記（153）

一篇搖曳多姿的美文

——讀《夷陵縣至喜堂記》（159）

北宋古文復興之路

——讀《蘇氏文集序》札記（163）

略談歐公的碑志文（168）

一篇名文的負效應

——讀《朋黨論》札記（175）

範、歐兩篇名作比讀（178）

關於歐文“六一風神”（183）

化陳腐而顯生機

——歐公對“四六文”的改造（189）

歐陽修與韓愈比較論（198）

歐詩刍議（206）

歐陽修對宋詞發展的貢獻

——讀歐陽修詞札記之一（217）

歐公兩首詞之作年探討

——讀歐陽修詞札記之二（227）

關於歐公艷詞之我見

——讀歐陽修詞札記之三（231）

隨筆小品《歸田錄》的價值

（235）

《六一詩話》的文學史意義（243）

歐陽修新見書簡略述（250）

歐陽修讀經的啟示（264）

獨具個性特色的《新五代史》（269）

《永春縣令歐君（慶）墓表》作年考（276）

《張子野墓志銘》作年考（278）

中華書局《歐陽修全集》點校本指瑕（280）

歐陽修的故事（284）

關於宋代文學的讀書札記（319）

附錄：

宋史·歐陽修傳（333）

簡評楊慶存先生的《宋代文學論稿》（340）

歐陽修研究的開拓之作

——簡評顧永新《歐陽修學術研究》（343）

參考書目（346）

後記（350）

1. 序

                      “六一風神”慧眼看——《讀歐隨筆》序

                                       楊乾坤

    “六一風神”，本是明人茅坤對歐陽修文風之評價，因歐公晚年號“六一居士”，文又直追史遷，故有是稱。然而“風神”亦指風度和神采，遙想歐公當年，其文纔天下宗之，其史纔天下賞之，其吏纔天下欽之，三纔合一，何嘗不可解之曰：“六一風神”。

    我兄張中山先生，學養深厚，對文史研究有素，且為睿智之士。其思之精，思之深，常超乎塵垢之外，即以對歐陽修研究而言，何嘗不是如此。數十年來他因對歐公知之愛之，故常引歐公之詩文以為談資，談賞既久，進而有研究之意願。然而兄在商洛市文化局和《商洛日報》社主政期間，政事紛繁，無暇顧及，退休之後，復還自然身，遂於無夢居中，研究起歐公：披閱傾讀，倚南窗以寄傲；細讀精析，恆兀兀以窮年。攻疑克難，見觀點之新銳；妙筆生華，騁雄辯而立言。

    今正果修成，編輯成帙，計20餘萬字。歐公在文學上的領袖地位，在史學上的精深造詣，在政治上的卓越建樹，皆昂然於其中，我知其字字得來之不易也。因為對歐公之研究，古賢今人涉及者眾，涉及領域亦多，故要於此中再蹚出一條路來，自見了戛戛其難；先須有慧心接觸體驗之，以見歐公之超然；復得有慧眼觀察研究之，以見歐公之偉然。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觀“六一風神”的。

    在中山先生的筆下，歐公既是政治家，又是國之柱石。歐公偉矣，既見其為政之思想、務本興農，以圖國家之強盛；敢於擔當，以見許國之公忠；加強吏制，以握強國之機柄；不見治跡，以掌天下之大同。又見其為政之主張：寬簡便民，以擎理政之大念；不事風采，以圖行事之干練；養纔擇吏，以圖吏制之精悍；兼聽博采，以圖決事之穩健。

    於是見了歐公以身許國之精神：敢上罷宰相呂夷簡之疏，因其昏庸誤國也；敢作《與高司諫書》，讓高若訥“直攜此書入朝，使正予罪而誅之”；敢於貢舉之時，對尚為險怪奇澀“太學體”者痛加排抑；敢於“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出使河東，使天險麟州而存宋之版圖；出使河北，提出對契丹（即後來的遼國）防患於未然；推動慶歷新政，半年上奏札70多篇，篇篇見肝膽也；仕宦四十年，上奏札250多篇，篇篇見忠貞也。至於歐公為官之態度，則是胸懷寬闊，而見其氣概；反對因循，而見其剛堅；行事忠貞，而見其高尚；身處逆境，而見其達觀。先貶夷陵，而夷陵治；再貶滁州，而滁州治；復歷揚、潁諸州，而諸州治；知開封府，而京師又治。在臺諫，則敢“橫身當眾怒”；做官員，則敢“孤忠一許國”。此種果敢之氣，剛正之節，千古而下，亦是感佩人心。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足見中山先生之慧眼卓識也。慧眼卓識，再經大手筆經營，“六一風神”更是了得。在中山先生筆下，歐公的文壇領袖風采更是燦然。歐公是宋代文學的巨擘，其文、其詩、其詞，都對宋代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晚唐五季至宋，統治文壇的是四六文。此時的四六文已發展到另一，浮艷華麗，內容空虛，而文質卑弱；至慶歷年間以孫復、石介為代表的士人反對四六文風卻又大倡一種所謂的“太學體”，詞澀言苦，險怪奇曲，風行一時。歐陽修力斥這種浮艷四六時文和“太學體”，推動並領導了宋代的古文運動。其措施有二：一是以行政手段強硬入手，以主持嘉祐二年（1057）貢舉之機，采取斷然措施，對作文遵從“太學體”的士子，一概不取，使得“場屋（科場）之習從此遂變”；一是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力矯之。歐公通過近千篇古文的創作業績，創作出大批自然條暢、博采眾長的古文，“天下翕然師尊之”。以其巨大之影響，又經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等大批人士的力推，歷經30餘年，終於徹底糾正了文風，為宋代古文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並影響了後來近千年的古文創作，以此觀之，歐陽修功莫大焉。三代秦漢之文，涉魏晉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宋史·歐陽修傳》的這段評論，可謂的評。

    歐公的詩作有860多首，平易曉暢，其風格對宋詩的發展影響巨大。中山先生自覺將歐公的詩論與創作實踐相聯繫，認為其詩的特點就是率真隨意，以散文句式入詩，以古文章法寫詩，以議論入詩，這些詩句帶來了平易曉暢的優點，顯然也帶來了淺白直露之不足。雖然，瑕不掩瑜也。歐陽修的詩風，逐步奠定了有別於唐詩的宋詩面目，以文學史角度去審視，應該說宋詩是對唐詩的突破和發展，在這方面，歐公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歐陽修的詞作有260多首，使用詞牌達70多個。他將詞的創作，貫穿於其創作之始終，並將詞自覺地提升為文學的主要體裁之一的地位。中山先生認為，歐陽修在宋詞發展中是位標志性的人物，其對宋詞發展有三方面的貢獻：將詞提升到文學的主要體裁的地位，將宋詞的發展成熟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為宋詞取得與唐詩並駕齊驅的歷史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大開拓了宋詞的題材範圍，使詞突破了“艷科”的藩籬，而與詩一樣，承載起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文學功能；為宋詞豪放派開闢了門徑，使詞從“艷科”向社會化擴大，從柔媚向陽剛播遷，終使詞在婉約與豪放之間和諧發展，而取得了卓越的文學地位，歐公是一位開山式的人物。

    將歐陽修的文學成就作深入研究，研究的結果令人耳目一新，中山先生之慧眼，若非洞悉歐公之作，何能至此！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觀“六一風神”的。細檢《讀歐隨筆》中，人所已道，則見其所道之精警，醉翁之樂足典型也；人所未道，則見其所道之精妙，碑志文字不可忽也；人所易道，則見所道別開生面，友誼如山之重也；人所難道，則見其雄辯滔滔，論歐公前後思想之變化是也；人已涉獵者，則見其匠心獨運：“慶歷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見解之深邃也；獨具個性特色的《新五代史》評說，見解之精準也；人未涉獵者，則見其獨有會心，《秋聲賦》詣意之探秘也；史事聯繫今日現實之借鋻也。凡此種種，中山先生皆以慧眼觀之，然後爛熟於胸中，而衍以成文。每下一義，或有水到渠成者，而大抵煞費籌思；每發一論，或有出口成章者，而大抵厚積而薄發；每有一悟，或有妙手偶得者，而大抵經過熟慮；每成一篇，或有下筆立就者，而大抵費時旬月直至累月。看來字字皆心血，我兄辛苦不尋常。以十餘載之努力，研歐不已，積數十年之學問，終於有成。而《讀歐隨筆》即將付梓，我謹向中山兄祝賀。歐公千載而下，又逢識者，大是幸事；中山兄思接千載，而觀“六一風神”，大是雅事。幸者，知歐公名垂之不朽；雅者，知中山兄研歐而有大成。幸雅相合，《讀歐隨筆》必將自立於書林也。謹為序。

                                                                         
2016.7.16西安

2. 書摘

                             歐陽修的生平和他所處的時代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自稱“六一居士”，江西廬陵人，生於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

    歐陽修是我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不僅文章寫得好，詩也寫得好，詞也寫得好。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他是一個中堅人物，宋代的王安石、曾鞏和三蘇都是他的門生，他是名副其實的北宋文壇領袖。同時，他也是史學家、經學家、金石學家和著名的政治家。他主持編撰的《新唐書》和獨立撰寫的《新五代史》，歷來以“言約事豐”“事信言文”而受到史學界的稱贊，甚至有人認為，他在史學上的成就毫不遜色於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他對《詩》《書》《易》《禮》《春秋》等先秦經典的研究，不惑漢唐人的傳注，獨闢蹊徑，自成一家。在金石學研究方面，更是獨樹一幟，被後人稱之為金石學之鼻祖。因此，可以說歐陽修是一個全面的文化人，無論在北宋文壇，還是中國文化史上，他都是一棵大樹，一座大山。

    歐陽修出生於一個小官吏家庭。他的父親歐陽觀，做過綿州推官、泰州判官。推官判官都是州官的幕僚，級別較低。歐陽修4歲失怙，他母親鄭夫人帶他投奔在隨州做官的叔父歐陽曄。歐陽曄也是小官，家貧。不過鄭夫人出身於江南大戶人家，能識字斷文，因此就在家裡教歐陽修識字讀書，並經常給他講他父親為官清廉、忠孝仁厚的故事。這些對歐陽修性格的培養、人品的形成，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歐陽修的青少年時代，基本上是在隨州度過的。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他參加科舉禮部考試獲，殿試獲甲科第十四名，被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與西京留守推官”，從此正式走上仕途，這年他24歲。歐陽修走上仕途的站，遇到的環境很好。西京留守長官錢惟演，是一位真宗朝的老臣，也是西昆詩人集團的主要人物，他十分愛惜人纔，待僚屬非常寬厚仁愛，再加上通判謝絳，也是一位文章高手，通明豁達。當時在錢、謝幕府裡集中了一大批文學之士，梅堯臣、尹洙、楊子聰、張應之、陳經、王幾道等等。特別是詩人梅堯臣(字聖俞)和古文家尹洙(字師魯)，都是詩文高手，和他們成為至交，對歐陽修的詩文創作影響很大。他曾在《記舊本韓文後》中說： “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當時整個社會上的文風是以楊億、劉筠的“四六文”為正宗，號稱“時文”，以此“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但他毅然拋棄作“四六文”，認為尹師魯文章“簡而有法”，於是走上以古文創作為宗旨的道路。

    這裡有一個故事，他到洛陽第二年，錢惟演在官署造了一座雙桂樓，落成時就讓謝絳、尹洙和歐陽修每人寫一篇記，結果謝絳寫了500多字，尹洙隻寫了380多字，而歐陽修寫了近千字。歐陽修感到自己的文章不如尹、謝的文章好，就連夜改寫了一篇，結果比尹洙的文章還少了幾個字。尹師魯稱贊他：
“歐九真是一日千裡!”古人作文是以言簡意賅為上，不像我們今天，看誰能寫大塊頭文章。從此歐陽修文名大振，為世所稱道。在西京做推官三年，是歐陽修一生為得意的三年，也是他青年纔子“詩酒風流”的三年年（1034）三月任滿回京，被王曙推薦進入學士院，做館閣校勘。“校勘”雖然還隻是準館閣成員，但是這是仕途十分重要的一步。在宋代館閣是“清華切要”的機關，從校勘到校理，再到修撰、知制誥、翰林學士，就是走向權力的層參政、宰相的途徑。這時歐陽修28歲。正在他仕途順遂時，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權知開封府的範仲淹上書批評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用人盡出私門。結果惹惱了仁宗，就把範仲淹貶到饒州去了。這時年輕正直敢言的歐陽修，認為範仲淹為官清廉，立朝有本末，理在範仲淹一邊，不該被貶，就給諫官高若訥寫了一封著名的信《與高司諫書》，痛斥高若訥作為諫官，不僅不替範仲淹辯誣，反而“落井下石”，真是“君子之賊”“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會被歐陽修寫作的技巧、論辯的周密、語言的尖銳潑辣、正氣逼人的風範所震撼。當然，結果不難想見，一個小小的低級官員，是鬥不過宰相的。歐陽修當即被貶為峽州夷陵縣令，那時他還不足30歲。

    這一貶就是6年，先後知夷陵、乾德兩縣。仁年(1040)，歐陽修調滑州武成軍判官，不久回京，復位館閣校勘。慶歷二年（1042）又出任滑州通判，次年三月回朝知諫院。當了諫官，這正是歐陽修正式展示其政治抱負的時期。諫官是干什麼的呢?他說： “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這就是歐陽修心目中諫官的形像和職責。這期間，歐陽修向仁宗皇帝寫了大量的上書，分析天下形勢，陳述朝政缺失，提出改革朝政的一繫列建議，充分表現了一個“以身許國”“公忠謀國”的直臣形像。從仁宗慶歷三年到慶歷五年（1043—1045），他積極投身於範仲淹領導的慶歷改革鬥爭，而且始終站在鬥爭線，撰寫了許多著名的論戰文章。《準詔言事書》《本論》《原弊》《朋黨論》等，都寫於這一時期。他的這些政論文章，為範仲淹的慶歷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顯示了歐陽修改革勇士和政治家的風采。然而由於仁宗的軟弱動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龐大，慶歷改革一年多就失敗了。慶歷五年(1045)，歐陽修被貶知滁州。從這次被貶到仁年(1054)被召回京，首尾十年。中間他歷知滁州、揚州、潁州和南京(商丘)，從不足40歲到近50歲，已是滿頭白發，兩眼昏花，令仁宗感到喫驚。然而具有戲劇性轉折的是，自此以後的十多年，歐陽修卻是官運亨通，他越是要求急流勇退，越是不斷升官，由翰林學士主持了修編《新唐書》，嘉祐二年（1057）主持禮部貢舉，不久又接替包拯權知開封府八個月，嘉祐五年（1060）拜樞密副使，第二年又拜參知政事(副宰相)，這期間在翰林苑六年，在參政崗位首尾八年。到英宗朝由於健康原因，他不斷上表請解除“機務”，再加上“濮議之爭”，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在他的再三請求下，罷參政，出知亳州，又知青州、蔡州，神宗熙寧四年（1071）六月，六十五歲的歐陽修正式被批準致仕(退休)，古代是七十致仕，他算是提前退休了。第二年七月在潁州的家中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謚“文忠”。

    北宋共167年(960—1127)，歐公誕生時，北宋立國47年，歐公去世以後55年北宋被金滅亡。歐公正好生活在北宋中期。他從政四十二年，仁宗朝三十二年，英宗、神宗朝十年。這一時期正是所謂“百年無事詔書稀”的和平時期。其特點：一，經歷了太祖、太宗兩朝，結束了五代及平定十國的戰亂局面，北方的契丹經過真年（1004）的“澶淵之盟”，解除了對宋的威脅，西部邊疆的西夏王朝羽翼未豐，尚不構成威脅，相對來說，國內處於和平發展時期；二，從宋太祖、太宗起，先後采取了一些與民休息、鼓勵農民發展經濟的措施，經濟有所發展，人口增加；三，改革完善了科舉制度，社會中下層士人有了進身的機會，加上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崇儒佑文，重視知識分子，社會政治環境比較寬松，言論較為開放。因此，出現經濟文化繁榮的局面。中國古代從宋代開始真正實行文官執政。

    但是，事物總有兩面性，在一片繁榮升平的局面背後，便出現了：一，人們因循苟安，社會管理疲軟，特別是官員因循保守，不思上進；二，貧富兩極分化，農村土地兼並日益嚴重，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三，實行募兵制，優待兵士，又不加強訓練，因此，兵冗將弱，毫無戰鬥力，據有關資料，國初太宗時，軍隊約22萬人，但到仁宗慶歷年間就達140萬之多，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四，科舉取士過多，再加上繁多的恩蔭任子，官吏隊伍迅速擴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超編太多。據有關資料，太宗時全國官員不足萬人，仁宗時增加近一倍，後來多達24萬人。這樣兵多官濫，嚴重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激化了社會矛盾。到仁宗慶歷時，西夏王朝李德明的昊勢力迅速擴大，不斷威脅宋王朝二年（1039）至慶歷初起，宋王朝對西夏作戰屢屢失敗，北方的契丹也頻頻發出南下的威脅，因此宋王朝每年都要向西夏、契丹輸送幾十萬兩的白銀以及大量的絲絹、茶葉等，以求苟安。這樣從景德到慶歷的四十年中，人民的賦稅增長了近四倍。仁宗慶歷三年（1043）又連續發生(山東)王倫兵亂，京西商州張海、郭邈山領導的農民起義；河北保州也發生兵變；西南(湖南、廣西)一帶又出現蠻洞叛亂。

    面對如此形勢，歐陽修在《準詔言事書》中指出：
“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這就是歐陽修所處時代的大概情況。

    歐陽修不僅是作家，更是官員，是政治家。他一生做官從縣令、知州直做到副宰相，主要是從政。他在政治上有兩大重要表現：一是積極促成和參與範仲淹領導的“慶歷新政”；二是宋仁宗死後，他協助宰相韓琦，順利實現英宗即位的過渡。他的文章詩詞基本上是他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不了解他的生平和所處的時代，就無法充分了解和理解他作品的深刻內容，因而也不能真正了解歐陽修

                                歐陽修的治國理政思想

    歐陽修是北宋政壇上一位頭腦始終清醒的政治思想家，也是一位以身許國、剛正不阿的忠臣。他出身寒微，來自社會底層。自從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科舉入仕，先後經歷了洛陽幕府推官，夷陵、乾德縣令，滑州通判，入諫院為諫官，積極參與範仲淹領導的慶歷改革。慶歷改革失敗，他被貶為滁州知州。此後又先後為揚州、潁州知州，應天府南京留守司事，在外十年年（1054）夏，再次入朝權判吏部流內銓，旋改唐書局，遷翰林學士。嘉祐二年（1057）主持科舉，得人甚多，為奠定北宋詩文革新影響深遠。次年權知開封府，歷時不足一年，專修《唐書》。嘉祐五年（1060）為樞密副使，次年改參知政事。在二府首尾八年，參與贊立英宗、神宗。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他出朝先後知亳州、青州、蔡州。熙寧四年（1071）致仕歸潁，五年（1072）去世。在諫院期間曾以朝廷要員出使河東、河北巡察民情，處置北方邊防事務。至和二年（1055）還曾以使臣身份出使契丹。他一生仕宦四十餘年，曲折艱辛，閱歷豐富，勤學善思，深知當世事務，亦洞悉時政之弊。從慶歷初年至致仕，先後向朝廷寫了近250篇奏章，既有具體人物、事件的批評建議，又有對國家時政方針的分析評判，充分體現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為政主張，其中許多見解和主張，直到今天看來仍不失其積極意義和借鋻價值。

    反對吏風“因循”，要求“按察官吏”。由於長期的和平安逸環境，到北宋中期，“因循”成為官場的極大弊病。歐陽修在《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一詩中，對當時官吏的“因循”之風做了十分形像生動的描繪：
“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遊以為高，寬縱以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雲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寢隳頹，紀綱亂紛紛。”所謂“因循”，通俗一點說就是守舊懶惰，為官不為，得過且過。因此，在他的詩文中，“因循”二字出現頻率，抨擊也力。

    治國之要在治吏。這是古今有政治遠見的政治思想家的共識。吏風好壞不僅直接影響民風世風，而且關繫著國家的興亡。所以，慶歷三年（1043）歐陽修一入諫院，就呈上道奏章《論按察官吏札子》，說： “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疫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其時，官吏隊伍現狀卻是：
“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他要求朝廷“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干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進行按察考課，並提出具體按察之法。但是當軸者並沒有按他的建議施行，而是讓各路現任轉運使兼按察使。這實則是敷衍應付之舉。於是他再上《論按察官吏第二狀》，說：
“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然而歐陽修的滿腔熱情和願望，並未喚起當軸者的重視。不久他又上第二道奏章：《再論按察官吏狀》，說：
“臣自初忝諫官，於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隻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又說，這些人有的就是應該按察的對像，有些人借口繁忙不肯盡責，結果隻能徒具虛名，使“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他特別強調那些“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贓吏”，他們“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更深，縱而不問”。這種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又說：
“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其語懇意切，拳拳之情溢於言表。

    歐陽修關於整頓吏制的主張，與範仲淹慶歷改革提出的“明黜陟”是完全一致的。可惜慶歷改革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因此，歐陽修關於整頓吏治，改變官吏“因循”之風的主張也就無果而終。

    說到範仲淹和歐陽修，不能不涉及宋仁宗。歐陽修的一生，政治活動主要在仁宗朝，仁宗對歐陽修的忠誠敢諫也是比較賞識的，不能說是昏君，但其性多疑、耳根軟、缺乏勵精圖治的精神，隻能算是一個守成的庸主。因此吏制的“因循”之弊始終是北宋中期的痼疾。

    批判損農“三弊”，疾呼“務本興農”。農業在自然經濟的社會中，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它不僅指農業生產，還包括農村社會和農民的生存狀況。歐陽修繼承了古代先賢關於農為“天下之本”的思想，十分重視農民、農業和農村社會的情況。大約在明道、景祐初年，他就寫了一首政論詩：《答楊闢喜雨長句》，表達了他的農本思想：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無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為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常備三年兇。縱令水旱或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遊惰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並奉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蜂。是以比歲屢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賴天閔民不責吏，甘澤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景祐三年（1036），年僅三十歲的歐陽修，寫了一篇《原弊》，專門分析當時農村社會狀況。文章開宗明義：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然而現實情況呢？“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事者，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農民的生存現實呢？“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采橡實蓄菜根以延鼕春。夫糠核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嘆也！”之所以出現農村凋弊，民生疾苦如此，根本原因是有三弊：
“有誘民之弊，有兼並之弊，有力役之弊。”尤其是“誘民之弊”為害深。所謂“誘民之弊”，一是國家縱容優禮佛道，於是許多青壯勞動力離開農村去當僧侶，過著“坐華屋，享美食”的不勞而獲生活。據《宋史紀事本末》卷22，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全國僧侶多達40多萬。二是荒年招募青壯年當兵。此項政策自從宋初就開了先例。意在防止荒年發生民變。據宋人晁說之《嵩山文集&midd符三年應詔封事》記載，宋太祖曾對宰相趙普說，此法“可以利百代者，唯養民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以後遂成為宋代的“祖宗家法”之一。於是一遇災荒饑年，州縣官吏就到鄉村去招募廂兵禁兵，甚至用尺度量其高低，凡是身體健壯者就招收為廂兵或禁兵，而且招得多還有賞，這些人一旦為兵就過著“終身安佚而豐腴”的生活。結果留在田畝中的隻有老弱病殘者，造成田園荒蕪，農村凋弊。由於上述“誘民之弊”，更加劇了農村土地兼並，少數大戶占田及百頃，招養客戶，客戶為生存又向主戶以幾倍利息舉債，造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從而又帶來國家稅賦流失。所謂“力役之弊”，就是餘下的少數自耕農戶，還要負擔繁重的公役伕差，實在承受不了，“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出”。

    針對以上三弊，歐陽修在《通進司上書》中提出借鋻古代墾荒、屯田的經驗，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尤其是京西不耕之地甚多，督責遊手好閑子弟復歸農畝，國家給以幫助支持。再就是十幾萬鄉兵“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他在《本論》中提出排佛固本，使佛教僧徒返回田畝。其三，國家應“量民力而制國用”，不能“量國用而取之民”，切實減輕人民稅賦。其四，慶歷四年（1044）他出使河東歸來以後，還給朝廷寫了一道奏章《請耕禁地札子》，建議朝廷允許北方與西夏、契丹接壤的沿邊四州軍邊民耕種過去被禁耕之地，每年可得糧食數百萬石，既可以阻止西夏、契丹侵占，又可減輕內地每年輸邊供給之困。他的這一建議被擱置多年以後纔實行。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歐陽修主張寬簡便民的施政觀念。他實是一位清官循吏，仁民愛物，體恤民情。在他寫給朝廷的奏章中，直接涉及民生疾苦利害的就有數十篇。如：《論乞賑救饑民札子》《論救賑雪後饑民札子》《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札子》《論救賑江淮饑民札子》《放燈札子》《論孟陽河開掘墳墓札子》等等。慶歷四年他奉命出使河東、河北，先後向朝廷上了70多篇奏章，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直接關涉農民利害的內容。至和二年（1055）他先後三上《論修河狀》，希望災年不要興大役，虛費民財民力。總之，一遇災荒他就向朝廷上書建議賑災救民，發放糧草或減免賦稅，節用愛民，不做無益害有益之事。他在《本論》中說“上之治下，簡而不勞”。在《論慎出詔令札子》中說：
“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朱熹《朱子考歐陽文忠公事跡》中引歐陽修話： “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朱熹說： “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有人問歐陽修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是何原因？歐公的回答是：
“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唯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這也就是今天人們常說的“要有為有不為”之意，實則也是一種領導藝術。歐陽修這些寬簡便民主張，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是為了“務本興農”。

    革除“三冗”之患，以解“財用困乏”。北宋到仁宋時期，冗兵、冗官、冗費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困擾朝廷長期不得解決的糾結。所謂冗兵，前面已提到荒年招募廂禁兵的情況。歐陽修年（1040）的《通進司上書》中說： “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在慶歷二年（1042）《準詔言事上書》中又說： “今沿邊之兵七八十萬，可為多矣。”這已是宋初全國兵力的兩三倍了。所謂冗官，就是官吏隊伍空前龐大，冗員甚多。他在《再論按察官吏狀》中說：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缺，眾人爭之，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宋代入官途徑主要有三：一是科舉入官。從宋太宗時開始，不斷擴大科舉錄取名額。據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中論述：“唐代每年錄取不過二三十人，額也隻有咸寧四年（673）的79人。而宋代太平興國二年（977）即增至為109人年（1034）再增高至501人，宣和六年（1124）竟達805人，超過全盛日二十九年所取進士總和。”而且唐代科舉及第之後並不立即授官，還要經過入仕考試纔能授官。比如著名文學家韓愈進士及第後經過長達十年、三次入仕考試都未能錄取入仕，後來隻得去給軍閥張建封當幕僚。但是，宋代隻要科舉及第，立即就授官入仕。這就使官吏隊伍迅速擴大。再是蔭補入官。此法也稱為“任子”“世賞”制度。規定凡是中高級官員按品級高低，其子孫、本宗及異姓親屬，甚至門客，皆可補官，而且機會很多，這成為科舉之外重要的入官途徑。其三是在職官員還可以向朝廷舉薦選撥社會閑散士人為官。這幾種情況就是歐陽修在《再論按察官吏狀》中指出的“入仕之人無定數”現像。而且宋代實行的是文官執政，官吏待遇都比較優厚。因此，龐大的軍隊和官吏隊伍，國家的財政負擔可想而知。再加上朝廷動輒大興土木，虛耗國力民財，冗費之巨，國家“財用困乏”就成為必然之勢。

    如何解決“財用困乏”問題呢？歐陽修先後提出多項建議和主張。一是要強農固本，節用愛民。他在《原弊》中說：
“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二是精練兵卒，裁減冗員。在《準詔言事上書》中說： “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三是整頓官吏隊伍，澄汰“冗濫之官”。在《再論按察官吏狀》中說：
“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四是國家不與商賈爭利。在《通進司上書》中說： “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建議要“不惜其利而誘大商”“不惜其利而誘販夫”，隻有“誠能不較錎銖而思遠大，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鹽、茶歷來是國家專控專賣，不允許私商經營。歐陽修根據宋代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現實，能夠與時俱進，打破傳統舊制觀念，提出允許大商小販經營鹽、茶，促進商品流通，是了不起的卓識遠見。五是停止大興土木，以減虛費。他在《論罷修奉先寺等狀》中說：
“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讬名祖宗，張大事體。”於是要求“便行寢罷”。

    改革朝政管理，明賞罰求實效。這是關於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的問題，或謂之帝王御國之術。宋仁宗朝，朝令夕改，互相矛盾；官吏有功不賞，有過不罰或亂賞亂罰；隻圖形式不講實效的問題，十分普遍，甚至有點隨心所欲，任意行事。歐陽修在《準詔言事上書》中把它概括為“三不”，即：
“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他說： “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然後他詳細分析了朝廷不慎號令、不明賞罰、不責功實的表現和危害。說：
“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有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嘆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對於不慎號令，他在《論討蠻賊任人不一札子》中舉了一個典型事例，湖南發生蠻族暴亂，朝廷在短短幾天之間先後差遣5個“令專了蠻事”官員，而且5人“不相統制”，這該以誰的意見為準？確實荒唐可笑。在不明賞罰方面，歐陽修說：
“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對此他在《論慎出詔令札子》中，也舉了一例典型。說朝廷下詔“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此人在陝西有劣跡，“至今西人怨謗不已”，朝廷“善惡不分，無所激勸”。關於不責功實，在《準詔言事上書》中說：
“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如招募的兵不少，但“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就是這樣的兵，“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再是兵器“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總之，隻圖形式、數量不求實際。因此，他建議要“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他還在《論乞令百官議事札子》中提出：
“凡軍國大事”，要“集百官參議”，認為這樣既可防止決策失誤，又可避免朝令夕改，使上下難以適從；同時在廷議中還可以發現人纔。這就很有些集思廣益、民主決策的意識。在《論按察官吏狀》中，建議明立“黜陟之法”，獎優罰劣。在《論軍中選將札子》中，提出用比武淘汰法，選出精明強干的將領，然後士兵嚴格訓練，雖不能以一當百，也要以一當十。他在出使河北權知鎮州時，給朝廷建議《乞置弓弩都作院》，並親自主持制造兵器，“選得專一監官，柬擇精好工匠，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賞罰”，責其完成。這一切清楚地表明歐陽修為政的慎密嚴謹，求真務實的思路和作風。

    除上述幾個方面以外，在軍事、外交、教育、人纔選撥等方面，歐陽修都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主張。對於北方契丹、西邊西夏的威脅和侵擾，歐陽修始終是堅定的抗戰派，反對朝廷一味奉行“幣帛買和”的做法。在他為朝廷寫的奏章中，涉及契丹、西夏的奏章，就有數十篇。他認真分析契丹、西夏的關繫及軍力國情，審時度勢，提出戰略對策。如鋻於與契丹有“澶淵之盟”的協定約束，隻要不給對方制造借口，就可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御備”“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嚴加防犯就可以（《論河北守備事宜札子》）。但是，對西夏的不斷侵擾，則要堅決抗擊。在《言西邊事宜》的兩篇札狀中，他主張利用其與契丹的矛盾，選擇其薄弱環節，集中力量，出奇兵速戰，以挫其銳氣，逼其就和。在與契丹、西夏的外交關繫上，《論契丹求御容札子》中，他提出“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的四項原則，體現有禮、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教育方面，他在《議學狀》中說：
“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國之本務。”倡議國家特創新學，“立三舍”，分步驟從德、材、學三個方面培養人纔，避免僅憑科舉一卷定終身之弊。在選撥人纔上，他主張“不限資例”“唯材是舉”。鋻於朝廷選撥人纔實行舉薦制，他在《準詔言事上書》中提出：
“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干之人；有贓污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行改官，則清干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因此，他提出“舉官當選擇舉主”，纔能避免賢惡混雜的狀況。而且在《論臺官不當限資考札子》中，進一步提出要朝廷“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這都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思想。

總之，歐陽修的治國理政思想和主張，內容豐富，涉及到政治、經濟、官吏制度、外交策略、領導藝術各個方面，其中許多觀點，至今仍不失其積極意義和可借鋻的價值。但是，由於他一生始終處於侍從和輔助的地位，不像韓琦和王安石等，處於當軸地位，獨當一面。因此，他的治國理政思想和主張，並未能盡為當軸者接受和采納。就他本人的政治實踐而言，也隻能在其有限的範圍，盡量做到“寬簡”“便民”“不擾”而已。他在晚年寫給焦千之的信中說：
“一從吏事，便為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便當屈伸取舍，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為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為易守也。”（《書簡》卷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惋惜和無奈，也為我們準確地把握和理解歐陽修慶歷五年（1045）以後的變化提供了一條重要依據。